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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朔:没有书生气,会有更文明的中国? || 大视野
2017-05-15  观心破执  + 关注献花(0)
  作者:秦朔 / 秦朔朋友圈:qspyq2015
《人民的名义》中几次讲到“书生气”,均偏贬义。教书匠出生的高老师听别人说他书生气,就怒,“我都离开学校20多年了,早没书生气了”。似乎,有书生气就不适合走仕途,搞政治。高书记接人待物很儒雅,但除了职业化的微笑,他离教书育人、传道授业的价值偏得已不可以道里计。
几乎所有贪腐官员都是高学历、高权力和低情操、低道德的混合体。这当然和缺乏监督的体制高度有关,但如果他们身上多一些有一说一、正直独立、尊重科学而非趋炎附势、泯灭是非、丧失底线的书生气,是不是至少可以做到夜夜安枕?
我们可能是世界上少见的一个国度,一方面高度强调读书和读书人的价值,一方面又会习惯性地嘲笑、周期性地惩罚读书人。这两面实际是相关的,就是把读书完全工具化、功利化、经世致用化。如果有助于功利目标的实现,则“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如果靠满腹诗书、书生意气实现不了功利目标,则“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
在社会上,书生气的贬义,大体来自“书呆子”、“迂夫子”、“腐儒”、“学究”、“傻气”,和不明利害、不懂变通、不通人情世故、知书不知人是同一意思。读书人“食而不化”是有的,但绝大部分情况下,他们之所以被贬低,是书本上学到的“应然之理”敌不过现实中的“实然之力”,而他们还要“一根筋”、“认死理”、“眼中不揉沙子”,挡人家的道,拆人家的台,于是便被“污名化”、酸腐化。
读书的目的是什么?
从知识分子立场来说,读书的目的并不是功名利禄。胡适说过三方面的理由:第一,读书是接受人类的知识遗产,在这基础之上建立更高深更伟大的知识;第二,读书是为了多读书,读更多的书;第三,读书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困难,应付环境,并可获得思想材料的来源。
流俗的看法,总是说读书人尚空谈,坐而论道,不了解实际,其实读书人的抬杠和固守己见,往往是因为他们亲自做了调查研究,尊重事实,见解独立,不肯昧着良心苟同与迎合。当年胡适跟大学生讲“学问”,说“注重观察事实与调查事实这是科学训练的第一步”,“自己去采集标本,自去观察调查,例如本地的人口、风俗、出产、植物、鸦片烟馆等项的调查——还要注重团体的互助,分工合作,做成有系统的报告”。受过科学训练的读书人,一般不会昧于事实发言。多少年来,我们看到的问题主要是,秉笔直书的东西常常被当成书生气,揣测迎合的东西却总是游刃有余。
胡适观点的核心,是把读书和知识的传承联系起来。他说,蜜蜂虽能筑巢,能发明,但传下来就只有这一点知识,没有继续去改革改良,以应付环境,没有做格外进一步的工作。人呢,达不到目的,就再去求进步,而以前人的知识学问和经验作参考。如果每样东西,要各个人从头学起,而不去利用过去的知识,那不是太麻烦了吗?
除了传承知识,读书人还要关注和捍卫超越个人利益之上的社会公共价值。“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衙斋卧听潇潇竹,疑是民间疾苦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中国读书人的传统,士的传统。倘若没有这种关切,不维护社会公义,那就不是真正的读书人。南宋时的陆象山曾说,“若其心正、其事善,虽不曾识字亦自有读书之功。其心不正、其事不善,虽多读书有何所用?用之不善,反增罪恶耳!”在他看来,“士大夫儒者视农圃间人不能无愧”,这和德国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的观点——“一个不识字的农民远比神学博士更能认识上帝”——可谓异曲同工。读书人如果丧失天道良心,就会堕落,用王阳明的话,“今世士夫计逐功名,甚于市井刀锥”,“士皆巧文博辞以饰诈,相规以伪,相轧以利,外冠裳而内禽兽,犹自以为从事于圣贤之学”。
看看今天知识界经常冒出的师德沦丧、论文造假、斯文扫地等新闻,真不知道,他们视农圃间人,能无愧乎?
