二十四史的说法源自乾隆皇帝，总计四千多万字，记载了黄帝到明朝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千年左右的历史。
二十四史是我国宝贵的精神财富，除了前四史之外，只有一部新五代史属于私人撰写，出于众人之手的史书尽管卷帙浩繁，可即便是同一部书的某些篇章水平也是略有不同，所表述的东西也不能一以贯之。
在二十四史之中，若论文学水平和史学水平，史记和汉书可以并称第一，而且各有千秋。
自《史记》和《汉书》问世之后，关于两者孰高孰低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有的人褒《史记》贬《汉书》，有的人褒《汉书》贬《史记》。唐代著名的史学家刘知几就批评司马迁：
皆采为逸事，编诸史籍，疑误后学，不其甚邪！
而宋代的史学家郑樵对《汉书》有过激烈的批评，他认为班固写史：
······自《春秋》之后，唯《史记》擅制作之规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旨，司马迁之门户自此衰矣。
总之唐以前更重视《汉书》，宋以后更看重《史记》。宋代著名的大儒朱熹将所藏《汉书》44部送白鹿洞书院，希望学者们可以耐心研读。
我们今天再来阅读《史记》和《汉书》的时候，将二者并列是毫无问题的，那么两者之间有哪些细微的区别呢？我试着举几个例子说明一下。
同样是写项羽的传记，《史记》中有《项羽本纪》，汉书中有《项籍传》，虽然班固所写全部来源于司马迁，但是偶尔还有剪裁。项羽取得巨鹿之战胜利之后，史记这样描写：
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
同样的描写，在《汉书》之中，就变成这样：
楚战士无不一当十，呼声动天地。诸侯军人人惴恐。于是楚已破秦军，羽见诸侯将，入辕门，膝行而前，莫敢仰视。
司马迁连用三个“无比”，看似啰嗦，实际上加强了楚军的气势，突出了项羽的勇猛，而在班固这里，行文虽然简洁，气势却是输了司马迁一筹。
当然班固也补充了很多史实，《史记·高祖本纪》里面没有记载刘邦是如何称帝的，而在《汉书·高帝纪》更加清晰的写出了刘邦继位的始末：
楚王韩信、韩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吴芮、赵王张敖、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大王陛下：先时，秦为亡道，天下诛之。大王先得秦王，定关中，于天下功最多。······昧死再拜上皇帝尊号。”······汉王即皇帝位于泛水之阳。尊王后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媪曰昭灵夫人。
还有很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比如萧何的传记本来很是简略，《汉书》却加进去很多事件，并没有进一步对萧何的性格进行补充式的描写，所以有的人喜欢，有的人就不喜欢。
《史记》和《汉书》除了写法有不同见解，作者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嘲笑。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这样评价司马迁：
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
前一段是讽刺司马迁太过于看中社会的底层以及当时环境下不太受关注的一些细枝末叶，后一句是讽刺司马迁不识时务，即便读了那么多历史，也没有吸取教训，遇到事情全身而退。
而班固自己的下场又是如何呢？
范晔在《后汉书·班彪传》写道：
固伤迁博物洽闻，不能以智免极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
意思是说你嘲笑司马迁不能用自己的才智豁免罪过，你不还是一样让自己死在牢狱之中。
至于哪部编写的最差，很多学者一致认为是《元史》。
实际上很多正史在面世之初都曾遭到过非议，魏齐写的《魏书》一度因为借修史酬恩报怨而饱受批评，而且书以东魏北齐为正统，不为西魏三帝立纪，甚至将刘宋的南朝称为岛夷。到了隋朝，文帝和炀帝都曾经想着重新修“魏书”，最后只能不了了之，《魏书》得以流传到今天；今天看到的《晋书》是李世民下令编修的，原本流传的十几种“晋书”被取代了。《晋书》的编纂多采用志怪之事，虽然历代史书在描写开国之君的时候，不免会有神话色彩，但是《晋书》的这种色彩太浓重，历来为人诟病，实际上，《晋书》的这种色彩，从侧面反映了两晋的时代特征，更能看出两晋时期崇尚玄谈、崇信老庄的时代背景，同时为佛教在中国开始大面积流传提供了一个解释的原因；《旧唐书》成书仓促，有很多史实错误，但是由于它成书距离唐代时间短，保留了很多宝贵的史料，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欧阳修等人修编的《新唐书》出世之后，也未能将《旧唐书》取而代之，也能解释为何司马光后来修编《资治通鉴》多取材《旧唐书》而非《新唐书》；《宋史》《金史》和《辽史》都是元朝修订的史书，异常粗糙，很多事情前后不搭，有的人物有两个列传，有的传记本来附在谁的传记之后，结果没有，但是这些书好处是抄自原始材料，最大程度保持了一手材料的原貌，就算文学价值较低，也是有较高的史学价值。
那么为何众多学者认同《元史》最差呢？
《元史》修编开始于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二年，朱元璋急于确立自己夺得江山的合法性，所以在自己登基第二年就开始号召修《元史》，而且朱元璋要求史官“直述其事，毋溢美 ，毋隐恶，庶合公论，以垂鉴戒”。
《元史》以元朝的《十三朝实录》和《元经世大典》为基础，任命宋濂为负责人，由于缺少元顺帝实录，修书只能搁浅；接着朱元璋又派人收集史料。洪武三年明太祖再次继续修《元史》，二月六日到七月一日，《元史》粗成，成书仅用331天。
乾嘉三大家之一的钱大昕说：“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无如《元史》者。”钱大昕可是通读过二十四史的人，他的话应该很可信。
清代汪辉祖写了一本《元史本证》，书中指出《元史》中多项错误。例如：
如速不台与雪不台本是一人，完者都与完者拔都是一人，石抹也先与石抹阿辛是一个人，《元史》中都列有两传。再者，译名不一，如八思巴，又译八合思八、巴思八、八合斯巴等。
钱大昕有志重修元史，可惜未果。
即便是这样，《元史》的地位依旧没有办法改变。到了民国时期，曾任大总统的徐世昌有感于《元史》粗糙，决定重新修订，于是有了《新元史》，书中增补了许多列传，原来《元史》没有记载的徐寿辉、张士诚、陈友谅等，《新元史》皆一一列传。
至此，中国正史由原来的二十四史变成了二十六史（加上清史稿、新元史）。
作为记录中国发展脉络的二十四史（或二十六史），是无数人想要读完却没能完成的任务，人们对于读完二十四史的向往，也说明的国人对于历史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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