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的传人当然会有龙心理
传普通人听得懂的理论
教人人都学得会的技能
选素质高专业强的执业
做老百姓买得起的服务
助人人成为最好的自己
这是龙心理研究推送的第340篇原创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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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受了西方心理学一百多年熏陶的当代中国人有这样的反应，实属正常。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一百年多前的中国落后中国人愚昧，看到西方的东西就以为都是先进的、科学的，看到中国的东西就觉得是愚昧落后的，从而错把西方灵魂学当成心理学是可以理解；一百年后的今天，眼见得西方心理学所到之处都是各种心理问题泛滥，中国人却仍然迷信西方灵魂学，错把灵魂学当心理学，那就是糊涂和无知！
当然，这也恰恰说明了当下让中国人了解西方心理学的真相有多么重要和迫切，表明了学过西方心理学的人特别是那些已经有了些许名气的人正成为中国心理学发展最大的阻力和绊脚石。
为此，我们自2024年2月27日开始开辟了《不可不知道的心理学知识》专栏，第一篇就是《不可不知道的心理学知识1：中西文化的差异绝不只是文化上的》，这里是第二篇。
凡是系统学习过心理学的中国人，一定都从教科书上看到过跟下面的话相同或相似的内容：
1879年，冯特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创建了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开始对心理现象进行系统的实验室研究。在心理学史上，人们把这个实验室的建立，看成是心理学脱离哲学的怀抱、走上独立发展道路的标志，把冯特称作现代科学心理学之父。
威廉·冯特
但实际上，我们通过研究发现，西方文化中根本就没有能够与中文里的“心”、“心理”相对应的词汇，西方的Psychology是灵魂，有时也表示精神，西方人根本就不懂中国人所说的“心理”，甚至认为这是中国人愚昧无知把脑的功能当成心的功能了，他们怎么可能有心理学呢？
事实上，冯特研究的Physiological Psychology也并不是中国的心理学教科书中所介绍的“生理心理学原理”，它准确的中文翻译应该是“基于生理学的灵魂学原理”，把西方的 Psychology当成心理学，只是中国人的自以为是和一厢情愿。冯特在这本书的《导论》第一部分“科学灵魂学的课题（The problem of Pysiological Psychology）”中明确指出，他研究这门新兴学科的是为了纠正在“a science of mind（科学灵魂学）”的研究中那种“除了直接理解意识进程本身之外，不再需要更多的东西”的错误观点。
这就是说，冯特本人讲的很明白，他的那本被中国人翻译为“生理心理学原理”的著作，其实是关于“科学灵魂学”的研究。
因此，冯特的创建的学科准确地翻译应该是“科学灵魂学”，而不是中国的教科书上所说“科学心理学”。把西方的Psychology当作“心理学”，只是中国人的一厢情愿和想当然。当然，这对西方人来说只有好处而没有坏处，西方人何必多说呢？
放眼整个西方学术界，Psychology只讲了两个内容：一个是关于灵魂的非神学的理论体系，西方人也称之为“a science of mind（一门关于精神的科学）”，另一个就是关于各种精神性疾病包括各种神经症的灵魂层面的致病机理的研究及其治疗。而这两个内容，都是与西方文化与当时西方的历史背景分不开的。
所以，要想真正搞明白西方的Psychology，必须要研究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在19世纪后期的西方诞生Psychology这样一个新兴学科呢？
由于绝大多数人对德国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前因后果没有任何印象，所以，我不得不费些笔墨先向各位简要地介绍一下18、19世纪的德国历史和社会背景。同时，为了能让各位体验一下时代代入感，我把冯特人生的几个重要时间节点一并列入。
从1450～1555年，由罗马帝国改革推动的法律体系建立了帝国的政治体制，并在其神权、世俗及世袭邦国中确定了一定程度的地方自治权，由帝国议会代表行使管理权。
1740年，奥地利大公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去世。玛丽娅·特蕾莎（也译作：玛丽亚·特蕾西娅）是查理六世与皇后布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唯一在世的女儿，于是玛丽娅·特蕾莎依照《1713年国事诏书》的规定即位，成为奥地利首位女大公。
