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军
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全面启动，分不同试点任务的试点单位也得到公布。我们注意到，“推进素质教育，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的试点地区”有：辽宁省盘锦市，江苏省南通市，安徽省，山东省，陕西省西安市，甘肃省部分市县。
我不禁在想，在过去的多年里，教育部下达的减负令不知有多少次，以上各试点地区恐怕都传达贯彻了，本次作为试点地区，恐怕应有一些真正的不同于以往的思路，不然以前全国各地实行了多少次都没有效果的做法，如今作为试点再去试，如再得出与以往一样的教训，恐怕就没有什么再试点的必要了。
实际这里我最主要想说的还不是这些，而是下面的个人观点。
以县级、地市级地区作为中小学生“减负”试点地区，不是完全不可能减负成功，而是极难成功。一个关键原因是：进入高等学校的指标目前是以省为单位划拨的，因而课业负担不大可能以中小学校为单位减下来，也不大可能由县和地市级教育行政部门发动把负担减下来,因为校与校、县与县、市与市之间存在着竞争。当一校、一县、一市试图要减负时，其他的校、县、市未必同步减负，由于社会、政府对升学率的考察一般并不考虑成本——师生、学校、家长等的课业负担及总的时间、精力、财力等的投入，这就是当前竞争的规则，所以，众多的校、县、市都逐步把学生课业负担增加到最大可能的程度，哪怕对学生身心健康造成压榨性的透支，以期获得最大可能高的升学率。南京等地力推减负和体现新课改精神但出现升学率下降而带来高考之痛，就说明了地市级地区改革的局限性。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值得进一步借鉴、总结。地市级及以下地区进行“减负”的改革试点，其精神令人钦佩，但改革的阻力之大、达到预期效果的可能性之小，是可想而知的，除非整个地区教育教学观念、师资整体水平能迅速转变并提高到一个很前沿的水准，以保障“减负”、素质教育的实施和高升学率两不误，但这在长期依赖于传统教学模式的大环境和巨大惯性下，对于我国绝大多数最具有代表性的地区要实现这种转变绝非易事。这就是前面所说“不是完全不可能减负成功，而是极难成功”的含义。
再进一步说，即使这些县级、地级试点地区“减负”取得了成功，其成功经验也难以具有可推广性，因为以往多年各地减负经验证明，在通常情况下，在没有什么特殊的、非常规的条件或策略的情况下，县级、地级试点地区“减负”是不大可能成功的。因而作为“特例”的成功试点经验不可能推而广之，因而这样去试点也就没有多大的意义。
以省为单位进行“减负”试点有一定的不同。山东近年以省作为一个整体而进行的旨在推进素质教育的改革就取得了较好的成效，虽然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全省范围的学校一律规范办学行为，但在整体上确实减轻了中小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降低了办学的总消耗，特别是缓解了学生身心健康的透支，从而为素质教育的推进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样的工作，当前在省以下地区或学校是不大可能做到的。这显示了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推进素质教育的威力。
但必须还要看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推进素质教育的行动也是受到很大局限的，比如不大可能对遍布全国的高校的录取政策进行控制，而高校的录取政策又是左右基础教育教学行为的一大关键因素，因此，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所能做的，是按照素质教育的要求生硬地规定中小学的办学行为以形成一种硬性的规范，而不是让中小学“从心所欲，不逾矩”地自动形成高效益的办学秩序，二者的效率、效果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
所以，省、地、县级地区作为“减负”试点，都存在着相当大的局限性，尤其是地、县两级地区。
以往我们谈到“减负”，过多强调的是各地、各校改进教学方法、减轻课业负担、保障锻炼时间，但在学生升学时却基本上只看文化课分数，而不考察学生所付出的身心代价、社会认知与实践的缺失、创新力的磨蚀等。这实际上是认可了各地各校单纯为学生文化课取得高分以升学而对学生身心健康进行压榨性透支、造成课业负担过重的行为。只有改变这样的考评标准、录取政策，才会给“减负”开辟空间。因为高校是遍布全国的，特别是最有影响的高校又是教育部直属的，所以，直接关系到减负成效的各高校录取政策只能由国家统筹规划才最有效；说到底，“减负”的最有力行动者、最可能卓有成效的试点地区是这个国家，只有以国家作为试点地区单位，“减负”才具有彻底的意义。
为有效贯彻《教育规划纲要》精神，试点工作关系重大。业已成立的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对于试点工作的有效开展应发挥更大的实质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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