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 惟清道人帖
《宋史》记黄庭坚晚年及去世：“庭坚在河北与赵挺之有微隙。挺之执政，转运判官陈举承风旨，上其所作《荆南承天院记》，指为幸灾，复除名，羁管宜州。三年，徙永州，未闻命而卒，年六十一。”
黄庭坚 惟清道人帖
虽寥寥数句，却包含了大量的历史信息，折射出那个时代错综复杂的政治纠葛与人际关系，今日读来，令人不禁感叹唏嘘。
这段话陈述了一段史实：黄庭坚早年与赵挺之有矛盾，等赵做宰相（执政）后，一个叫陈举的家伙拿着黄庭坚的文章去举报，使黄庭坚被除名，贬谪广西宜州，并死在那里。除此之外，此语还涉及三个人：赵挺之、黄庭坚、陈举。
由此，引出两个问题：其一：陈举之所以举报黄庭坚，是受宰相赵挺之的指使吗？ 其二，赵挺之和黄庭坚究竟有什么过节，以致那么多年过去，还是恩怨不绝？
先看第一个问题。从文中可知，其实陈举拿着《荆南承天院记》（亦作《承天院塔记》）去举报，并非受到赵挺之的指使，而是“承风旨”。所谓“承风旨”，即“承望风旨”，指迎合君主、权臣的意图来行事。显然，陈举之所以能够承风旨，一个潜在的事实是：赵、黄的矛盾或赵对黄的不满，由来已久、天下皆知，陈举敏锐地捕捉到这个时机，趁机陷害，一举成功。陈举当时的官职是湖北转运使，地位远在黄庭坚之上。能做到这个职位，肯定是官场老手，洞悉各种矛盾，也善于利用矛盾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陈举既非受赵挺之指使，那么他陷害黄庭坚的目的，就是出于私愤。据载，其之所以衔怨在心，是因为一次“署名风波”。黄庭坚写完承天寺院记后，在场的陈举要求黄庭坚把自己的名字也写进去，想以此求得“不朽”。在当时，这个要求不算离谱，因为古人纪游铭刻题名类文字，常列举多个人名，大凡参与其事者都一一罗列在内，而陈举当时的职位，等同于地方最高长官，有此想法，大概也是“我的地盘我做主”的私心膨胀所致。但是，黄庭坚一向以大胆、耿直著称（宋史有“闻者壮之”之语），断然拒绝了陈举的要求，就此埋下祸根。
此事再一次说明，小人，有时候真的不能得罪。其成事不足者，尚能败事；若成事有余者，简直能祸国殃民。唐时郭子仪功盖天下，却不敢得罪小人卢杞；颜真卿刚烈忠直，对卢杞正色直斥，虽表面折服小人，但最终遭到阴险报复，命丧蔡州。
另一个问题是：赵挺之为什么怨恨黄庭坚？按说，赵挺之官场顺利（其实，用鲁迅先生的话说，是做了女婿换来的），黄庭坚一生蹇剥；一个两度为相，一个终其一生在风波中起伏，二人本不在一个等量级上。他们之间的个人恩怨，其实牵涉到当时王安石变法所引起的巨大政治波澜。据宋史赵挺之传，赵挺之在通判德州时，推行市易法，结果遭到在德安镇的黄庭坚以“镇小民贫”为理由的抵制，据苏轼后来说，赵、黄二人当时“公文往来，士人传笑。”
可见，抵制新法的黄庭坚，早就成了新法推广者赵挺之的“眼中钉”。这里，又牵涉到另一个人物，即与黄庭坚亦师亦友的苏轼。苏轼也是新法的反对者，同时，还是赵挺之一生不遗余力的打击对象。用苏轼本人的话说，赵挺之对他的攻讦，简直是出了“死力”。
苏轼 杜甫桤木诗帖
由此可以看出，赵挺之忌恨的，是反对新法的“元祐党人”。钦定的元祐党籍人士一百二十多人，苏轼、黄庭坚、秦观等都名列其中。如果说赵挺之出于对新旧法的不同认知而向苏轼、黄庭坚频下重手，好歹还能说是为“公”，但他的真是目的，其实是想公报私仇。
赵挺之对苏轼，怀恨已久。早年，赵的岳父郭概在四川为官，因包庇一“违法虐民”的官吏而受到苏轼弟弟苏辙的弹劾，由此两家龃龉不断。种种恩怨纠结在一起，最终导致赵挺之及章惇对苏轼及其门人恨之入骨。
不过，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赵挺之家族内，也并非全部都对苏轼、黄庭坚一例排斥。赵挺之的儿子，《金石录》的作者、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即是苏轼书法的喜爱和收藏者。尤其是赵挺之的连襟陈师道，被称为苏门六君子之一，更在黄庭坚开创的江西诗派中，与黄庭坚并列。
与苏黄的密切关系，使陈师道极为厌恶赵挺之。据《朱子语类》所记朱熹言，陈师道家境贫寒，某次要到郊外值班，却没有一件厚棉袄御寒，其妻去赵挺之家借了一件，陈师道得知后，说：你难道不知道我不穿他家的衣服吗？！（汝岂不知我不著渠家衣耶）即命送还，后竟因受冻得病而死。
苏轼当初在向朝廷推荐陈师道时，说他“文辞高古”、“安贫守道”，陈师道终其一生，对得起苏轼这八个字。
陈师道的诗，和黄庭坚一样，以杜甫为宗，黄庭坚曾有诗云：“闭门觅句陈无己 对客挥毫秦少游。”（陈师道字无己）弘一法师李叔同所作《送别》中“夕阳山外山”一句，即出自陈师道笔下。
黄庭坚谈及苏轼的遭遇，曾谓：“时宰欲杀之”，这是指当时的宰相章惇对苏轼的一再迫害；现在看，这句话，用在他自己身上，又何尝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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