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67宋神宗继位，此时的大宋王朝表面光鲜亮丽，但背后蕴藏的危机已经到了无可回避的地步。
冗官、冗兵、冗费像无底洞将朝廷的财政吞的干干净净，钱花了国事却愈加糜烂，面对西夏的大溃败就是例子。
出了问题当然要想办法解决，于是在皇帝的支持下王安石登上历史舞台，提出了十数条变法方案。
这些方案大多都遭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的反对，但其中真正让新旧两党以命相争的却只有一条。
一、富国强兵
王安石变法的内容非常全面细致，大致有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均输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保马法、军器监法等等。
但这些复杂的法令从目的来讲基本都可以归为两类，富国和强兵。
这么看的话变法思路就很清晰了，大宋王朝面临的危机主要是钱不够用和被别人揍。
没钱就要去搞钱，青苗法、市易法、均输法等等本质都是想办法增加朝廷收入，这不就富国了么。
有了钱好办事了，添置武器，强化军备，干什么都行，即所谓强兵。
富国之策方面当时新旧两党争论的主要焦点就是富国会不会穷民。
王安石认为只要理财手段够高明，他就能在为朝廷搞钱的同时让民众更富裕。
司马光觉得这简直就是胡说八道，天下财富就这么多，咋的你厉害？一圈牌打下来还能让每个人都赢钱？
两个人的观点都被记录在了《宋史》中，王安石大力宣扬：
“善理财者，民不益赋而国用饶。”
司马光则反驳：
“善理财者，不过搜刮民财而已。”
从后人的角度看至少在这点上司马光是正确的，王安石所谓的理财方法几乎都是大搞垄断摊派，害民不浅。
这个问题在之前的文章中我已经详细分析过了，大家有兴趣可以翻看，不再展开。
但不管富国之策再怎么穷民，至少王安石的目的达到了，国库确实因此充裕了起来。
根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计算，宋神宗继位初朝廷年财政收入约3680万贯，而王安石变法后这个数字直接达到了6000万贯。
王安石富国之策多属于竭泽而渔
道理大家都懂，但竭泽而渔很多时候确实是解决燃眉之急的好办法。
因此就算明知道青苗法、市易法等等害民不浅，王安石罢官乃至于去世后朝廷仍然时不时恢复法令以此敛财。
从某种程度上讲，虽然表面上新旧两党在富国之策上争论的很厉害，但双方并没有本质性的冲突。
新党要解决朝廷火烧眉毛的财政问题，即便害民也视而不见。
旧党反对害民，但也拿不出解决方案，当时北宋的财政危机也确实是头等大事。
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无论反对变法的声音有多大，富国之策终究是能够落实下去的，就算被短暂废除也没有人亡政息。
强兵之策中的绝大多数法令也是如此，例如保马法被骂的再狠也实打实贯彻下去了。最后还是新党自己认识到这么干弊端太大将其改成了民牧制度。
再比如军器监法和置将法，因为较合理旧党也没有因为党争不假思索的反对。
但是在十数条法令中唯有保甲法不同，作为新法的重中之重，保甲法刚刚出台就完全执行不下去。
首先皇帝对此就很警惕，《宋史》记载宋神宗专门就保甲法警告王安石：
“民言合而听之则胜，亦不可不畏也。”
表面上看宋神宗体恤民情，告诉王安石保甲法太扰民了你不要做的太过分。
但问题是当时民间最激烈的诉求是反对青苗法、市易法、保马法，这方面皇帝倒是直接装作不知情。
其次是满朝官员都抵制保甲法，这种抵制和反对其他法令不同，直接就是阳奉阴违让你玩不下去。
王安石在位时还能勉强推行，他刚被罢免保甲法就被废除了。
宋哲宗亲政后新党重新掌权恢复变法，其他法令都没问题，唯有保甲法不行。
保甲法几乎无人认同
当时的群臣实在拗不过皇帝和新党只好磨洋工，上疏道：
“当以渐推行，则人不致惊扰。”
宋徽宗年间皇帝又试图搞保甲法，结果《宋史》记载：
“京畿保甲投八百七十一牒，乞免教阅，又二百三十余牒遮枢密张康国马首诉焉。”
你说皇帝怕不怕？别的新法最多被人骂上两句，事情做也就做了。
但搞保甲法满朝大臣恨不得抱着皇帝哭天抢地，裹挟民意分分钟给你弄几百份民间上书出来，恨不得玩命。
所以保甲法到底哪里触犯了大家的利益？