书生气是专业精神和专业能力
我们还可以从社会分工的角度理解书生气。我理解的书生气,是一种专业精神和专业能力。现代社会赖分工而兴,其原理非常简单,就是亚当·斯密说的,“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的,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分工带来专业化和效率的提高,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如果各行各业的信用、信任不能建立,交换的效率就会大受影响。这就需要发挥“无形的手”的作用,通过自由交换实现优胜劣汰。而长期来看,优胜者必定是具备更高更好的专业能力的人。日本的大前研一在《专业主义》中强调,专业人士需要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和专业修养、丰富的经验、不断学习的意志、勇于承担授权风险的能力,特别需要“对顾客信守诺言,以顾客为中心的道德观和修养”。他援引“希波克拉底的誓言”以说明,道德操守是专业人士(Professional)必备的品质。
《人民的名义》中多次闪现检察官誓词。各行业的誓词就是标尺,镜子,行动指南。各行业分工不同,但所有誓词的精神是一致的,即现代文明中以人为本的价值观。
由以上这些梳理,如果我们把书生气界定为一种知识传承能力、为公共服务的理想和专业的精神与态度,则今天中国的行行业业,不是书生气太多,恰恰是太少。像1957年的黄万里那样,在三门峡工程即将动工时,舌战群儒七天,反复申述水库建成后很快将被泥沙淤积,因为黄河下游河床的造床质为沙土,即使水库放出的是清水,也会将河床中的沙土挟裹而下,因此“圣人出,黄河清”的说法毫无根据……像他这样的读书人,是多了还是少了?当年黄万里上书,说三门峡问题并无高深学问,而1957年三门峡70人会上,除我之外无其他人敢讲真话,“国家养仕多年,这是为什么?”类似这样的“黄万里之问”,今天在许多方面,比如吏治方面,仍可问出许多。
读书人心情舒畅,能充分发挥作用,方为国家民族之福。
书生气代代不绝
黄庭坚说:“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对镜觉面目可憎,向人亦言语无味。”这是书生气。
1923年,20岁的吴国桢从美国格林内尔学院获得经济学硕士后,申请到普林斯顿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教务长面试时看到一脸孩子气的他,说:“年轻人,你还没有成熟。”吴国桢答道:“先生,依照年龄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成熟,本身就是一种不成熟。”他因此言立即被录取。这是书生气。
1929年,在哈佛大学读硕士的贺麟在日记里写:“以后务须随时随地牺牲一切保持自己的内心自由和self-respect(自尊心),要无一时忘掉了以诚接物,更要无一时忘掉了求真理说真理的使命。”这是书生气。
蒋梦麟在怀念北大老校长蔡元培的文章中说,“先生日常性情温和,如冬日之可爱,无疾言厉色。处事接物,恬淡从容,无论遇达官贵人或引车卖浆之流,态度如一。但一遇大事,则刚强之性立见,发言作文不肯苟同。故先生之中庸,是白刃可蹈之中庸,而非无举刺之中庸。先生平时作文适如其人,平淡冲和。但一遇大事,则奇气立见。”这是书生气。而环顾今天的高校,校长院长,对上对下态度不一样是常态,遇到大事没有主见定见、但求唯上而无过是常态,他们知识很多,但书生气很少。
2002年12月,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公布2003年院士增选计划时说,如地方领导为使本地专家当选为院士而“打招呼”,其结果只能适得其反。他举例说,某省一直没有专家当选院士,该省领导迫切希望能在增选过程中实现“零的突破”,就主动向工程院学部打了“招呼”。本来该候选人可以当选,却因这个“小动作”被取消资格。另一位候选人已通过资格审核,“几乎当选”,却被揭发曾向主席团成员赠送了一件礼物,因“贿选”之嫌被当即取消资格。这是书生气。
如果我们身边充满择善固执的书生气,明天是否更好?