但是，玛丽娅·特蕾莎的继位却遭到了选帝侯——这是德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有名词，代表着德国历史上的一种特殊的政治现象，这个词被用来指代那些拥有选举“罗马人的皇帝”权力的诸侯——的反对，为此爆发了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 。
1745年《德累斯顿和约》以及1748年10月《亚琛和约》的签订，标志着持续8年之久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的结束。《亚琛和约》规定玛丽亚·特蕾莎的丈夫将继承神圣罗马帝国皇位，而特蕾莎将以皇后之名统治帝国。
换句话说就是，由于去世的查理六世没有儿子，就由查理六世的女儿玛丽娅·特蕾莎的丈夫继承皇位，而由玛丽娅·特蕾莎行使皇帝的权力。这两个和约虽然让奥地利失去了西里西亚，但却成功地维持了查理六世时代的大部分领土，确保了哈布斯堡王室连任神圣罗马帝国300多年的皇位。
自1740年起，奥地利哈布斯堡君主国同普鲁士王国成为各诸侯国中实力最强的两个，两者的斗争主导着德意志地区的局势。法国大革命战争及帝国议会最终会议之后，多数世俗的帝国自由城市均为各王朝吞并，而神权领土则被世俗化并吞并。
1806年，帝国终结，多数德意志邦国，尤其是莱茵河畔诸国为法国所统治。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法国、俄罗斯、普鲁士及哈布斯堡对德意志地区的霸权展开争夺。拿破仑一世失败后，欧洲各国于1814年召开维也纳会议，并建立由39个主权邦组成的松散联盟－德意志邦联。对欧洲协调结果的不满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自由主义运动，但随后遭奥地利政治家克莱门斯·梅特涅的镇压。
宗教在19世纪早期的普鲁士各地都是一个重要事务。在东部，信奉新教的普鲁士国王意图通过成立一个联合教会来确保新教群体在国内的主导地位，例如1817年在威斯特法伦设立的一所救助所就以此向孤儿及犹太人群体传教，此救助所在1823年已开始收容城市周边地区的孤儿。而在西部，天主教徒也毫不示弱地以各种方式维持他们对天主教的感情。西部乡村地区的民众也保持着宗教虔诚，例如1822年夏，有人报道莱茵河畔的一座小镇内的天主教堂画像上出现了某种神奇的光芒，尽管此事在之后被证明是阳光折射的结果，依然有大量民众前往此地“朝圣”。
但是，普鲁士政府在19世纪初的宗教政策与18世纪时一贯奉行的“宗教宽容”有明显的不同，特别是在1815年之后，普鲁士境内不同宗教派系都被划归至省级宗教法院管辖。
1817年9月27日，普王腓特烈·威廉三世在大众面前宣布一个新教联合教会将于10月31日成立，这就是普鲁士联合教会的雏形。随后政府又颁布了普鲁士联合教会所推行的统一宗教仪式。
从1825年至1834年，普鲁士政府与天主教徒达成一项折中条款，规定了天主教徒与新教徒混合家庭的子女将遵循何种信仰。其中，男孩遵循父亲的信仰，而女孩则跟随母亲。和旨在解决新教徒内部纠纷的普鲁士联合教会与其宗教仪式一样，它本意消除宗教隔阂，直到1836年2月1日这位新科隆大主教的上任。他突然撕毁条款拒绝妥协，并宣称这种方式与天主教的传统是相悖的。在得到了罗马教皇的支持后，大主教禁止牧师主持宗教混合家庭的婚礼，除非夫妻双方均同意子女一概信奉天主教。
也许普鲁士国王是出于对王国内新增大量天主教徒的恐惧才推行如此的政策，然而它并未消除新教内不同教派的分歧。尽管普鲁士在整个1820年代都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宗教冲突，但纸总是包不住火的。最典型的宗教冲突终于在1830年纪念《奥格斯堡信纲》300周年的时候出现了，这就是著名的“老路德运动”（altlutherische，Old Lutherans）。
1830年，反对普鲁士联合教会的新教徒借着纪念《奥格斯堡信纲》300周年的机会，斥责联合教会的性质，指出它根本无法强迫人民去建立宗教联盟。一位神学家兼政策的批评者Claus Harms声称，人们应当在此时复兴正统路德教教义，而普王在1817年的行为实际上正打算抹杀它；《奥格斯堡信纲》是隔开路德宗与罗马天主教以及“新教异端”的高墙。他同时引用了1731年逃难至普鲁士的萨尔茨堡路德宗教徒恪守教义的品质，激发教众的热情。
Harms慷慨激昂的批判使得老路德运动在西里西亚获得了大量支持者，民众针对联合教会的反抗也此起彼伏，致使政府一度动用军队维持当地秩序。
在路德宗中心城市布雷斯劳，有2/3的牧师仍维持着传统的路德宗礼拜仪式，而非政府所规定的修改版本。布雷斯劳的一位神学家Johann Gottfried Scheibel（1783-1843）更是简洁明了地宣称，联合教会与被修改的宗教仪式正在摧毁路德宗，加尔文宗派的牧师正借机劝诱路德宗信徒转教。
事态如此的发展使得政府认为，牧师与神学者是叛乱的煽动者，而平息事端最高效的办法即是镇压这些主谋。于是，1832年，上文提到的神学家Scheibel被解职。政府在教会拒绝管制的区域驻扎军队，对不听从命令的牧师处以罚款与监禁措施。
这是个经济腾飞、政治不稳定、冲突频发战争不断的年代，与此同时，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使得上帝变得越来越让人怀疑，西方人正面临巨大的信仰危机，这是个人人极度不安和焦虑的年代。