二、体和用
现在大家看晚清的历史会有两个概念，体和用。
体是根本，是朝廷的组织形式、治理方法乃至于文化理念。
用是细枝末节，可以具体到某样工程，某种技术。
但事实上体和用并非新概念，历朝历代都有体、用之争。
宋朝的体是什么呢？文官政治。说得再明白点，普通平民想要在宋朝成功逆袭通常会走读书、科举、当官这条路。
但以前的朝代不是这样的，例如秦汉没有科举，那么上战场砍人你有没有胆量？
这就是军功爵位制，秦汉的体就是军功勋贵集团，普通人要出头得拿敌人首级来换，田地、粮食、布匹、官位都有。
有什么样的体就会有什么样的治理模式，将军功制度发挥到极点的秦朝被称为暴秦，民穷酷吏却战斗力爆表。
将文官治理玩到极点的宋朝虽然武德不兴但民间富裕自由。
从这个角度看，王安石变法的所有内容都是在“用”上面打主意。
青苗法、保马法、置将法等等不管好坏都是由文官集团去执行的，甚至于某种程度上还强化了文官体系的威严。
所以旧党多君子，很多时候真的是凭良心在反对新法。
但保甲法就完全不同了，《畿县保甲条例颁行》规定全国上下每十家组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
这就相当于把全国民众全都纳入严密的管制网络中。
首先民众的自由迁徙是不可能了，得听朝廷计划，外出做生意打工想都不要想，有时候误了农耕也是很正常的事。
其次农闲时间你要准备训练打仗，武器还要自己准备。
最后你的保长就是你的长官，等级森严你要服从命令，就和在军队一样。
这不是马上要向秦汉时期的军功爵位制靠拢吗？王安石自己都说：
“（保甲法）商君用之秦，仲长统言之汉，而非今日之立异也。”
所以满朝百官能不反对吗？王安石是想翻了天啊！真这么搞下去不是要断掉天下读书人的路！
民众也十分讨厌保甲法，玩命是件很高成本的事，如果有其他门路谁愿意去干？
就算在当时很穷困的秦国，商鞅也在《商君书》中强调：
“利出一孔，驱农归战。”
必须把秦国民众所有的上升空间全部斩断才能迫使他们到战场上玩命，何况是大家生活已经非常富裕的北宋？
除此以外保甲法在强制推广的过程中也产生了很多问题，例如敲诈勒索等。
《宋史》记载当时不少保长：
“依倚弄权，坐索供给，多责赂遗。”
以至于很多家庭；
“愁苦困弊，靡所投诉。”
本来保甲法就降低了大家的生活水平，再来这么一出新法的形象更加恶劣，民众以死相抗不惜自残也要逃避保甲。
三、抉择
历史上的改革有很多，但大多数都是在原有的基础上修修补补，仅有寥寥几次是以翻天覆地为目的的。
王安石变法即是如此，强兵之法的意图是重建秦汉军功爵位制。
但是重建军功爵位制和民众自由富裕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相容的，因此无论官员还是民众都十分抗拒。
从这个角度推测也许王安石并非不知道自己的富国之策害民，而是将富国之策配套军功爵位制来使用。
你看，大敌当前朝廷最紧要的目的是抵御外侮，乃至于实现饮马塞北，封狼居胥的伟大功业。
为了这么伟大的事业难道不应该把民间的财富全部收集起来去干大事吗？
从后人的角度看也许这种想法是对的，宋朝灭亡的时候别说过好日子了，金兵南下什么钱财自由，你连命都保不住。
但是王安石时代朝廷并没有面临这么大的外患，辽国无意南下，西夏实力有限。
司马光等旧党不是神仙，他们不可能预见到金国的突然崛起。
在旧党的掣肘下王安石把旧世界的一半砸的稀巴烂，却没有在此基础上建立新世界，这是最糟糕的结果。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旧党主政的时候，北宋的民众是非常自由富裕，他们一天是吃三顿饭的，不但吃饱还能吃好。
如果王安石变法成功，北宋也许能重现汉唐辉煌，宋神宗千古一帝。
如果没有王安石变法，旧党主政不折腾北宋国力不会大幅衰退，也许不会亡于金国。
总而言之看历史不能从单一角度分析，否则很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
王安石和司马光没有对错，只是立场不同而已，因此我对双方都保持着极高的敬意。
参考资料：
《宋史》
《商君书》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畿县保甲条例颁行》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