书生气有助政治清明
我相信,政坛有更多书生气,政治会更加清明,官员离习近平的“不忘初心、坚守正道”、“去庸俗、远低俗、不媚俗”、“修身慎行、怀德自重、清廉自守”的要求,会更近。在习近平看来,“把学习作为一种追求、一种爱好、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就可以“避免陷入少知而迷、不知而盲、无知而乱的困境”,有了学习的浓厚兴趣,就可以变“要我学”为“我要学”,变“学一阵”为“学一生”,“哪怕一天挤出半小时,即使读几页书,只要坚持下去,必定会积少成多、积沙成塔,积跬步以至千里”。读书有何益处?习近平说:“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
浩然正气是孟子最早提出的观念,“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就是说,浩然正气要用正义去培养,一点都不加伤害,就会充满四方,浩然正气要和正义、正道相配,否则就没有力量了。“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都是孟子所说的浩然正气。
书生气有助商业文明
我相信,商界有更多书生气,商业会更加文明。私利是人的本性,富与贵是人之所欲,贫与贱是人之所恶,商业发展就是要用和平交换的方式满足人之所欲。但是,取之无道,不义之财,唯利而求,其结果必然“上下交相诈”,害人终害己。所以中国古代向有义利兼顾、义利统一的传统,对于富贵,“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文明发轫之时,以张謇、范旭东、穆藕初、卢作孚为代表的企业家,也都是“文化先于财富”、“道在利先、以义驭利”,这和美国19世纪后半叶那批白手起家的“强盗大亨”(Robber Barrons)并不一样。正是这批以实业报国为理想的读书人,奠定了近代中国企业家商儒一体的形象。
和今天中国相当多富豪“言而无文,惟利而已”、“财富先于文化”不同,张謇、范旭东那代人,办企业的第一目的并不是为了赚钱,可以说都是带着书生情怀踏入商海。范旭东曾说:“我们办实业的人,要具有世界的眼光和为人类服务的精神,我们为救国家的危亡而办实业,在环境许可之下,不问事业的大小,努力地往前干去。”张謇办企业时已43岁,翁同龢给他创办的大生公司题字,叫“机杼之发动乎天地”。作为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张謇经商的动机是“中国须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他曾这样自述心路历程,“张謇农家而寒士也,自少不喜见富贵人,然兴实业则必与富人为缘,反复推究,乃决定捐弃所持,舍身喂虎。认定吾为中国大计而贬,不为个人私利而贬,庶愿可达而守不丧。自计既决,遂无反顾”。现在看,这种轻商贱富的思想并不正确,但张謇身上那种不为私利而为天下大计的决绝,还是让人动容不已。
今天中国很多学者教授像生意人,张謇一代的商人则像书生。经商成功后,张謇把积累的财富几乎全用于教育和家乡建设,20多年用在公共事业上的工资、分红有150多万两,加上一起办企业的哥哥所捐,超过300万两。在他的倡导和推动,家乡南通建设成了一个带有自治性质、非常现代化的模范城市。而张謇自己每餐就是一荤一素一汤,没有特别的客人不杀鸡鸭。他应邀去日本考察,买三等舱客票,最便宜,因为“三等舱位有我中国工、农、商界有志之士。一路与他们叙谈振兴实业之大事,乃极好良机,求之不得”。
像张謇这样“文化先于财富”的企业家,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能在报纸举行的“成功人物民意测验”中,成为“最景仰之人物”。而环顾今天不少首富,都像是石破天惊冒出来的“齐天大圣”,似乎不需要文化传承,他们的人生价值就是富豪榜上的排名。
书生气有助社会进步
我相信,有更多书生气,社会也会更和谐进步。
研究中国历史上国家治理的学者大都认可,基层的士绅阶层对维系社会和政权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受过圣贤之道教育,参与过科举,可能是读书人、私塾老师、宗族里受尊敬的人,等等。用费孝通的话,他们是“沟通政府和民众的枢纽”。以中国之大,全由官府去治理社会的角角落落,成本之高难以承受。从宋到清,中国人口不断增加,官僚数量的增幅则不大,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宗族与士绅在基层承担了“扶济族众、化解纠纷、教化子弟”等责任,“把原归官吏处理的部分职责揽纳过去,大大节省了行政治理的成本,延缓了官方严刑峻法对乡村的渗透范围和程度”。
在今天,社会的发育,社会的进步,同样离不开各种中间力量、中介力量、基层自治力量、学校、工会、企业组织、社会自组织的努力。没有这种社会自觉和自我管理,凡事仍交由政府,则政权日重、政费日繁都是必然。事实上,大量社会的事务,政府是管不胜管、无力去管的。诸如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制止公共空间的不良习气,靠法治,也靠自觉与自治。而我们周围,见义勇为的似乎越来越少,明哲保身的似乎越来越多,书生的耿直越来越少,变通的圆滑越来越多。
最后,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有原则、有定力、不同流、不随意的书生气,有助于更好地发现自己,实现自己。“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书生气让我们永远知道自己的不足而怀谦卑之心。书生气更是一种超越性的精神,引领我们向着有尊严的理想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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