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我深爱的母亲
——谨以此文献给我74岁的母亲
我的母亲，1944年生，幼年时随姥姥姥爷走西口来到内蒙古河套地区，家中兄弟姊妹七人，排行老二。为了帮姥姥姥爷分担家务，没上过学，总说自己围着锅台转了一辈子，其实母亲地里的活也是一把好手，而且还有点完美主义倾向。在我心里，母亲和所有伟大的母亲一样，深爱着自己的家庭和孩子。
壹·年轻时的母亲
小时候家的样子大约就是小时候眼中母亲的样子。小时候，在我眼中，母亲总有干不完的活，准备一家大小一日三餐自不必说。农忙时和父亲起鸡叫睡半夜忙地里的活，农闲时挑灯熬夜做针线活，更有那猪羊鸡狗不论农忙农闲都一个个张大嘴嚷着要吃要喝，真是一刻也歇不下来。我总是跟在母亲腚后，盼望着她忙完眼前的农活带我回家、陪我玩，回家后却又发现还有更多的家务活等着母亲。
母亲性格开朗泼辣，干活爽快麻利。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母亲一个闺女家当了村里的妇女队长，无论集体组织什么活动都率先带头模范完成，在村里很有威信。母亲是那种啥也要做到极致好的女人，不难想像，当了妇女队长的母亲，给村集体出工时更是女人里做得头等好的，思想上也是极上进的。出嫁后一年，母亲生了我大哥，因为照顾孩子就主动提出辞去了妇女队长。自那开始便一心一意当起贤妻良母来，尽管有时脾气大的实在是令父亲和我们兄妹四人“敢怒不敢言”，不过用父亲的话说，我母亲是“刀子嘴豆腐心”。在我家用严父慈母形容不很恰当，用严母慈父倒还贴切。然而母亲严归严、骂归骂，但那母爱却丝毫不曾吝啬予我们兄妹四人。吃饭时母亲总把自己碗里的肉拣到孩子们碗里；晚上家里来亲戚住不下时总是母亲睡在柜上或者沙发上；母亲给我做的花裙子、花书包曾经是我满村子炫耀的资本。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们村包产到户第一年，村集体的枸杞地没人敢承包，那时候村民们都怕被抓了资本主义的尾巴，母亲看准时机，和父亲包下了那片枸杞地，秋后将晒干的枸杞卖给了旗里的医药公司，只一年就收入了大几千元，一下子轰动了全村，人称万元户。我现在看来那就是机遇吧。机遇转瞬即逝，第二年，村里人都知道承包枸杞挣钱，我母亲也没被抓了资本主义的尾巴，于是那片村集体的枸杞就真正的包产到每一户。因为这一年为旗里的医药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母亲还被旗里请去进行了表彰，领回了柔软的的猩红毛毯。旗里派专车来接母亲去接受表彰时，家里只有我和母亲两人，一时找不到人照看我，母亲就将我也一同带上，那是母亲人生中受到的最高待遇，也是我平生第一次出远门，那年我四岁。村里同去接受表彰的还有时任小学校长的我的四爹，因为学校的枸杞那年也卖给了旗医药公司。受表彰对象被安排在招待所，主办单位还安排了放映露天电影，吃的也是家里不曾吃过的几菜一汤。我母亲说我那时很胆大，和食堂的叔叔阿姨混的很熟，母亲去开表彰会我就在食堂混吃混喝。那次经历和那块毛毯所代表的荣誉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脑海里常常忆起坐在212专车上，车窗外划过的树枝渐次褪去，还有那一路上区别于我们村的那些不同的树、不同的墙、不同的房子、不同的路和不同的人们，还有招待所食堂那扇很大很重的门，都是外面的世界留给我的第一印象。
