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楼图》（局部） ［元］夏永 画
官僚阶层发现，如果改革成功，首先限制的是他们的权力，赚钱的机会少了，混日子也不方便了。
文｜郭建龙 行者、自由作家
公元1043年，宋仁宗庆历三年，皇帝接待了一位重要的朝臣。
这位大臣刚从边防战场回来不久，在谏官欧阳修的推荐下担任了参知政事（副宰相）的职务。皇帝之所以见他，是要向他请教富国强兵之道。
他就是范仲淹。
范仲淹（989〜1052）
范仲淹被后世认为是宋代官吏的楷模，很多人对他的尊崇还在苏轼、欧阳修之上。他的《岳阳楼记》传唱千年，脍炙人口，其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再加上他的《灵乌赋》中“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名句，足以勾勒出中国文人的最高气节。
1. 临危受命
宋仁宗时期，也被认为是北宋经济发展的最高峰，仁宗的个性宽容，生活节俭。但是，在皇帝接见范仲淹时，宋代正在经历一次财政危机。大宋军队在与西夏的战争中连吃败仗，不得已签订了屈辱的协议，岁贡银7.2万两、绢15.3万匹、茶3万斤。辽国也趁火打劫，要求在澶渊之盟的基础上增加岁贡币。
与西夏和辽的扩张相比，更让人头疼的是北宋政府自己的问题。在政府内部，已经是冗官充斥，军队规模庞大但是实力羸弱，财政吃紧。连年的战争更是让朝廷不得不大幅度提高税收，影响了民间经济。
根据掌管财政的三司使统计，在与西夏的战争爆发之前的公元1038年，在面对西夏和辽国的陕西、河北、河东三路，财政收入分别为1978万、2014万和1038万，而财政支出分别为2151万、1823万和859万，整体上还略有结余。[1]
宋朝的财政收入计算单位很特别，在收税时，主要收的是金银、钱、帛、粟等；金银以两为单位，钱以贯（一千钱）为单位，帛以匹为单位，粟以石为单位；在进行统计时，政府不是把所有贡品折算成货币，而只是将各种物品的数量简单相加，算出一个总数。在各省的财政数字中包含了所有的税收，但人们却无法把它进行折算，只能进行大体的比较。
到了战争开始后的公元1042年（庆历二年），三路的财政支出立刻出现了大幅度提高。其中陕西路由于是宋夏战争的主战场，花费更加巨大，经过压榨式的收税，政府收入已经猛涨到3390万，而支出也达到了3363万。京师汴州（开封）的财政收入从1038年的1950万跳到了1042年的2929万，支出从2185万跳到了2617万。[2]
西夏和辽的逼迫、内部的重重问题，终于让皇帝放弃之前的懒散，发愤图强。而在这时，从前线回来的范仲淹成为了皇帝信任的对象。
皇帝询问这位立有战功的大臣，该如何才能解决财政问题，加强军事战备，应对下一次战争危机？
范仲淹当场没有回答。退出后，对人说：陛下的确想用我了，但是朝廷已经积弊太深，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
但这次，范仲淹躲不过去责任。皇帝随即再次赐予范仲淹手诏，请教富国强兵的良策。范仲淹书面做了答复，形成了著名的《答手诏条陈十事》。他提出了十条改革建议，分别是：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
2. 条陈十事
十条改革主要针对当时的四种现象：一是养兵贵，二是冗官多，三是行政效率低下，四是百姓税重。
关于养兵贵，新政针对性地提出恢复府兵制。宋代实行募兵制，兵员数额庞大，达到了100多万人，成为了财政的巨大负担。但由于战争频仍，淘汰冗兵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范仲淹更强调从机制上寻找解决方法，减少养兵的花费。府兵制由于寓兵于农，让士兵自己种地养活自己，就是解决花费问题的方法。
在“修武备”一项中，他认为，当前由于京畿卫士抽调边关，造成首都兵力空虚，所以可以考虑先在京畿地区实行府兵制，再推广到其他地方；皇帝应该招募五万京畿卫士，这些兵三时务农，一时训练，既可以实现粮食的自给自足，又可以保持强盛的战斗力。