1832年8月16日，冯特出生在德国巴登地区曼海姆市的内卡劳镇，是家中的第四个孩子，父亲是一位路德教会牧师。他4岁时和家人搬到了巴登地区中部的海德尔斯海姆镇，并在这里度过童年。冯特有个哥哥叫卢德维格，比冯特大8岁，不过，在冯特两岁的时候因为上学的原因哥哥到姑母家居住了。
1834年，德意志关税同盟成立，促成了日耳曼邦国的经济整合。
受法国大革命影响，民族主义及自由主义广泛传播，建立中央集权民族国家的观点在德意志人，尤其是年轻知识分子中日渐流行。
然而，政府在宗教方面采取的措施并未起到什么效果，老路德运动从西里西亚逐渐蔓延至临近的波森省、勃兰登堡省与波美拉尼亚省。为了阻止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政府决定妥协。1834年2月，政府颁布一道政令允许老路德运动参与者无需加入普鲁士联合教会，但他们仍需要使用政府修改过的礼拜仪式。
很显然，这并不是政府真正意义上的妥协，因为这道命令仍然没有任何用处。因此，民众的抗议仍持续着，更有民众选择离开他们的国家。最大的问题在于，普鲁士政府的行为实际上越过了法律。普鲁士东部领土普遍实行1794年颁布的《普鲁士一般邦法》（Allgemeines Landrecht für die Preußischen Staaten，General State Laws for the Prussian States），而法律内就有“国家没有权利对信条加以强制性规定”的文字。老路德运动的支持者抓住这一点作为他们合法反抗政府的权利，他们也声称自己的行为应受到法律保障。
1837年，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再下达一道命令，禁止老路德运动的支持者合法移民。
不料，这道命令反倒火上浇油，促使数千名反抗者在1839年移民至美洲与澳洲。这次大规模出逃事件被媒体争相报道，普鲁士国内新教徒的内部关系更加紧张。
在普鲁士东部地区兴起老路德运动的同时，30年代的莱茵兰也充斥着宗教冲突。
1836年2月1日，克莱门斯·奥古斯特·冯·德罗斯特新任科隆大主教。在得到了罗马教皇的支持后，他突然撕毁普鲁士政府与天主教徒达成的折中条款条款，并宣称这种方式与天主教的传统是相悖的，宣布禁止牧师主持宗教混合家庭的婚礼，除非夫妻双方均同意子女一概信奉天主教。
当普鲁士联合教会受到了包括大量新教徒的声音在内的质疑时，普鲁士国王的政治权威就已下滑，因此，国王需要一次政治胜利来重新树立起威严。此时他更不可能容忍一位天主教主教公开站出来反对自己的政策，更何况这是双方曾经妥协的成果。于是国王下达了逮捕大主教的命令，并在1837年11月20日晚被执行，德罗斯特大主教被当作罪犯运送至明登的堡垒（亦有文献记载说大主教被送至明登的一所公寓软禁），同时向科隆增派军队维持秩序。
然而事与愿违。被逮捕的大主教在民众心目中摇身一变成为了宗教自由的象征，本就在莱茵兰地区作为弱势群体的新教徒此时更遭到了天主教徒的敌视，天主教徒聚集在大街上持续抗议，军队与教徒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越来越多的主教也开始效仿德罗斯特的行为，例如明斯特与帕德博恩的主教同样拒绝履行1825年达成的折中条款，他们也因此被解雇；甚至是远在东部的波森省，格涅恩（格涅兹诺）与波森（波兹南）的大主教也由于相同的行为被逮捕，囚禁在科尔贝格要塞内。
科隆市的民众聚集在大街上，抗议普鲁士政府对大主教克莱门斯·奥古斯特·冯·德罗斯特的逮捕。尽管冲突并非完全由政府引起，但此事却因为政府派军镇压作结，激化了政府与天主教民众的矛盾。而这次“科隆事件”（Cologne trouble）也成为了普鲁士政府与莱茵天主教徒冲突的一次代表性事件。
1837年12月10日，教皇公开赞扬德罗斯特大主教的举动，谴责普鲁士政府的行为，德意志邦联内外也出现了大量基于此问题的争议。终于，普鲁士政府决定妥协，德罗斯特大主教在1839年4月22日被释放，还被允许保留科隆大主教的头衔。
大概中国很难想象不同教派之间竟然会有那么大的分歧。只要看一看现在中东的乱局，想一想不同教派之间可以闹到以死相拼且世代传递沿续数百年，也许你就会多少有那么一丁点儿的感觉了。
普鲁士王国随着其社会的发展与新宗教政策带来的冲突一起迈入了革命的1840年代。1840年的普鲁士社会将充斥着动荡不安，暴动与贫穷逐渐成为社会的真实写照。
也就是在1840年开始，冯特父亲的助手弗里德里克·穆勒牧师成为冯特的老师。冯特和老师关系非常好，以至于老师在教了他三年后，要到附近另一个镇当牧师，冯特也过去和他一起住和学习。
不过，童年时的冯特的伙伴很少，唯一一个和他关系不错的是一个比他年纪大的智力发育有些问题的孩子。他在镇里的学校上了2年学。在上学期间，冯特有严重的爱做白日梦的毛病，为此还被父亲训斥。
直到1845年，也就是腓特烈·威廉三世逝世5年后，其子腓特烈·威廉四世对老路德运动参与者进行了大赦，并授予路德宗在普鲁士联合教会内自治的权力，宗教冲突才得以平息。
这个时候的冯特正好13岁。在父母的安排下，冯特进入布鲁赫萨尔高中学习。害羞、胆小的冯特不能适应这里的环境，和同学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关系，学业成绩特别差。有时候他会逃回家里，但是母亲会把他送回学校。于是冯特的父母把他送到海德堡的姑母家，并从1845年秋开始在这里上大学预科。在这里生活和学习的期间，冯特变得开朗了很多，结识了一些朋友，并参加课外的活动。但是冯特在这里的学习情况还是表现平平。