一直以来，父母亲的勤劳在十里八乡是出了名的，加上母亲对机遇的把握，换来的是家境的相对殷实。我小时候穿过的皮鞋、皮衣在村里是很洋气的。我还记得冬天冷的时候那皮衣又僵又硬，上面还有穿久了积的油垢，母亲常用毛巾给我往下擦。还有父亲在包钢干活挣了钱从包头给我买回来的充气小鹿、玩具望远镜是同龄小朋友没有的玩具，还有我头上扎的纱绸假花也曾被我蹦蹦跳跳满村子炫耀。
贰·中年时的母亲
我记得上小学报名时，是母亲陪我去的。那时候报名，让小孩子数数，能数上来就收下，数不上来就不收。因为哥哥们都先后在村学校里小学毕业，我的四爹和大舅也都在学校教书，那个负责报名登记的老师好像认识母亲称母亲为二嫂，笑着让我数数，我笑嘻嘻的快速数起来，老师也没听清我数得对不对，就收下了我。母亲很善言谈，我数完数听见她和别的叔叔婶子们攀谈起来，别的没记清，只记得母亲又说起她想上学却因弟弟妹妹众多，替姥姥姥爷分担家务而不能上学的遗憾，说起她如何听到校园里的读书声心里爱慕却只能在家里干活的无奈(姥姥家离校园东墙不足五十米)，每当听母亲说起这些，虽然听过许多遍却也从不厌倦，一边玩一边蹭在母亲身边抬头看着母亲，自己心里脑补着画面。
母亲还常说‘我和你父亲要是能念几年书，不是今天这样’。每每听了母亲的话，我心里的遗憾比母亲有过之而无不及。特别是在看到父母亲面朝黄土背朝天没日没夜的忙碌，汗一身，土一身，泥里来，土里去，我只恨不能让时光倒流，让母亲识字进学校。心里就觉得那学校是最好的地方，哥哥们坐在村里小学的教室里听课时，还不够入学年龄的我，常常探头探脑趴的教室窗台上或门框上偷听，听当然是听不懂的，能被教室里哥哥们看到就觉得很光荣，然后被讲台上的老师轰散又觉得很好玩。
关于上学的问题，母亲常说的还有一句话是：‘我没上过学，当了一辈子文盲，吃了一辈子亏，再苦再难都要让我的娃娃有学上’。就冲这句话，我就觉得母亲觉悟很高，在我心里就对母亲更加有了敬意，被母亲骂过也就不那么介意了。母亲还说，‘再不让娃娃们受这没文化的苦，日子要过得宽明大亮’。于是大哥的名字叫宽亮，二哥叫明亮。等到三哥出生时，没上过学的母亲和只上过一年级就为了替爷爷奶奶分担农活而辍学的父亲实在是想不出宽明大亮的近义词了，因为三哥属猴，就取名候亮，我认为这名字也是不错的，既和前面两个哥哥沿用了同一个亮字，也结合了三哥的属相，候本身有守望的意思，守望宽明大亮的好日子也不失为一个好名字。等到有了我，母亲更没有词来接上三个哥哥的亮字了，只说要叫四亮，后来又觉得女娃娃还是要起个女娃娃的名字，就起了个霞。
母亲是很爱好的，虽然是农村妇女，穿的衣服也很朴素甚至老旧，但补丁也是打的对称整齐。无论是下地还是到村里供销社买东西，出门前总要拢拢头发，拍拍身上的灰尘，或者用湿毛巾擦拭一下才肯出去，在人前仪态总是得体的，这点给我的印象很深。我上学时每年六一，学校都让穿白衬衣、白网鞋和蓝裤子，母亲总会去村里的供销社给我买上，再给我几角零花钱，让我过个嘴里咂着奶油冰棍的六一，虽然比赛成绩没名次，但也不耽误我在运动会场上从早玩到黑。
随着三个哥哥逐渐长大，上学费用越来越多，吃穿用度也日渐增多。到了农忙时，父母有时几天几夜不睡，连夜浇地、起甜菜、捶葵花、收小麦。面对繁重的农活，拼了全力的父亲偶尔会生了让哥哥们缀学回家务农的念头，每次都被母亲强力顶住。累极了却也是极要强的父亲，有时想想地里收不回来的庄稼，再看看别人家辍学务农的男娃替他爹出工出力，就把那毛驴、骡马、猪羊、鸡狗教训一顿来撒气，弄得满院子狗嚎羊叫，。此时母亲只是不说话，埋头干该干的事，只不松口让哪一个辍学；哥哥们更是不敢言语，利用放学、大礼拜或者暑假时间拼力下田、收割、锄刨，生怕一声令下，再也回不去那明亮的教室，也生怕自己也像父母一样要面朝黄土背朝天无休止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了。我常常想，这也一定是哥哥们和我在城里要拼个立身之地的动力所在了。
