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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民谣一个故事
每天早上八点准时抵达
人生何其艰，但其中却有些“小插曲”能让人莞尔一笑。
就在前阵子的防空警报试鸣声中，我的第一反应，竟是想起两位普通人。
一位在枪林弹雨之中，能够专心致志地煮着他的冰糖莲子。一位在刺耳的防空警报声中，能够悠悠然地打热水洗头。
这两位并非是虚构杜撰的人物，而把他们这些趣事记录下来的，正是他们的同学——汪曾祺先生。
1.
“跑警报”趣闻
汪曾祺先生的“玩心”在他的作品中随处可见，他曾在《跑警报》中，讲述了两件有趣的事情。
一是关于这“跑警报”的由来。为什么叫“跑警报”而不叫“躲警报”、“逃警报”呢？
汪老解释道：因为“逃”显得太狼狈，“躲”又显得太消极，而“跑”则刚刚好——于紧张处透出从容，最有风度，也最能表达丰富生动的内容。
1946或1947年，汪曾祺在上海
当初随时处于战机轰炸下的西南联大在汪老的笔下却显得妙趣横生。比如，学生们若只听闻预警警报声响，也不心急，男生拿着预先准备好的吃食、书本等，在教学楼或宿舍楼下等着心仪的女同学。
虽然大家都知道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但总归在这种“逃亡”的气氛下携手同行，多少有点罗曼蒂克的韵味。
但这种成双作对并不是固定的，有时等着等着，可能便会发现前几天还跟自己成双作对之人，身边已另有他人，于是便有一被甩才子发出感叹：“人生几何？恋爱三角。”这是汪老当初在防空洞中发现的，年老的时候仍印象深刻。
第二件趣事便是他的舍友——郑智绵与冰糖莲子的故事了。这郑智绵也是一位奇人，生平有两大古怪脾气，一是痛恨京剧，二是不跑警报。
1961年，汪曾祺全家在北京中山公园
痛恨京剧就不多说了，反正曾经在宿舍里开嗓唱青衣的汪曾祺就曾被骂“猫叫”，有趣的还是这“不跑警报”。在当下那个动荡的年代里，警报声响起，学生们大多还是赶忙跑去防空洞躲避的，但这郑智绵他不。
为什么不呢？因为只有在这个时间，他才能拿一口很大的白搪瓷漱口缸来煮莲子。莲子本是不容易煮烂的，不过等到解除警报声响起，他的莲子也就煨得差不多了。
无独有偶，另一位西南联大的女同学也不喜跑警报。那她做什么呢？难不成也煮什么东西吃么？
不，她洗头。正所谓“女生多，是非多”，平日里开水房总是挤满了人，别说洗头，洗澡也要注意控制好时间。但是当警报声响时，开水房便空了，这位女同学当然想洗多久就洗多久，洗到爽为止。
汪老的这两位同学，看似脾气“古怪”，但在我看来，他们其实比任何人都热爱生活。
这样快活又不慌不忙的文字，也只有先生能写就。鹦鹉史航曾说：“这世间可爱的老头儿很多，但可爱成汪曾祺这样的，却不常见。”因为他身上有着文人雅士们失落已久的、诗意的生活趣味。
2.
生活是很好“吃”的
提起汪曾祺，就不可避免地想到红油飘香的高邮鸭蛋，想到形形色色、令人口舌生津的吃食，想到活灵活现、跃然纸上的动植物……
可以说是写文章中最会吃的，同时也是吃货中最会写文章的。擅长从生活琐事入手，通过平淡质朴的文字，描写其最为热爱的“生活”。
对汪曾祺先生笔下的作品，我只有四字感叹：相见恨晚。真的是相见恨晚。汪老爱吃，众所周知。
图片为汪曾祺作品
在《人间有味》中，汪老便下重笔墨描写了四方之吃食。比如昆明的过桥米线、汽锅鸡，还有吉庆祥火腿月饼天下第一。故乡的元宵、炒米、焦屑，还有高邮盛产的咸鸭蛋，不过，汪老也不是吃素的，他甚至还提出“肉食者不鄙”的论调，为此专门写了一篇关于各类肉食佳肴的文章。
光会“吃”是不够的，汪老还吃出了一番“学问”。与袁枚不同，汪老不仅会吃，还会做，更懂得这做饭的“学问”，于做饭、吃饭中见生活之真章。
他对“吃”，因热爱而包容。在《四方吃食》中，他就各地方的口味，如广东人吃蛇，吃龙虱；傣族人吃苦肠（牛肠里没有完全消化的粪汁）等，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人家爱吃，你管得着么？有些东西，自己不吃就是了，但也不要反对别人吃。”
图片为汪曾祺作品
这种包容之心还体现在他的文学态度上。比如，汪老觉得，一个人，口味最好要“杂一些”，对吃食如此，文化亦然。
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口味也最好杂一点。“从北京的豆汁儿到广东的龙虱都尝尝”，而对于文学，也不必把自己的那一套强加于人，更不必要求大家都写“主旋律”。
透过以《人间有味》为代表的散文集，随处可以发现汪老想要告诉我们的，一件可能被我们忽略的事情：“日日有小暖，至味在人间”是也。虽重点写吃食，但字里行间，散发的却是他对生活的思考与热爱。
3.
