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04以后逐渐兴起的“收回利（矿）权”和“保路风潮”，是私人资本追逐利益和“爱国热情”（排挤外资）的双重混合。
当时中国的实业家身份颇为奇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一方面是商人，另一方面又是拥有一定社会定位的士绅，这种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混合，形成了既追求利润，又关心公共事务的独特的中产阶层——绅商。
因此，当这些绅商们不满足于在轻工业领域发展的时候，“收回利（矿）权”等逐利行动便和排挤外资的民族主义情绪结合起来，而以爱国为口号的民族情绪鼓动，也成为实业家们挑战外资的最佳利器。
向重工业突围遭到双重挤压
一份当时的日本材料曾略带夸张的如是描述：有钱的中国人“正处于狂热之中，他们抵押土地，掏空钱包，来兴办西方式的工业”。
据统计，1901-1911年全国民间资本所设的650家工矿企业中，大多数是纺织业、缫丝业、面粉业等轻工业部门，而机器业与矿冶业占比仅一成多。
于是，在实业蓬勃发展的同时，绅商们将目光瞄向了利润更为丰厚的矿业、铁路和航运业。1904-1905年，与轰轰烈烈的“保路风潮”相伴随的是收回矿权运动，影响较大并取得一定成效的包括山西、安徽、山东、四川等省。
以山西为例，1898年，英国福公司于山西商务局签订开矿协议，但福公司并没有立即进行勘探和开采。1905年2月，山西绅商成立同济矿务公司，开始自行开采山西矿产，而英国福公司则表示不准山西绅商自己开采，并向山西当局提出在山西开矿的专办权。
英国福公司的强硬要求激起山西绅商和山西留日学生的强烈不满，他们纷纷联名上书，要求当局撤废与福公司签订的开矿章程，赎回矿权。在压力下，1908年1月，山西商务局以赎银275万两将福公司在山西的矿权全部赎回。
如果单从私人资本追逐更高利润的角度看，清末的绅商们不满足于在轻工业里折腾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矿山、铁路、航运，这些看似利润更加丰厚的行业往往被外资和官办企业把持，因此，即便当时的绅商用上了马云式的“爱国流氓”招数（违背契约），但所得仍旧难以和外资抗衡。
数据显示，在铁路领域，到1911年，中国93.1%的铁路被外方直接或间接控制；在煤矿领域，到1913年，外方控制的煤矿占中国煤矿总数的55.4%；在航运领域，1901-1911年，外国轮船所占份额高达83.3%-88.4%，中国只有轮船招商局是规模较大的轮船公司，即便如此，仍旧难以和英国的太古、怡和公司和日本的日清公司相比。
1904-1905年，与轰轰烈烈的“保路风潮”相伴随的是收回矿权运动，影响较大并取得一定成效的包括山西、安徽、山东、四川等省。（图为山西商办全省保晋矿务有限总公司股票）
投机橡胶股票的无奈与疯狂
与外资同样强悍的是大量的官办、官督商办的官僚企业，比如在矿业领域由于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钢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等，在航运领域由晚清名臣李鸿章创办的轮船招商局，这些官僚企业无一不是具备深厚的官方背景，没有一定实力和背景的民间资本很难插足其间。
一份针对1872-1913年棉纺、缫丝、面粉、水泥、卷烟、航运、煤矿等10个主要行业的产业资本家来源所作的统计显示，其中官僚地主占59.8%,买办占23.8%，真正意义上的商人仅占16.4%。
因此，绅商们在“爱国冲动”过后才突然发现，在享有特权的外资和强大的官僚企业面前，民间资本由于资金、技术方面的劣势，其拓宽投资渠道的努力注定是徒劳的挣扎，而那些没有门槛、一本万利的股票投机，似乎也成为一种无奈但必然的选择了。
1910年，在上海这个远东最大的商业中心，一种橡胶股票引发民间资本的疯狂抢购潮，作为民间资本最为发达的地区，长三角一带包括江浙等地的钱庄纷纷参与。“买进时30两银子一股，买进后股票天天涨，最高涨到每股90多两”，泡沫越吹越大，民间资本越陷越多。
1910年对于橡胶股票的疯狂炒作完全是一种概念投机。20世纪初，随着汽车工业的发展，橡胶作为新兴工业品变得炙手可热，特别是橡胶受生长周期、气候、土壤等的限制，产能迅速扩张的可能性有限。因此，伦敦市场上的橡胶价格一路攀升，1908年每磅2先令，1909年底每磅10先令，1910年4月达到最高峰，每磅12先令5便士。
