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清代的文人李渔在总结自己的性经验时，仍然认为：“女人如人参附子……”这是房中术“以人补人”论的延续。男人在纵欲的同时又要保全着身体，于是，女人在满足男人的性快感的同时又成了男人养生的一剂补药。男人甚至幻想着能够因此而延年益寿。当平等的原则被打破之后，男人们是很少去考虑女人的感受和健康的。
作为社会主流文化的儒家思想，历来对“色情”二字极为敏感。孔孟礼教主张“好色而不淫”，宋明理学则认为“淫心尤恶”，而提出“诛心论”。贾宝玉显然既不符合孔孟礼教的准则，更不符合宋明理学的要求。因为贾宝玉接受的观念是“意淫——好色即淫”，他戒淫行，却不诛淫心。儒学发展的历史大致是一条“从节制到禁欲”的路线，《红楼梦》通过贾宝玉的成长历程同样实现了“从节制到禁欲”的目标，但二者却有着本质的区别，区别在于心理的与生理的之分。宋明理学的禁欲是“精神禁欲”，是对个体生命的窒息和戮杀；而《红楼梦》的禁欲是从生理上戒除“皮肤之淫”，是对个体生命的肯定。贾宝玉的“意淫”之法也因此而具有积极向上的意义和审美的价值，这是性冲动的升华。有一种观点甚至认为“意淫”是用思想和语言来进行的性活动，因而是一种极为高级的性活动方式。
道学家一方面用淫恶的罪名惩罚女性，另一方面又用贞洁的名誉来束缚女性，其实质仍然是维护男性的特权。而贾宝玉的“禁欲和意淫”一方面是自我保护，另一方面则是对女性的关爱。他实际上恢复了女性与男性平等的权利，甚至把女性看得高于自身。
以《金瓶梅》为代表的“色情文学”，表面上看来是对宋明理学推行“精神禁欲”的挑战，但是，色情文学的出现只是违背了卫道士们“只许做不许说”的戒条。它在宣淫的同时并没有给予女性自由，并没有改变女性被歧视、受压迫的屈辱地位。而真正的反叛来是自于《红楼梦》，因为它不仅抬高了女性的地位，而且肯定了女性的价值。贾宝玉在给予女性足够的尊重和同情之后，又把束缚男性的封建礼教和世俗功名等价值观念统统掷于脑后，于是真正惹恼了执政的皇权。
《红楼梦》因此而与《金瓶梅》一起被列入淫书禁书，《红楼梦》真正让道学家们感到一种恐惧，因为这与他们的主张相抵牾。清代的道学家甚至还认为《红楼梦》比《金瓶梅》更淫，如陈其元在《庸闲斋笔记》中写道：
“淫书以《红楼梦》为最，盖描摹痴男女情性，其字面绝不露一淫字，令人目想神游，而意为之移，所谓大盗不操戈矛也。”
那么，在这样一种“万恶淫为首”的精神禁欲的阴影之下，男女两性生活的现状又是如何？
从古代性文化发展的历史来看，宋明理学之前并没有明确的禁欲主义思想，两性生活尚处于一种由古代延续下来的纯朴自然的状态。早期儒家的理想与社会实践都只是把性限制在“发乎情，止乎礼”的范围，性的主要功能——生殖、快感、健康三者之间并不矛盾，而且在优生与养生的基础上产生了房中术。但是，随着封建礼教的加强，房中术被引入了魔道，由此派生的性原则就是贬斥爱情，并最终导致了“性”与“爱”的分离。夫妻生活变得有性无爱，只剩下生殖的义务，古老的性爱艺术堕落为荒诞的性巫术，由男欢女爱构成的闺中佳境已不复存在。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中，贾宝玉的言行无疑是背道而驰。
在关于男女恋爱这个问题上，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必须把“欲”和“爱”分别来看，“欲”只是生理的性冲动，而“爱”是性冲动和其他冲动之和。恋爱双方综合了性冲动和其他感情因素，它是一种相互吸引的情绪和自我屈服的感觉之和。有时，发展到极度的恋爱方式会成为一种完全忘我而利他的冲动，甚至于牺牲自我。总之，性冲动中占优势的成分有着“自我”的或“利己”的，但在发展成恋爱的过程中，同时也转变为自觉的忘我和利他。
在自然而正常的情形下，这种利他的成分，在性发育的最初阶段里就已经存在。甚至在动物界两性之间也存在着这种利他的理想成分，特别是在鸟类的中间，如大雁会因丧偶而悲鸣，以至伤感到自我毁灭的境界。一般动物只在繁殖阶段出现短暂的发情期，但在孕育和哺育后代的过程中，雌雄之间建立了亲情，这种“亲子之情”便是单纯的性冲动在感情领域的扩大和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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