1848年，在欧洲革命和法国建立共和国的影响下，德意志知识分子和平民也发动革命，国民议会决议由普鲁士王腓特烈·威廉四世担任德意志帝国皇帝，但威廉四世认为其权力将受限而拒绝，使革命运动暂时遭遇挫败。
威廉四世的继任者——威廉一世，与以自由派为主的议会渐生冲突，对军事预算更是有相当大的分歧。
1851年，冯特进入图宾根大学，学医学课程。
1852年，转学到海德堡大学，学医学专业。在海德堡大学学习期间，冯特学习非常努力。有一次为了研究食盐对身体的影响，他连续几天控制食物中食盐的摄入量，直到身体出现代谢紊乱情况出现。基于这次研究，1853年他发表自己的第一篇文章《谈尿液中的氯化钠》。
1855年，冯特参加巴登大公国医师执业资格考试，并且在各科考试里都名列前茅。这一年，他还在海德堡一家医院当了几个月的实习医生。
1856年，冯特到柏林大学跟约翰尼斯·彼得·穆勒和埃米尔·杜波依斯-雷慕学习了一个学期生理学。同年，冯特毕业于海德堡大学医学系，取得博士学位，并取得了该校讲师资格。
1857年，冯特在海德堡大学开设了实验生理学课程。同年，冯特生了一场大病。
1858年，赫尔曼·冯·亥姆霍兹来到海德堡大学担任生理研究所教授，冯特成为他的实验室助手。
1862年，冯特开设了“自然科学的灵魂学”课程。后来冯特又改为“生理灵魂学”，并在这一年第一次提出“实验灵魂学”一词。在这个课程中他开始使用来自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和神经生理学的研究成果来研究灵魂学。而他研究的首要目的，当然不是为了民众的心理健康，而是要为欧洲人在科学领域寻找上帝的安身之所，挽救欧洲人的宗教信仰，从而拯救欧洲人的灵魂！为此，冯特的定位就是科学的灵魂学，试图把灵魂学从传统的神学中脱离出来，而不是把灵魂学从哲学中脱离——因为哲学与灵魂学是密不可分的！
重点来了！在西方文字中，Psychology由灵魂和规律或学说两个单词组成，本意就是“灵魂学”，西方人在宗教神学的基础上对灵魂情有独钟是自然而然、天经地义的。而“心理学”是中国文化中的特有概念，在西方文字中找不到相应的词汇，西方人也没有“心理”这样的认知和说法。因此，中国人说“心理学”没有问题，把Psychology误作心理学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说西方人研究“心理学”，却是非常搞笑的，完全不符合事实。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教科书中将翻译为“心理学”是错误的！
同样是在1862年，威廉一世任命奥托·冯·俾斯麦为普鲁士首相，主导普鲁士的改革及建军政策。
1864年，冯特晋升为副教授。
1864年的普丹战争及1866年的普奥战争获得胜利后，普鲁士成立了北德意志邦联，排除过去曾主导日耳曼地区事务的奥地利势力，欲将巴伐利亚、巴登、符腾堡及达姆施塔特等地并入北德意志邦联，与法国的冲突渐增。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德国取胜，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加冕德意志皇帝，德意志帝国宣布成立，统合奥地利以外的日耳曼国家，即采取“小德意志”路线。至此，普鲁士约占帝国三分之二的土地及人口，主导帝国事务，德意志帝国由霍亨索伦王朝统治，首都柏林。
1871年，亥姆霍兹离开海德堡大学，冯特未能继任他的职位，只得到了临时教授的头衔。同一年他与未婚妻索菲·毛完婚。婚后的冯特致力于写作心理学历史上最重要著作之一《生理灵魂学原理》。在这本书中，冯特亲口承认，他深受赫尔巴特和康德的影响，而且，冯特批判的是赫尔巴特关于灵魂的认识和观点，而不是灵魂本身，这也足以说明，冯特研究的也是灵魂，而非心理。更何况，在西方文化中，根本就不存在“心理”这一概念，也没有能与之相对应的词汇呢！
德意志统一后，作为威廉一世治下德国总理的俾斯麦在外交上试图巩固德国的大国地位，与外国结盟，孤立法国，避免战争。
1874年，《生理灵魂学原理》出版。这是灵魂学史上第一本专门以灵魂学为内容的教材。在这部书中，他把关于灵魂实验的结果整理成为一个系统，研究了人的以下灵魂活动:感觉、情感、意志、知觉（冯特称之为统觉）和思维。这标志着灵魂学从神学的研究正式转向了科学方向上的研究，揭开了西方宗教信仰“科学”化的新篇章。
冯特在1874年3月于海德堡为他的《生理灵魂学》第一版序言中写道：
“当读者看到本书中那些针对赫尔巴特的辩论性段落时，我要请他记住，我的批评同时也表明了我对这位哲学家的灵魂学著作的重视，在发展我自己的灵魂学哲学理论方面，除了康德之外，赫尔巴特对于我的帮助也很大。”
在这里，冯特也再次明确了自己的著作就是深受赫尔巴特影响的灵魂学著作。
在冯特看来，灵魂学是哲学的基础学科，哲学的三个基本问题都与灵魂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灵魂学不是独立于哲学之外的学科，而是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哲学的重要分支，并不是一个新的学科。
