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一年高考。会是结束，也是开始，会有改变，其实也只是人生的一段经历。七年前，郑琼着手拍摄她的第一部纪录长片《出路》，片中的主要人物之一，徐佳就是这样一位想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年轻人。今天特意选择推送这部影片，愿参加高考的人一切顺利，愿所有的努力都值得。
出 路
六年时间，三个拍摄对象
他们都在寻找着出路，以自己的方式
六年时间，纪录片《出路》跟踪拍摄了三位来自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地区和想法迥异的中国年轻人从学校步入社会的成长故事。
徐佳——高三复读生
来自中国中部湖北的徐佳，19岁，是咸宁高中的高三复读生，2009年是他的第三个高三。
复读生活的压力非常大，但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妈妈还是希望徐佳最后能赌一年，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进了一个好大学，才有好的出路和未来。
很幸运，徐佳最后如愿考上了一个中国的二类大学。大三这一年，宿舍的同学都在纷纷找工作，徐佳也很努力，但是投出去的简历很少有反馈，这让他很焦虑。最终，徐佳还是签到了一家公司，但是签完合同后，他感觉心里空落落的，就好像把自己卖掉一样。
工作2年后，为了减轻妈妈的负担，2015年10月徐佳和相恋4年的女友决定结婚，徐佳说，先成家，后立业。他希望结婚后，能承担起更多对家庭的责任。
袁晗寒——向往自由的城市青年
来自北京的袁晗寒，17岁退学在家，除了看书看碟就是睡觉，百无聊赖，为了对抗无聊，决定在鼓楼胡同开一间酒吧，酒吧开张后客人寥寥，三个月后没有意外地关张了。
3年后，袁晗寒游历完欧洲各国，决定申请她心仪的艺术学校－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很幸运，她考上了，但是她很少去学校的画室，她说她受不了画室的沉闷。德国生活的单调让她感觉很寂寞，于是经常去公园遛兔子，或者跑到另一个城市魏玛，找她男友玩耍。
2015年夏天，为了了解更多艺术和商业的运作，袁晗寒来到上海一家美术馆实习。关于未来，她说她并没有明确的计划，但是她不希望把余生留在德国，因为在她看来，德国是个养老国家。也在这一年，袁晗寒在北京注册了她的艺术投资公司。
马百娟——大山深处的孩子
来自中国西部甘肃的马百娟，12岁，在野鹊沟小学上二年级，学校只有2个老师，5个学生，虽然条件艰苦，但是马百娟充满了喜乐，因为她喜欢上学。
她希望长大后能去北京上大学，然后大学毕业后去打工挣钱，她的梦想是将来一个月挣一千元，给家里买面和打井，因为她家面不够吃，没有水喝。
2012年父亲和哥哥为了马百娟上学更方便一些，一起努力把全家从甘肃迁到了宁夏，结果马百娟因为学习跟不上，第二年就退学了。
15岁的马百娟自己一个人跑到完全陌生的城市里，试图去找工作，但是因为年龄和学历太低，结果全部被拒绝。马百娟很迷茫，在黄河边干涸的河滩上独自徘徊。
导演 | 郑琼
郑琼说
? 写在今天
2009年6月6-7日我在湖北拍摄，那是徐佳的第三次高考。
作为一个20多年前的高三复读生，我希望《出路》这个小片子能向所有来自小地方希望透过高考改变命运的年轻人致敬，愿你们所有的努力都值得。
感谢北京中视文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戴年文先生，深圳明时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侯明女士，还有我的制片人德国LICHTFILM GmbH公司的Wolfgang Bergmann 先生，以及所有在过去7年时间里为这部影片提供了无私帮助的朋友们。
因为你们，这个故事才得以可能被讲出。
26年前我自己也是一个复读生，我念了三次高三，最后还是没有像父母期待的那样考上大学，在那种封闭的环境中，手上毫无权力和社会资源的父母和当时惶惶然的我都经历了一个长长的压抑的黑暗隧道，待业、找工作、到工厂上班。再后来，我离开小城市，到北京，打工，打拼，为生存而不停奔忙。这中间经历过太多的盲从、迷惘、徘徊、犹豫和找不到出路的痛苦。
当袁晗寒的妈妈用闲聊方式跟我讲述袁晗寒的故事时，我触动很深。在她的生活里，有那样多的选择，那样多的机会，那样多的资源，和从小地方出来的我，感受完全两样。我们经历的是完全的匮乏，没有很多选择，也没有什么机会，更看不到任何开放的社会资源，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匮乏。而且特别是当我看到，她居然可以那样轻易地就把一个外地孩子削尖脑袋才能挤进去的中央美院附中的上学机会给放弃掉时，刺激特别大。我当时在想，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她可以这样不需要思虑太多后果地去行事。
跟她不断深入交流的过程中，我会强烈感受到她的一些与众不同的思辨的能力，可能因为从小就可以有很多选择和资源而获得了不一样的视野，她有自己独特的思考和行为方式，并显出跟她年龄不相称的某种独立的味道，所以当时特别有冲动要去做这个人物。但是如果只是做她一个人的话，意义并不是很大，因为没有反差和对比，观众也很难看清楚“为什么”。于是想回到20年前我曾经学习过的高中，再找一个跟我有过类似复读经验的学生，考大学对他而言在那个闭塞环境中是唯一的选择。因为在中国，特别是中小城市，一直有这样一个传统，认为上了大学后就会有很好的工作和未来。为了考上一个更好的大学，很多人不惜复读2年，3年，甚至10年。很幸运，我找到了徐佳，一个曾经和我一样读过三次高三的复读生，在他身上我看到了很多自己以前的影子，生活单调，性格压抑和退缩。和袁晗寒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自由和自主有巨大反差。
在和袁晗寒妈妈的采访中，她同样提到，“如果我的孩子也在一个二级城市的话，我要让她死也要死在学校里。”你会发现，在一个只论输赢的社会里，其实每个人都是受害者，可能，真正的出路不在于要离开哪里，而是在于我们的内心是否对自身所处的这个文化有觉察和反省，并做出不一样的选择。
而对于那些小城市的普通人而言，命运似乎并不能提供太多选择，考大学成了大多数人摆脱自身命运钳制，走出狭小天地去看更广阔世界的唯一通道。所以对于徐佳而言，进大学和找工作是他生活或者生命的全部，他几乎从来不想“我为什么而活”这样的问题。他是中国人群的大多数，强烈希望改变自身状况，有一个更好的物质生活。
对于生活在大山深处的马百娟而言，要解决的是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因为环境和见识的封闭，她既没有袁晗寒的无聊，也没有徐佳的焦虑，但是她的未来，最后只能是从土地回到土地。
在贫富分化极其严重的中国当下，这三个人物有点像是断裂的各个社会阶层的隐喻，处于生存困境中的人群需要面对他们在追求世俗成功时产生的各种压力和焦虑，让身心得平安；摆脱了生存困境进入中产或者类中产的人群需要面对人生意义的问题，让灵魂有依伴。
影片中三个人物面对的问题，其实也是中国各种群体需要面对的问题，不仅仅是他们要找到各自的出路，包括这些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毫无交流交集的隔离，也需要找到沟通的途径和可能。
我想，《出路》这部影片的意义也在于此。
（纪录片《出路》片长94分钟，2016年5月底完成全部后期制作，国内发行：北京中视文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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