橡胶价格的疯涨带来橡胶公司股票的疯涨，与橡胶有关的皮包公司也越来越多。到1910年初，为开发南洋橡胶资源而成立的公司达到122家，其中至少有40家总部设在上海。
这些公司有些甚至刚刚买地，有些甚至是彻头彻尾的皮包公司。但当这些被国外冒险家控制的公司在上海投入广告疯狂宣传，炒作“橡胶时代”来临的时候，没有人去关心其真实的盈利能力。
1909年-1910年，上海各界购买橡胶股票动用的资金达到4000万两，而当时全国一年的财政收入总共只有1亿多两。这场疯狂投机之后的崩盘似乎是早晚的事了。
1910年，在上海这个远东最大的商业中心，一种橡胶股票引发民间资本的疯狂抢购潮，长三角一带包括江浙等地的钱庄纷纷参与。（图为20世纪初的上海爱多亚路外滩）
拿什么拯救你，江、浙钱庄
1910年，由于价格被炒作得太高，美国开始限制使用橡胶。随后，伦敦市场的橡胶价格应声下跌，上海市场也跟着遭受重创。橡胶股票迅速形同废纸，部分控制橡胶公司的国际冒险家开始卷款跑路，橡胶股灾一触即发。
这场危机真正严重的地方在于上海钱庄的参与。这些汇集了江、浙一带民间资本的钱庄通过两种渠道，深度参与了此次橡胶投机：第一种途径是钱庄向投机者提供信用、抵押贷款，当钱庄的资金不够时，又向外资银行大搞同业拆借；第二种途径则是钱庄操控者直接参与橡胶股票投机。
股灾发生后，清政府组织三次救市，但由于政府官员的昏聩和内斗，三次救市措施均告失败。1910年10月份，上海金融界两大支柱之一的源丰润钱庄因资金无法周转而宣告破产，亏欠公私款项达2000余万两，其设在北京、天津、广州等地的17处分号同时倒闭。
1911年3月份，上海金融界另一大支柱义善源钱庄负债1400万两，宣布倒闭，上海金融业陷入崩溃。两大钱庄的先后垮台引发全国范围的大恐慌，其中，江浙地区的金融业受冲击最大，当地的钱庄纷纷倒闭，民间金融机构被彻底冲垮。
同时，由于源丰润和义善源两大钱庄承担了政府官银的汇兑，仅上海官银就约有十分之六存于源丰润系，十分之四存于义善源系。因此，随着这两大金融支柱的倒台，加剧了清政府的财政危机。
股灾发生后，清政府组织三次救市，但由于政府官员的昏聩和内斗，三次救市措施均告失败。（图为汇丰银行前的一对铜狮，一为开口，寓意是“出”，一为闭口，寓意为“纳”）
新政积累的民间资本被一网打尽
从1901年实行经济自由的“新政”以来，民间实业获得大发展。其中，长江流域和沿海地区，尤其是江浙、两湖和广东，是清末“新政”在民间资本积累的重镇。
据统计，1901-1911年，全国民间资本所设的650家工矿企业中，江苏（含上海）162家，浙江36家，广东54家，四川42家，湖南11家，其中江浙、两湖和广东共345家，占53%。
随着民间实业的蓬勃发展，为民间资本提供资金汇兑的钱庄得到了大发展，江浙地区（包括上海）的钱庄，一度与外国银行、本国银行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成为维持清朝金融稳定的重要支柱之一。
而1910年的橡胶股灾将江浙一带的钱庄几乎一网打尽。据估算，在橡胶股灾爆发之前，民间资金大约买了80％，在上海的外国人抢购了20％。很多民间资本不满足于在上海抢购，还调集资金到伦敦。民间资本在上海投入的资金约2600万至3000万两，在伦敦投入的资金约1400万两。
同时，钱庄的倒闭又引发了实体企业的危机。以承建川汉铁路的商办公司川路公司为例，1909年，该公司管理层将本该修建铁路的350万两白银股本金存入上海三家钱庄，该笔资金最终卷进了1910年的橡胶股灾。当上海的三家钱庄倒闭时，川路公司的这一笔钱损失惨重，形成大量无法追讨的烂账。
因此，当1911年清政府宣布将原定商办的川汉铁路收归国有，并拒绝现金补偿川路公司投机亏损时（政府很无辜），川人彻底愤怒了。特别是由于橡胶股灾加剧了政府的财政危机，铁路国有化后又不得不向外国银行借款救急，川人终于找到了一个好借口，即宣布政府是“卖国贼”可以获得更为广泛的支持。由金融危机引发的一场更大政治危机正在酝酿。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周锡瑞《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第五卷：新政、立宪与辛亥革命》）
1910年上海橡胶股灾引发的金融风暴，几乎将清末新政积累起来的民间资本一网打尽。
而这场危机也让川路公司的部分股本金深陷其中，形成大笔无法追讨的烂账，影响最
终远远超出经济范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