有资料显示，在冯特晚年，曾经有人攻击冯特长期占据着哲学教授的职位是为了追求名利。
然而，当我们真正读懂了冯特对于灵魂学与哲学关系的认识，再回过头来看看的时候，才赫然发现，当初那些攻击冯特为了名利长期占据哲学职位的人，恰恰就是冯特让出哲学教授职位后最大的受益者们！他们之所以攻击冯特，完全是为了摆脱冯特在学术上所作出的重大贡献的影响，争得他们想得到的职位。由于他们拿不出可以盖过冯特的学术成果，于是不惜把灵魂学从哲学中分裂出去，从而把冯特排挤出哲学领域，并往冯特身上泼脏水。
因此，真正为了名利的，并不是冯特，恰恰是那些攻击冯特追求名利的人！
这也再次印证了那句话：正义从来不会缺席，尽管有时候它会迟到。
1875年，冯特应聘出任莱比锡大学哲学教授，开始了其漫长但也是最重要的学术时期。从此，冯特一直生活在莱比锡，在那里工作了42年，直到1917年退休。
自从来到莱比锡，冯特几乎从不外出旅行，除了欣赏音乐会以外，也不热衷于公众活动；不过，他和妻子经常在家中招待高年级的学生和助手们。如同康德一样，冯特一直过着严谨有规律的生活，上午的时间主要用于写作，下午访问实验室、上课，然后散步。冯特在课堂上富于激情，口若悬河，充分体现对于本专业的无所不知。
1879年12月，冯特在莱比锡大学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灵魂学实验室。这标志着灵魂学正式脱离了神学的怀抱而走上了科学的道路。或许从这个时候起，称之为“精神现象学”更符合人们对于科学的理解。而中国人则一直未能准确理解Psychology，也未能正确认识它的本质，不但错误地把它翻译为“科学心理学”，而且还错误地把它当成了心理学脱离哲学的标志了。
起初学校并不太支持这个实验室的运行，但是冯特的课越来越受欢迎，1882年实验室从开始一个单间搬到了有11个房间的新地址，1897年实验室甚至有了一座独立的楼。
在威廉二世继位后，德国同其他欧洲列强一样逐渐朝帝国主义方向发展，同周边国家时有冲突，先前的同盟关系多数终止，由此德国同奥匈帝国结盟，保证一定程度中立并获得军事支持。1882年，德奥又将意大利揽入，形成了三国同盟。这也反映了德、奥、意三国对法国、俄国的担忧。与此同时，英国、法国、俄国亦各自结盟，以防奥地利对巴尔干半岛（俄罗斯利益）、德国对法国的干预。
1881年，冯特创办《哲学研究》杂志。这是第一个专业的实验灵魂学的杂志。
1881～1882年，尼采的著作《快乐的科学》中首次公开喊出了“上帝已死”的口号，震惊世人，而且在该书中，这一口号出现了三次。这显然不是尼采一个人的主观臆断，也不是空穴来风。尼采就像是《皇帝的新装》中那个说真话的小男孩，代表了当时欧洲人心中共同的迷茫和疑惑，只是第一次被尼采以这样的方式公开喊出来了而已。
1882-1885年，尼采的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出版，再次提到了“上帝已死”这句话，遂成名言——所有人都觉得这是真的，这更加印证了那个时代的人们对上帝的真实看法。
1884年的柏林会议中，德国对东非、西南非洲、多哥和喀麦隆等殖民地提出宣称，此后德国进一步扩张，将新几内亚、密克罗尼西亚和萨摩亚纳入其殖民地范围。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王储遇刺，奥地利借此对塞尔维亚开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四年的战事中，德意志帝国损失严重，超过200万名军人死亡。
1917年，85岁的冯特从教学岗位退休，由他的学生费利克斯·克鲁格继任他的岗位。
1918年11月11日停战协定签署，德军士兵返回国内。同年11月德国革命爆发，威廉二世及各州国统治者被迫逊位。紧接着，德国宣布改行共和制。
1919年6月28日新政府签署《凡尔赛条约》。作为同盟国成员，德国接受其为协约国所败。德国民众认为条约不公且使德国蒙羞，史学家日后称这一态度最终导致阿道夫·希特勒的崛起。
1919年8月11日，总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签署《魏玛宪法》。在此后的权力斗争中，左翼激进共产主义者在巴伐利亚夺权，而德国其他地区的保守派则试图通过卡普政变推翻共和国。后者一定程度上得到国家防卫军、保守主义、民族主义、保皇主义的支持。
1920年8月31日，冯特在莱比锡去世，享年88岁。这一年，他的《社（族）群灵魂学（民族心理学）》出版。
再来看一下19世纪德国的社会与经济发展情况：
19世纪初期，施泰因改革颁布了《城市规程》，使得普鲁士的城市获得了一定的自治权。此项改革明确规定国家只保留对各个城市的最高监督权、司法权和警察权，余下自治。这是一次针对普鲁士城市的解放，改变了普鲁士自大选帝侯时期以来对城市经济的高度管控。受益于此项改革，在1815-1840这段时间内，这片地区人口快速增长，也实现了早期工商业与城市发展。