尽管家里的经济负担日益加重，父母亲脸上的皱纹也日渐增多，父亲的腰有时竞显出驮弯的形状，母亲也经常头痛、腰腿痛、关节痛、胃痛，毛病都找来了，我们兄妹每每开学时，母亲仍是让把钱带足了，给我们带上家里最好的被褥上学校，怕我们在学校挨饿受冻。回头想想，真的感激父母亲，和我们同龄的村里的娃娃们辍学的很多，每次大礼拜我从学校回到家，看到累的精疲力尽的父母，一大摊子的农活，以及饭桌上的粗茶淡饭，心里很无奈，替不下父母，少不得自己在学校节俭些，学习努力些，放假回到家勤快些，为父母分担些。可是哥哥们都大了，找工作要钱，娶媳妇要钱，我还在上学还要钱，父母顾不得身体疲惫，恨不得只有白天没有黑夜，只有春耕秋收没有冬闲，我也日益感到家里的拮据，心里恨不能赶紧毕业，不再伸手向家里要钱。
农村的生活也不全是疲惫和无趣。我家种地最多的那些年，每年夏天都雇一些摘枸杞和割麦子的长工、短工，特别是枸杞采摘期，雇的人快二十个。母亲为了调剂大家的业余生活，在不能下地的雨天，母亲会组织大家打扑克。一边摘枸杞还一边给我们讲口口相传的夹神带鬼的传奇故事，母亲具备说书人的潜质，讲得维妙维肖，我们最爱听，边听边摘着枸杞，不觉一天就过去了，大家干得也有说有笑。等到了冬天，母亲大部分时间都在做针线活，有时还唱大集体时学的红歌。母亲爱看戏，也爱看二人台，每年公社赶交流会(一年一度的文化经贸集会)都会去看，母亲跟我说戏文都是劝人的，在母亲这样告诉我之前，我只以为看戏是为了热闹。母亲嗓子好，也能唱几段二人台。记得二哥结婚时，双方亲家会面，母亲给亲(读去声)家唱过一段《打金枝》，我当时在屋外窗台底下正玩，忽听见家里传来响亮清脆的歌声，赶紧跑进去却见母亲已经唱完，手里拿着个酒杯一饮而尽，亲戚们正在鼓掌叫好，父亲在炕上举手直喝倒彩，可能是从来没听过母亲唱，父亲被惊到了，一时又不好意思叫好。那是我第一次在人前听到母亲唱二人台，也是唯一一次；第一次见母亲喝酒。后来我要求过很多次，母亲只说不会唱，央求不过，母亲给我教了《东方红》和《变工队》。那年是1989年，母亲45岁，头年五一我大哥结婚，隔一年我三哥结婚。母亲常说，一年娶一个媳妇，连娶三年。我形容那是三年困难时期。
叁·现在的的母亲
我参加工作后，在一家修理厂做销售，工资每月三百，那是1998年。母亲说，你能自己料理自己就行，不用往家里拿钱。我很感激母亲这样说，深觉母爱之伟大和无私。其实我实在是没有多余钱往家拿，只能拼力做到不向家里要钱。到此时，父母亲算是不再用供学生了。那时母亲54岁，三个孙子都已八九岁，在农村这个年龄有了孙子的很多。我希望父母亲能从此少种些地，少养些羊，放缓劳作节奏，降低劳动强度。后来才发现，希望只是希望而已，父母亲勤耕劳作已经是一种习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虽然老两口种的地越来越少，但是却始终将劳动量控制在他们的劳动力所能够承受的最大量上，无论我们兄妹何时回去，老两口始终是忙忙碌碌、永不停息，弄得我们每次回去也只好再换上“劳动服”撸起袖子加油干才能让老两口稍微满意。
