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洪洞大槐树的祖先传说，想必大家不会觉得陌生，与之相似的还有广东南雄珠玑巷、江西瓦屑坝等等。这些关于先祖历尽千辛万苦离开祖籍地，前往新的家园繁衍生息的故事无不令人动容。但是，这些移民传说雷同的情节难免令人产生疑问，为什么几乎身边的人都声称来自同一个地方？如果大家都是移民，那么现居地的原住民又去哪里了呢？在下面，为大家推荐一篇赵世瑜老师的研究，赵老师将这些移民传说与明清国家的形成相结合，为我们从宏观历史的发展角度理解祖先传说提供了可能。
地域认同的形成可能在某种意义上超越地方认同的狭隘、稳定的理解，它是一种动态的、不断变化的过程，在一般情况下是地方认同继续衍化的结果。同时，地域认同又往往是族群认同乃至国家认同的基础，是后者形成的早期阶段。
因此，当我们讨论国家认同与地方认同的主题时，地域认同应该成为一个承上启下的历史过程。对地域认同的讨论当然也有很多切入点，比如从行政区建置、方言、族群等入手，而本文只是试图从明清时期的移民传说入手。这里的移民传说，指的是关于移民迁出地的传说，即关于自己的祖先来自哪里的传说。我的假设是，关于祖先来历的移民传说的产生和传播，是地域认同形成的标志，也是国家建构的民间基础。
01
祖先移民传说与明代卫所军户制度
有关移民传说的研究已有不少，如曹树基的《中国移民史》、安介生的《山西移民史》、濑川昌久的《族谱：华南汉族的宗族、风水、移居》、牧野巽的《中国移民传说》等等，都有较多涉及。其中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南雄珠玑巷传说、北方许多地区的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华南客家的宁化石壁村葛藤坑传说、四川移民的湖广麻城孝感乡传说、江西移民的瓦屑坝传说，等等，得到了比较深入的讨论和解释。
南雄珠玑巷传说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流传很广，说的是南宋时一个妃子得罪了皇帝，逃到南雄珠玑巷。后来风声走漏，朝廷派兵剿灭，人们连夜南迁到珠江三角洲，于是这里很多地方都认为祖先是从南雄珠玑巷迁移过来的。
刘志伟认为，这个传说是重要的历史记忆，他同意科大卫的观点，也认为这与明朝初年广东人的入籍问题有关。当地的土著、贱民为了取得合法身份，千方百计地希望政府把他们纳入户籍中，为了与已经在籍的那些人保持一致，便采用了南雄珠玑巷迁来的说法，以证明他们的中原身份及其正统性。这个传说的普遍化是在面临入籍困境的情况下造成的，是与明朝初年广东特殊的社会环境有关的。
关于客家移民研究，罗香林实为奠基之人。他采用大量族谱资料，得出的基本观点是客家来源于中原。但是，陈支平的研究则认为，“客家民系是由南方各民系融合形成的，客家血统与闽、粤、赣等省的其他非客家汉民血统并无差别”。在他的研究中，就其中原居地和南迁过程而言，客家人与非客家人也没有多大区别。他论证客家人向西南方向发展时，与当地居民发生激烈摩擦，随着冲突的激化，广东南部的本地居民就蔑称这些外来者为“客民”，其时在16、17世纪之交。
根据目前的研究，如果说南雄珠玑巷移民传说是本地的一部分土著、或者说是具有弱势群体地位的土著制造的故事，而客家的宁化石壁村传说也大体如此。不过，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则呈现出一些不同的特点。首先，这个传说较多分布在今北京、河南、河北、山东等北方地区，虽然其他省区也有分布，但呈现距离中原地区越远越少的面貌，因此并不一定具有强调中原正统身份的动力。
那么，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是否是另外的一个历史过程的表征？笔者通过对洪洞大槐树传说以及类似传说的研究，倾向于认为：
第一，这些流传于北方地区的大槐树移民传说也许与明初卫所军人的遣戍、调防有关；
第二，卫所军户制度造成了无论在战时还是在平时最为频繁的、成规模的人口流动，在明初的许多地方，他们成为占有一定优势地位的人群，所以虽然未必人口规模最大，但其来历却成为周围人群附会的对象；
第三，无论是否卫所军户，假如祖先移民传说多与明初入籍有关，传说中的原乡必定对这些人入籍有利，否则便很难给出解释。
总之，祖先移民传说所反映的地域认同，与其说它反映了对原乡的历史记忆和地域认同，不如说成为在现居地地域认同形成过程中的工具。
02
地域认同与民族国家的形成
以往对明清国家形成的讨论，更注重王朝开创时期的文治武功以及各项国家制度的创设、传承和嬗替，这无疑都是非常重要的。但与此同时，版图内不同人群对新建国家的加入，也是国家形成的重要方面。