在人口和社会方面，普鲁士在1815-1840年始终维持着1.55%的年均人口增长与1.49%的年均城市人口增长。普鲁士的城市人口从1815年的290万增长至1840年的410万，而总人口则从1030万增长至1490万。在这之中，普鲁士处在德意志邦联之内的东部领土（勃兰登堡省，波美拉尼亚省，西里西亚省，萨克森省）的人口增长率与普鲁士的平均值持平（1.56%，普鲁士平均值为1.55%），东易北地区（普鲁士省，波森大公国）的人口增长率则达到1.86%。
然而，东易北地区快速增长的人口并不能改变其农村经济的本质。东易北地区无论是人口密度还是城市人口密度都远低于国家的平均值。1815-1840年间，像柯尼斯堡与但泽等东易北大城市的人口数量均被其他正在兴起的城市超越，传统的东欧农业经济体系在普鲁士王国内的重要性正逐渐降低。不过有趣的是，这片广大的容克家园仍具有102座城市，尽管其中77座城市的人口不超过3500人。
而邦联内的普鲁士东部领土则维持着稳定的人口增长与城市人口增长，从1815-1840年，柏林与布雷斯劳始终是第一与第二大城市，像马格德堡，波茨坦与奥得河畔法兰克福的城市人口也超越了其他城市，后波美拉尼亚的斯德丁也维持在第八大城市的水平。在普鲁士的354座城市中，这片区域就拥有过半数的城市（184/354）。
东部领土的工商业也在一个较好的条件下发展。1810年11月2日颁布的《行业税敕令》（Gewerbesteueredikt）让普鲁士部分地区确立了职业自由。该法令使得每个成年人都可以在购买国家营业执照后从事包括商业，工场与手工业等绝大多数行业的经营。正是因其成立时间的原因，它主要在普鲁士1815年前的领土内推广；波森与萨克森省的部分地区并未接受。
实际上，相较于实行法国《民法典》，职业自由原则早已确立的莱茵兰地区，《行业税敕令》晚了4年。但是，职业自由在普鲁士东部领土的确立有效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一个重要的影响应该算是在生产供过于求的部门中从事的手工业者人数下降，人们开始根据市场需求来选择职业。东易北地区的工业者不少从事食品加工（集中在城市）与锻造（集中在乡村）。在邦联内的东部地区，工商业者大多从事纺织业，而万人以下的中小城市内的纺织业贸易亦推动了城市发展。
关于教育方面，1815年后的普鲁士在不同地区拥有截然不同的教育水平。1816年的普鲁士拥有58%的儿童入学率，但这个数字是极为不平均的。在某些地区的儿童入学率高达95%，而在最落后的地区，仅有3%的6-14岁儿童能够入学。
1772年前的“老普鲁士”地区和从萨克森王国获得的地区拥有良好的教育水平。相对的，前波兰王国领土内的儿童教育水平为最次。然而，经过20余年的发展，到1840年代，普鲁士国内6-14岁儿童接受教育的比例超过80%，为世界第三的水平。
关于铁路的建设也值得一提。尽管1840年前普鲁士的铁路仍处于极早期阶段，但普鲁士对铁路的兴趣为日后的铁路建设奠定了基础。受弗雷德里希·李斯特在1833年关于铁路的论述以及英国铁路建设经验的启发，一道允许私人企业建设铁路的法律在1838年通过。同年，普鲁士的第一条铁路在勃兰登堡省正式开通，连接了柏林与波茨坦。
综上所述，1815年～1840年的普鲁士东部领土的社会处于一个稳定发展的阶段，尽管工商业方兴未艾，但以勃兰登堡省，萨克森省，波美拉尼亚省与西里西亚省组成的邦联内东部领土上的经济基础和发展显示了其存在着不小经济潜力（相对于东易北地区而言更是如此）。而东易北地区农村人口的不断扩张与城市的衰落则证明了东易北地区农村经济的落后。除此之外，普鲁士良好的教育基础（尤其是1772年前就拥有的领土）也是其日后快速工业化所必不可少的。
结合上文介绍的冯特所处的时代、社会、文化与宗教背景，再结合中国心理学论坛读书会上所读的《像我们美国人一样疯狂——美式心理疾病的全球化》一书中所作的关于心理疾病的跨文化研究，我们就很容易发现一个几乎从未被西方人以及中国的心理学学者们提及的历史事实：
18、19世纪的德国，乃至整个欧美地区，随着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把上帝这一宗教信仰逼进了死胡同，整个西方人的宗教信仰岌岌可危几近坍塌，西方人面临严重的信仰危机，迷茫、困惑、人心惶惶，歇斯底里、各种进食障碍、神经症、精神病等各种精神问题呈井喷式暴发，各种冲突、革命运动此起彼伏。
在这样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下，冯特为代表的Psychology研究者们关注的无非就是两点：一是研究灵魂解决信仰危机，二是研究精神解决各种精神疾病，并由此决定了Psychology的两大研究重点：灵魂与精神疾病的治疗。
这也就解释了Psychology为什么会首先诞生在19世纪的欧洲，以及为什么它特别注重灵魂的构成与规律、重点研究各种精神疾病却很少研究正常人的精神原理与机制机理了。
换句话说，上帝这一宗教信仰的危机，才是导致西方各种社会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也是催生Psychology这一科学灵魂学的原始动力！
此时的西方人，急需为上帝寻找一个科学的安身之所，以解决民众的精神寄托和信仰问题。作为科学的灵魂学Psychology就这样被推上了历史舞台。
这，才是西方学科Psychology——灵魂学兴起的真正原因！
总结一下就是：