生活是很好玩的
是不是觉得，许是汪曾祺一生都足够幸运，没有经历过什么挫折磨难，才能写出如此温暖人心的作品？
其实不是。从那个特殊的年代走过来的人，没被当成过“右派”，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知识分子。
汪老也不例外。但即便被打击，被下放，他还是在《随遇而安》中写道， “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1991年，汪曾祺在家乡高邮的芦苇荡里
《随遇而安》中，汪老讲述了自己被下放农村改造的经历。没有顾影自怜，没有言辞激烈，他只是静静地、平淡地讲述自己的经历：
“初干农活，当然很累，真够一呛，我才知道’劳动是沉重的负担’这句话的意义”、“许多工人都没这个（喷波尔多液）耐心……我成了喷波尔多液的能手。喷的次数多了，我的几件白衬衫都变成了浅蓝色。”
“我这才比较知道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农民是怎样一回事，这对我确立以后的生活态度和写作态度是很有好处的。”
好像，他真的就只是去“学习”而已，没有打压，没有被迫，有的只是随遇而安的心境，和即使身处尘土之中依然愿意体验、感受生活的心。
同一时间段还有一位女同志说，她从被划为右派到北大荒劳动，是“逆来顺受”。汪老觉得这个说辞太为苦涩，倒不如“随遇而安”更轻松一些。
80年代末，汪曾祺在家中写作
汪老能把苦日子过成寻常，甚至过成诗。关键，是在心境。虽然一辈子吃寻常吃食，观寻常草木，却难得心境开阔，能在寻常中见风雅，致使人生趣味温暖而充实。
北京人有一句话，叫“哄自己玩儿”。汪老觉得，“随遇而安”的心境也不全是哄自己，因为：生活，本就是很好玩的。
4.
最懂人生况味
除了发现并记录下“恋爱三家，人生几何”的金句，汪曾祺笔下的植物，也有一种独特的性灵美，仿佛它们是一个个小精灵，俏生生地出现在你身边，甚至还有一点小脾气。这一点，在栀子花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所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妈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
文雅人士如汪老，其实也有童趣的一面啊。也是，一直“端”着，多累啊，偶尔嬉笑怒骂，也不枉快意人生。
其实，汪老先生是最懂人生况味的。最为寻常之物，往往才蕴含着妙不可言的生之乐趣。拥有一颗时时刻刻对生活兴致盎然的心灵，对围绕身边的寻常事物施以关注，则趣味常有，人生常乐。
我有时会想，到底有着怎样的经历，才能成就这样正能量满满的人。在汪老的《人间有味》中，我好像找到了答案——有父亲、恩师的指引，有朋友的扶持。
其中，对他整个人生影响最大的，便是父亲。那个对他说“多年父子成兄弟”的父亲，那个正气凛然的父亲，那个活得很有兴致，会做各种玩意儿逗孩子开心，并永葆一颗童心的父亲……
汪老曾在怀念父亲的一文中这么说道：“我很想念我的父亲，现在还常常做梦梦见他。我的那些梦本和他不想干，我梦里的那些事，他不可能在场，不知道怎么会掺合进来了。”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父亲早已不在人世，但他对汪老的影响，于汪老的为人处事、行文风格上依稀可见。
我想，这就是所谓“传承”吧。逝去的故人活在未亡之人的心中，未亡之人活在逝去故人延伸的生命里。
汪老曾为自己再版的《旅食与文化》一书作序时感叹道：活着多好呀！可惜，没等到这部书出版，汪老便去世。
但他留下的温情文字，见字如面，依稀可见汪老之神采。在多年前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尚且有从容不迫，煮冰糖莲子、打热水洗头、随遇而安而从容度日之人，在当下这个和平盛世，亦可如此，而不必心浮气躁。
如果累了，倦了，不如放下手中事，泡一壶茶，读一卷“汪曾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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