关于府兵制的提议，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中国历史上，既有府兵制时期，也有募兵制时期，在府兵制时期人们就想改革成募兵制，而在募兵制时期又想改革成府兵制。比如，隋唐时期就采用府兵制，[3] 人们看到先前的募兵制花费太高，政府养不起兵，所以用府兵制解决花费问题，这和范仲淹的初衷是一样的；但唐代中期以后，人们发现府兵制虽然节约军费，但士兵的战斗力却上不去，为了打仗，还是得用募兵制。募兵制持续到宋代，又由于花费控制不住，范仲淹再度提出要改为府兵制。
这种循环说明，在集权社会中，军队是一个长期无解的现象，要么战斗力低，要么花费高，即便暂时能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也肯定无法长期保持。范仲淹想从募兵制往府兵制调整，更可以看做是一种寻找再平衡的尝试。在北宋军队花费太高的情况下，回调一点找到一个降低花费的方法。
针对冗官问题，范仲淹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其核心是减少不合格官员的数量，削减因为家庭背景而当官的人数，同时改革官员选拔和考核体系，找出那些合格的官员。
所谓“明黜陟”，指的是修订官员的选拔机制。由于官僚制度的惯性，宋仁宗时代形成了官员的磨勘法。官员按照资历，文官三年升迁一次，武官五年升迁一次。范仲淹认为，这个制度使官员们根本没有动力去追求政绩，只需熬资历即可。如果要改变局面，就必须改革磨勘法，根据官员实际的能力和功德来提拔，将那些已经在熬资历的不称职者淘汰掉，形成良性的竞争局面。
所谓“抑侥幸”，指向的是官员的恩荫制度。自宋真宗朝以来，由于皇帝要向大臣显示恩惠，大量地分封官员子弟当官，形成了庞大的冗官体系。范仲淹算了一下账，一个学士以上的官员在朝任职二十年以上，竟然能帮助家族子弟二十人在京做官。恩荫制度令人咂舌，如果不做出改变，那么，官僚集团的膨胀速度会迅速吃空政府财政。
所谓“精贡举”，是改革贡举制度。由于朝廷的考试注重诗词歌赋，所以招来的人才大多以“奇技淫巧”见长，缺乏真正的治理能力。范仲淹试图改革贡举制度，并在学校教育中加强实务训练。
“择官长”、“均公田”两项，则是希望谨慎地选择合格的地方官，避免劣质官员对于民间的伤害；发给官员职分田，让他们有生活保障，可以不偏不倚地工作，避免贪赃枉法。
总之，范仲淹希望通过制度革新将老化的官僚体系重新润滑，减少官员数目，提升官员素质，将有限的财政运用到这些合格官员的身上。
针对行政效率低下、事情拖而不决等现象，范仲淹提出了“推恩信、重命令”两项措施，要求朝廷不要总是变动命令，而一旦发布了命令，就要坚决执行到底。
针对于百姓税重的问题，范仲淹提出“厚农桑、减徭役”。政府通过兴修水利、政策鼓励、减少过多过滥的税收，来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同时通过减少不必要的征召，合并政府机构节省用人，来减轻农民的负担，让农民安心种地。
3. 割肉图强？
范仲淹提出他的改革纲领之后，宋仁宗经过考虑，除了府兵制一条不予恢复之外，其余的都下诏办理。[4] 在范仲淹的领导下，北宋政府终于走上了变革的道路。
庆历新政和后来的王安石改革有着明显的不同。
范仲淹是一个务实的人，他不提过于宏大的目标，不像王安石那样，想一次性地变革朝廷的运作体系。他只想在现有制度框架之下，进行一次理顺式的调整，将原来制度中已经乱套的地方重新调整好。可以说，这是一次现实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改革，与王安石的激进式改革形成了对比。
范仲淹的改革暗含着这几条原则：
第一，政府虽然要收税，但收税不是越多越好，所以考虑问题应该量入为出，而不是量出为入；政府的职责是发展经济而不是增加税收。这和王安石强调增加财政收入的改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第二，政府不应该直接参与经济活动来获取收入，而只应该依靠税收来解决财政问题。
第三，解决政府问题，主要不是解决政府的财政收入不足问题，而是解决政府的快速膨胀问题，把政府的规模降下来，花费自然减少。
所以，庆历新政的核心不是加强政府权力和干预民间经济运行，而是针对政府本身的改革，要求政府从自己的身上割肉，减少对市场的干预。