冯特出生时的1832年，正是经济最红火的阶段，也恰恰就是德国宗教冲突最为严重的年代，但是，至少在青年时代以前，冯特是宗教的直接受益者。
换句话说，冯特出生在一个经济繁荣发展、充满宗教矛盾、上帝信仰危机的时代，出生在一个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都非常好的家庭里，至少是在青年时代以前，一直都享受着宗教的红利，一生都深受宗教的影响。这决定了灵魂在冯特内心深处的地位和分量，影响着冯特的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
西方学科Psychology原本就是研究灵魂的，是为上帝寻找科学的安身之所，为西方人的宗教信仰服务的，而不是中国人所以为的以心理健康为目的的心理学！
这就决定了冯特所研究的，只能是“灵魂学”，Psychology所对应的准确的中文翻译只能是“灵魂学”！
历来西方的研究者对此真相都有意无意地避而不谈，而中国的研究者则完全没有考虑到中西文化的差异，误以为只要通过语言文字的翻译就可以彻底解决中西方文化差异的问题，从而人云亦云，把中国文化中特有的概念“心理”与西方的Psychology混为一谈，从而严重误导了中国心理学的发展。
不仅如此，引进西方Psychology与心理咨询最大的问题，就是用西方的Psychology很大程度上篡改了中国文化中“心”、“心理”等特有概念的中国文化内涵，使之完全西化了！
这也正是本文的重点所在！
冯特是这样，那么，美国心理学之父威廉·詹姆斯又是什么情况呢？
资料显示：威廉·詹姆斯1842年1月11日出生于美国纽约一个著名的富豪之家，父亲是神学家，知识渊博，他是家里五个孩子中的长子。
由此可见，威廉·詹姆斯的家庭背景与冯特极为相似，父亲都是神学家，条件非常优越。因此，他的心里，同样不可能有中国文化中的“心理”这样的概念和思想，他心里始终不能忘怀的，只有灵魂！
19世纪初，美国开始工业化。到了1860年代初期，11个南方的州脱离联邦，组建南部邦联；北方则表示，为了统一将不惜付出一切代价，南北形成对立局面。
1861年，南方种植园主以林肯就任美国总统为由挑起内战，内战爆发了，这是一场美国人面对面的流血战争。
1863年元旦林肯颁布了《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全体黑人奴隶欢呼，纷纷加入北方军队，这使得北方得到了雄厚的兵源。
1865年4月9日，南方政府以失败告终，这项胜利不但使美国恢复了统一，而且从此全国各地不再施行奴隶制度。
内战之后的美国逐渐步入成熟阶段，在从内战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不到50年的时间里，美国从一个农村化的共和国变成了城市化的国家。
而这正是威廉·詹姆斯18岁以后所经历的美国社会的真实情况。
与冯特所不同的是，威廉·詹姆斯所处的美国由于是移民国家，所以基本上不存在宗教冲突，他面临的，更多的是经济利益及其他方面的冲突。
资料显示，威廉·詹姆斯在青年时期身体不太好，求学期间数次生病。
1869年，威廉·詹姆斯在获得哈佛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后，因受到德国哲学决定论思想的影响，曾经一度相信人生的一切都是注定的，生命毫无意义，最后竟然患上了抑郁症。后来，他又受到自由意志论的影响，慢慢领悟到“人生一切操之在己”，从而走上了积极的人生，决心通过意志功效的信仰治疗自己的疾病。后来他的健康状况果然有很大好转。
1907年，威廉·詹姆斯出版了《实用主义》一书，提出了实用主义哲学思想（pragmatism）。他认为，世间无绝对真理，真理决定于实际效用，而且真理常随时代环境变迁而改变；适合于时代环境而有效用者，即是真理。詹姆斯实用主义思想，对应用心理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威廉·詹姆斯在1890年出版的《灵魂学原理》，不仅被视为灵魂学的经典著作，而且公认市美国机能学派兴起的里程碑，书中所列主题包括感觉、知觉、大脑功能、习惯、意识、自我、注意、记忆、思维、情绪等十个，建构了科学灵魂学（精神现象学）的完整体系，大致确定了以后百余年来灵魂学（精神现象学）研究的范畴。
1892年，威廉·詹姆斯把《灵魂学原理》改编为《灵魂学简编》，作为美国大学的标准课本。
威廉·詹姆斯还首次提出了意识流理论。他认为意识不是静止的，而是因人因时因地而连续不断地流动的，他称此种灵魂现象为意识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并认为如将流动的意识切断分析，势必将扭曲意识的本质。他的意识流理论，旨在反对当时流行的冯特式的灵魂学把灵魂现象分解为各种元素的作法，开创了批判灵魂学中元素主义的先河。
威廉·詹姆斯还首创了情绪理论，这是最早的情绪理论，在詹姆斯心理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该理论认为，生理变化先于情绪体验，生理变化所引起的内导冲动传到大脑皮层时所引起的感觉就是情绪；在这一理论中，情绪的一般成因被假定为内在的生理性的神经过程，而不是精神性的过程。由于这一理论同时为丹麦生理学家朗格（Carl Lange 1834－1900）所提出，因此被命名为“詹姆斯-朗格情绪理论”。