明代国家的形成之初，并不试图维系元朝的巨大版图，只是在一个相对内缩的版图内，通过各项国家制度，强化对土地、人口的管控，形成比元朝更强的内在凝聚力，而在明代中叶以降全球性变化的背景下，由于区域开发、人口流动性加大、国家对各种资源的需求加大等原因，开始逐步向外扩展。而清代国家的形成，正是继承了这二者的双重遗产，是元明国家发展的合理延续。因此，从明到清，正是国家认同形成的关键时期。
本文提及的祖先移民传说，考其源流，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渐产生和传布的。根据现有的研究，这类传说最早产生于明代中叶，如江西饶州瓦屑坝传说在明正德初年即已存在，但至迟到清康乾时期便在当地广为流传。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南雄珠玑巷传说也大体类似，出现在明代中叶以后的族谱中，到清代大为普及。华北各地的洪洞大槐树传说在晚明已有蛛丝马迹，真正广泛流传则到了清中叶以后。当然，这可能是由于大多数此类传说都见诸族谱，而各地族谱的普遍修纂是在清代、特别是清代中叶以后的缘故，因此这些传说的口头流传应该略早。
边陲地区的移民传说已经得到了比较深入的讨论，无论是否土著，这类传说往往以中原某地为原乡，目的在于确立某种正统性的身份。中原腹心地区的移民传说具有不同的特点，他们没有塑造中原身份的动力。在我看来，这可能是由于清初战乱后，北方土地占有剧烈变更、卫所制度裁撤，屯田、民地、旗地纠缠不清，故为重申地权而创造出来的身份确认的产物，即强调自己是明代军户。无论如何，祖先移民传说与明初的定居与开发史有直接关系，而不同人群从这里或那里来到一处定居和开发的历史过程，也就是地域认同逐渐形成的过程。
不同人群在不同时期定居与开发的历史，不仅是明清时期普通人的历史，也是明清国家形成的历史。我们知道，明帝国获得的疆土遗产，一方面是蒙古人空前广大的疆域，另一方面是这一广大疆域内部的非均质化，即存在许多“地理缝隙”。其中既有处于边陲的较大的“缝隙”，也有处于内陆的较小的“缝隙”，它们与中央或区域行政中心的关系还是非常疏离的。因此，除以州县系统管理国家的“编户齐民”之外，则以卫所—羁縻卫所（土卫所）—土司系统管理边陲地区（外边），以内陆卫所系统管理腹地的“地理缝隙”（内边），即非编户齐民或将其化为编户齐民。
清代延续了这一过程。起初，东北和蒙古地区属于“禁地”，但与中国南方的开发向山区拓展、向云贵桂等西南边陲地区拓展一样，北方民众开始向东北、内蒙古地区迁移开发。随着“闯关东”和“走西口”的浪潮，“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在内蒙古、“山东小云南”传说在东北广泛流传开来，这些移民传说便将地域认同从长城以内扩展到长城以外，清代国家的版图就此奠定。
明清国家的形成可以放在一起讨论吗？明与清的制度（regime）当然有很大不同。但就原属明代版图的部分而言，我认为是可以一起讨论的。为什么大家都看到了16世纪以后的变化？
套用过去称呼近代史的说法，明代也是“两个半”：前一半是与元代国家的纠葛，后一半是开启了清代国家的新变化。所谓与元代国家的纠葛，是说明前期延续了元朝的某些国家管控体制，比如在内陆实行按役分户、配户当差的制度，在边疆实行土司一卫所双重管理制度等，以不同的统治模式将国家与人民、土地连接起来。
但到明代中叶、也即大体上的16世纪以后，这些制度开始松动，甚至瓦解，民户中的里甲制、军户及匠户制度等都发生了变化，边疆地区开始改土归流，卫所开始在地化。这进一步促动了国家对边陲地区的管理从羁縻性的间接治理逐渐向直接治理过渡，在内陆实行的原则和标准开始在边地推行。清代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支配方式几乎完全沿自明代，只是更加规范化、制度化，支配的强度加大。所以，自16世纪开始的一个新的“国家”的形成，到18世纪的清代才告一段落。
16~18世纪，在这个由于上述变化导致人口流动性加大的时期，正是各种祖先移民传说从萌发到广泛流传的时期，也是从更早的口头流传变成文字记录的时期，也即为士大夫传统所接受和利用的时期。这些传说故事不是像其表面上那样反映了某种地方认同，或原乡认同，而是由于不同的人群出于不同的需要共享某一传说，反映的是超越地方的认同，即现居地区的地域认同。它和其他的文化标签一起，成为不断丰富和逐渐定型的国家认同的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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