纵观中国历朝历代的改革，绝大部分改革都是为了给政府增加财政收入，只有少数改革是出于缩减政府的规模和权力，庆历新政恰好属于后者。如果它成功了，那么可能为北宋赢得更长久的统治，而如果它失败了，人们将会从另外的角度考虑问题：既然无法限制政府的规模，那么改革就只有一条路——增加政府的收入。到了这时，就是聚敛之臣上台的时刻了。
庆历新政到底命运如何？
4. 阻力重重
宋仁宗的诏书下达后，立刻引起了人们的兴趣。
对于范仲淹的才华，人人佩服不已。特别是，这个刚直不阿的人因为言论触怒权贵，被放逐了很多年。宰相吕夷简在任时，压迫了一批良臣，让他们远离了权力中枢。范仲淹接受重任后，较为正直的官员富弼、韩琦等人随即受到重用，和他一起筹划改革方案。这时，人们仿佛看到了某种希望。
然而，当改革政策下达之后，真正需要的是依据政策去执行。这时事情却乱了套。
为了将那些不合格的官员裁撤掉，将那些依靠恩荫制度上台的人弄走，必须实行严格的考绩制度，但范仲淹没有足够的人手来推行政策，也无法得到官僚集团下层的配合去推广。
人们议论纷纷，认为改革的涉及面太广，内容太多，无法推进，摇头不再看好范仲淹的改革。[5]
范仲淹做了一次努力，他上书皇帝，向皇帝要求更高的权力。他提出，当前政府政出多门，每个衙门都做不了事，但是每个衙门都在让别人也做不成事。要想实行改革，必须把权力更多地集中在宰相手中。他要求作为辅政大臣，兼管军事和财政，而将其他的权力也交给中书和枢密院这两府，与辅政大臣形成权力上的协调，共同推进改革。
这次，由于牵扯到了真正的利益分配，在经过讨论之后，群臣建议皇帝否决了范仲淹的提议，只交给了他刑法权。
范仲淹仍然不想放弃，既然他有了刑法权，就决定利用刑法权继续推进改革。他派出按察使四处出巡，督促官员们执行改革方案，同时打击那些不为民办事的官员。随着问题越来越多地被揭露出来，他的改革终于触发了整个官僚阶层的反抗。
这个官僚阶层发现，如果改革成功，首先限制的是他们的权力。恩荫制度缩减之后，官员的后代当官就没有那么容易了，赚钱的机会也少了，而磨勘制度严密之后，当官混日子也不方便了。
当整个官僚阶层开始反抗，范仲淹知道改革已经进行不下去了。他了解仁宗皇帝的弱点，皇帝性格仁慈，可以自己受委屈，却对付不了会哭闹的官员。随着与西夏和平的希望增大，财政改革的需求也不那么急迫了，一切都在向着旧轨道滑去。
5. 一声叹息
庆历新政实行了一年多之后，范仲淹已经预感到改革的失败，他无力再推行下去了。恰好这时，新的边境警报传来，范仲淹和改革派大臣、枢密副使富弼一同申请回到边关去加强防范。
皇帝这时也已经厌烦了改革，任命范仲淹担任河东、陕西宣抚使，赐予黄金百两，打发他走了。到了边关之后，范仲淹把黄金分给了将士。
改革失败后，范仲淹是什么样的心情，历史没有太多记载，只有他的名篇《岳阳楼记》中，那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或许恰好反映了他的内心。这时的他已经将成败看淡，只求问心无愧。
庆历新政作为北宋的第一次改革，也是最靠谱的改革，最终失败让人扼腕不已。如果这次改革成功，也许就不存在后来破坏性更大的王安石改革了。
庆历新政也留下了一定的成果。皇帝偶尔想起来范仲淹的建议，就会对冗官进行一次清理，隔一段时间就会下决心裁掉一批，以减轻财政负担。但每次过后不久，新的冗官到来，再次使帝国财政恶化。
注引：
[1]《宋史·食货志下一（会计）》。
[2] 同上。
[3]《新唐书·兵志》。
[4]《宋史·范仲淹传》：天子方信向仲淹，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诏书画一颁下；独府兵法，众以为不可而止。
[5]《宋史·范仲淹传》：而仲淹以天下为己任，裁削幸滥，考覈官吏，日夜谋虑兴致太平。然更张无渐，规摹阔大，论者以为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举劾，人心不悦。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稍行，而朋党之论浸闻上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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