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城市在传统社会中早已出现，但通常所说的城镇化却是指随工业革命的发展而在现代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其与现代化如影随形、密切相关。
西方发达国家作为先行者，其城镇化大多由市场主导。在这个过程之中，农村的人、财、物等均被城市所虹吸，农民甚至被“驱赶”进城，城市与乡村走向对立。但中国作为后发型社会主义国家，其城镇化是由市场、国家、农民三者共同主导的，国家和农民在城镇化的过程之中均具有主体性。在两者的主导之下，城市与乡村走向了融合发展的道路。这就决定了我们的城镇化是一个扎根型的城镇化。
01. 城乡对立的“拔根”
通常，人们将农村与城市呈现为不同内在属性与特定组织逻辑的两类社会总体。城镇化则表现为从一种社会总体向另一种社会总体的结构性转型，这种转型多指涉人口流动、土地利用、生活方式和产业结构等由农村向城市的单向度转变。
城市社会以运用市场和行政方式的力量进行的系统性整合为主导，农村社会以价值、规范和理解过程进行的社会性整合为主导。城镇化开始的标志即为现代国家与现代市场的建立打破了地方的社会整合，对地方逐步实现系统整合。系统一旦自我运转，理性原则等系统原则就会不顾一切地入侵生活世界，使得生活世界的再生产即社会整合将无法正常进行。
在城乡二元的理论预设下，系统与生活世界呈现此消彼长的二元对立关系。尤其是在现代性的席卷之下，系统对生活世界开展了强势殖民，使得生活世界几近消退，倚赖于生活世界的“根”也无法实现再生产。“拔根”似乎无可避免，发达国家作为城镇化的先行者已经进行了大范围的“拔根”。
但这些发达国家在经历了“拔根”的阵痛之后，纷纷选择了重新在乡村和小城镇“造根”，如日本的造村运动、韩国的新村运动、德国的村庄更新运动、英国的新镇建设等。生活世界仍然存在着韧性，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亦有限度，在城镇化进程中则体现为城镇化的限度。有研究表明，在城镇化率超过70%以后，城镇化进入后期阶段，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已迈过大规模转移阶段，城镇化速度放缓，城镇化不再表现为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移，而进入城乡融合阶段。
具体表现为：第一，农村出现城市的产业特征、人口特征等要素，如乡村开始出现工业，非农人口开始居住在乡村；第二，城乡社会特征重叠，城乡的边界模糊；第三，城乡关系由
对立竞争转为融合互补，信息、资本、人口在城乡流动，城市将乡村纳入经济和文化主流之中。但由于“根”已经在城镇化前期被消耗殆尽，即使进行“再造”，也是以城市为主体，搭配城市的功能需要。乡村依旧是城市的附属品，更不可能由乡村向城市输入文化、价值观念等，乡村在其中并无主体性。
02. 城乡融合下的“扎根”
西方发达国家先拔根再扎根的城镇化经验不可模仿。中国是一个广土众民的原住民国家，西方发达国家没有中国这样巨量的人口以及激烈的人地矛盾，中国也无法像发达国家一样根据自身在世界体系中的优势位置通过将内部矛盾外部化来解决矛盾，无法复制“先拔根再扎根”的城镇化模式。同时，中国城镇化的实践显示，我们沉淀五千年的文化主体性仍然存续着，“先拔根再扎根”等于自断国家的文明根脉。中国的城镇化实践已然出现“扎根”趋势，与其“拔根”之后再“造根”，不如选择就地“扎根”。
我国特有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底蕴使得个体与村庄密切联系的城镇化形式成为可能。
中国的根在乡村社会中，包括我们的乡土文化、集体主义的遗产、社会关系网络的联结等，而社会文化心理层面的乡土韧性造就的城乡回路需要倚赖于村庄社会文化的持续再生产。如果整个乡村社会被摧毁，农民即使住在村庄中，也同样是无根浮萍。
“根”是农民能够在整个城乡连续统中进退有据、自由穿梭的依凭。大城市、县城成为乡土文化的“根”所生长出的枝叶，为城市源源不断地供给社会文化养分。各种资源在“根系”与“枝叶”之间上下贯通，城乡连续统才得以真正建立。这样，农民才能从容不迫地进入城镇，因为即便进入了县城、大城市，只要村庄社会延续着，农民依然是扎根的，在城镇化的过程之中依然能够回望家乡、回馈家乡、回归家乡。
古源村是典型的经历“扎根型城镇化”的村庄案例，《故乡可安身》一书中对该村庄经济“社会”生活面向的勾勒与拆解在反复验证着这一判断。古源村村民典型的“扎根”行为表征广泛而普遍，例如即便举家迁出村庄也会参加宗祠、寺庙和道路修建的集资活动，在清明、春节等与祖先相关的重要节日外出务工人员要回乡参与活动，已经迁入县城居住的家庭仍然要委托在村庄内生活的居民帮忙在村庄中的红白事上随礼，等等。
03. 城市与乡村互相渗透
在我国，人口流动的方向是循环往复的，客观上分担了人口流入地的公共服务压力。无论是第一代农民工持有回乡养老的预期，还是第二代农民工被务工城市排斥被迫返回家乡县城生活，客观上都导致了县域城镇化的结果。2020年，我国胡焕庸线东侧的东北地区、冀北及晋陕豫地区、川东及云贵地区成为县域城镇化率的高值区，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成渝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内蒙古边境地区以及江浙闽东南沿海一带城镇化率超过50%的县域达716个，占比达38.3%。
在我国“扎根型城镇化”的实践之中，我们看到了与西方城乡二元迥异的城镇化模式。通过运用社会主义制度的制度优势（包括农村土地所有制、对城市化过程实行有效控制和正确引导等）和雄厚社会基础的社会优势，我国的城镇化在现实中并非城乡对立，而是形塑了“城乡连续统”。
城市并非片面地汲取农村资源，而是在国家与农民主体性的推动之下，与农村发生着频繁的资源互通。城市并不能主导整个国家的城市体系，乡村才是城市体系的基础。城市与农村互相渗透、互相流变，形成了功能互补、资源互通、功能互补的城乡连续统，造就了良好的城乡互动关系，从而走向了城乡融合发展。
在这种城镇化模式之下，我们看到了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平衡，以及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两种整合方式的互通互融。在“扎根型城镇化”背景下，人们既生活在“附近”，也生活在系统之中，在接受社会整合的同时也接受系统整合。农民在系统原则和社会价值原则中一直处于主体地位，将两种原则相互贯通，而非单方面的“东风压倒西风”。也正是因为如此，在县域社会中，系统尚未实现对生活世界的殖民，生活世界亦保持着极强的生命活力，二者达到了对立统一。那么，这种对立统一是如何通过扎根型城镇化实现的、在现实经验世界中又有何种表现，我们在《故乡可安身》这本书中回答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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