随着通讯越来越发达，我从以前的写信问候改成每周给父母打电话问候，每逢节假日都回家探望，也就是每隔两月左右回去一趟的节奏，然而每次返程母亲都万般不舍，含泪相送。我从小眼看着一次次母亲含泪送别哥哥们求学、返城，哥哥们一步一回头难舍难离，我内心早已打定主意，将来等我长大了也要离家出门时，绝不像哥哥们那样一步一回头，说好了要走就要走得干脆利索，不让母亲再受这分别的伤痛。因为我知道，母亲对我的牵挂更甚哥哥们，我如若在分别时也表现出含泪不舍，母亲会更加牵挂难过。所以长大后每次离家我都表现出很淡定的样子，轻描淡写的告诉母亲，我几点要走，再过几周就回来，再说几句跟分别不相关的话题，尽量淡化离别的伤感气氛。在母亲的送别的视线内我绝不回头，我知道母亲懂我的用意。
随着父母亲年龄越来越大，以前耕种的土地都外包出去，羊也从一群变为几只，到后来养着的一只羊有点像养宠物，小羊晚上还和父母同住一个屋，母亲还到村西头打上牛奶给羊喂，倒是从来不舍得为了自己喝去买过牛奶。再后来一只羊也卖了，母亲说闲下什么也不做，会闲出病来，又买了些小鸡小鹅养，还能吃上绿色鸡蛋，猫咪也从一只养成了五只，最多时狗也养了三只。院子里种满了蔬菜，老两口吃不了多少，主要是给鸡和鹅准备的。母亲说每次给鹅倒进去拌有蔬菜的食，鹅都会笑得紧紧嘎嘎的，我倒是因此佩服母亲拟人手法用到神似。
母亲今年74岁，父亲78岁，仍在河套农村居住，不论谁劝，都不愿跟上儿女们一起生活，只说住楼房就像是坐监狱。父亲因为家庭原因幼年就开始干重体力活，且又是有十分力要使出十二分的人，老年后常常浑身关节疼痛，近几年更是走路需要倚靠拐杖。母亲年轻时倒是常常闹病，如今稍比父亲硬朗些，可以照顾着父亲。然而毕竟也已年过古稀，走路渐渐显出二十年前我姥姥的体态来，我常坐在母亲对面观察着母亲的脸庞，每发现添了新的皱纹，心里会隐隐作疼，却也不敢直接说，有时我会像儿时那样调皮的噌噌母亲的脸，又怕母亲不适应，讪讪的笑笑去做别的事情。即使这样，老两口仍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到不倚不靠。虽然一应吃穿用度不再用老人自给自足，然而除却一日三餐得靠自己做熟外，还得饲养那些小动物们，再加上菜园子和家务，老两口还是闲不下来。
今年五一小长假我们一家三口回家住了两天，刚过不惑的我，跟着年过古稀的父母忙碌了两天，给浇菜园的水井买水泵、换水泵；为了给屋后做围栏，锯木为杆，挖坑深埋，水泥浇筑；给雇来做彩钢顶的焊工做饭，捎带做家人的饭；去村加工厂加工玉米饲料，等到下午就已经腿酸的直往地上坐。倒是母亲直说，你们不常干这活的，不习惯，回去躺一会儿吧。母亲却和父亲又在伺候那些个鸡鹅猫狗们，看上去十分忙碌和紧张，我也实在是无奈。心想，如果按照我的想法让母亲坐在院子里听树的声音，看花开花落，母亲肯定会长喊一声：“霞，你要是这阵歇下了，不如去把这盆鸡食端到鸡笼那里吧……”“哦，那好吧。”我也只好答应一声接过鸡食盆……
昨晚母亲打电话说，新买的水泵又吸不上来水了，院子里的蔬菜地快旱死了，准备今天搭上早班车去镇里换一下。那泵那么重，母亲能拿得动吗？别再闪了腰，碾了手的。班车上班车下的，别再摔着。让打个车去，母亲肯定不舍得花那“冤枉钱”；让等我们回去再去换，母亲说怕晚了过了保换期，再说地里的蔬菜等不上啊。唉，真叫人担心啊，看看时间，这个点也该换回来了，还是赶紧打个电话问问吧，不行请假回去一趟……
这就是我的母亲，我深爱的母亲。
写于2017年母亲节
作者：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检察院 郝春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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