既然威廉·詹姆斯认为情绪并不是一个精神性过程而是生理性过程，但仍然将情绪作为《灵魂学原理》的十个主题之一，这已经足以说明，威廉·詹姆斯的psychology的主体并不是精神，也不是中国人所说的心理，而是灵魂。假如威廉·詹姆斯的psychology的主体是精神或中国人所说的心理的话，那么，已经确定是生理性过程而不是精神性过程或心理过程的情绪就没有理由被纳入其中了。
后来，威廉·詹姆斯又提出了Parapsychology的概念，可以翻译为“超（至上）灵魂学”或“类灵魂学”。也只有这样翻译“这是威廉·詹姆斯对灵魂所作的深入研究”这一普遍评价相符。
另外，威廉·詹姆斯还主张多元化。威廉·詹姆斯虽然深信经验是思想的出发点和最后的证明，但他并不反对理论思辨；在决定论和自由意志论问题上，他倾向于自由意识论，十分重视意志和注意的作用，但他也承认决定论是简化各种纷繁复杂的宇宙现象的便利手段；理智是对付环境的许多方法之一，虽然有一定的限度。他具有独立思考的精神和丰富的想象力，却十分重视吸收前人和外国人的研究成果，如实地阐述别人的理论，而且善于聆听各种不同的观点。
总之，威廉·詹姆斯的观点已经充分说明，他所研究的与冯特研究的是同一个主体，那就是灵魂，而不仅仅是精神。
还有，威廉·詹姆斯虽然也被视为灵魂学家，但他更多地时候还是被视作哲学家，灵魂研究事实上只是他进行哲学研究的一个分支而已。
冯特同样也是如此，终生都是哲学教授的身份。
纵观西方的Psychology研究史，无不是建立在西方宗教信仰的文化基础上的，研究的主体一直都是“灵魂”，这与中国文化中的“心理”有着本质的区别；其研究者都是灵魂学家，他们是生活在西方文化之中，而不是生活在中国文化中，他们怎么可能研究中国文化中的心理、成为心理学家呢？！
尽管中国文化也有灵、魂这类概念，但是，中国文化中还有诸魄、心、气等这些西方文化中根本不存在的特色概念，而且中国文化中的这些概念也不是西方的宗教背景，中国文化中的心理，又怎么可能成为西方文化中的Psychology呢？！
因此，尽管中国文化的心理与西方文化中的Psychology二者之间有着众多非常相似的内容，如知、情、意等，但两者压根儿就不是一回事儿！
所以，不应该也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
当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自从冯特的科学灵魂学创建以来，西方的灵魂学就从神学这一宗教领域中脱离出来，转变为了哲学领域里的以科学为基础、以精神为主要内容的现代科学灵魂学了。
同时，我们还应该认识到，西方的Psychology仍然是以哲学的认识论为基础，深受着哲学的影响，并最终还是为解决哲学的三个基本问题服务的。因此，Psychology实际上并没有能够脱离哲学成为独立的学科，相反，它只是一个从灵魂的角度研究哲学的新视角。
这里再补充一点：“上帝”这个概念，其实也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文化概念，出自《尚书》。当初西方传教士为了让中国人接受西方宗教，就借用了中国文化中的“上帝”这个概念来替代西方宗教中的“God”。然而，时至如今，已经有无数中国人以为“上帝”就是西方人原创的概念了。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篡改和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因此，作为不可不知道的心理学知识的第2部分的核心内容就是：西方的Psychology是灵魂学，而不是心理学；冯特的《生理灵魂学》是灵魂学从神学中脱离出来的标志，而不是灵魂学从哲学中脱离的标志；按照冯特的本意，他的科学灵魂学原本就是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尽管西方的灵魂学与中国的心理学两者之间有许多共同或相通之处，但毕竟它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自成体系的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因此，二者之间绝对不能简单地直接划等号，更不能混为一谈。
不过，我们划清西方的灵魂学与中国的心理学的边界，是为了更加全面深刻地认识它们，以便于更好地借鉴、融合和发展。我们坚决反对把两者对立起来的观点，同时也坚决反对不明所以然的盲目包容、接纳和融合。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西方的灵魂学与中国的心理学完全可以在范围更大更广泛的中国文化中的心理层面上实现融合，为人类的心理健康作出更大的贡献，而不是反过来削足适履，用更为狭隘的西方灵魂学来融合中国的心理学，更不可能代替中国心理学！
我们同样有理由相信，实现这一目标并不遥远，或许就在不远的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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