丨宋金战争
地史馆NO.19
常言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曾多次出现地方政权割据对峙的大分裂时期，以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三个时期最为显著。在这些割据对峙时期中，我们会发现，南北对峙的情况远多于东西对峙，且南北对峙中最终胜利都是为北方政权，而东西割据中最终胜利者又都是西方政权，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现象，又有什么特别的地理历史因素？
中国古代历史上出现的割据政权对峙的情况，起因大多是中央政权崩坏，君主权威衰微，以及外族的入侵。
中国历史第一个大分裂时期为春秋战国时期，武周因犬戎入侵镐京和烽火戏诸侯而名存实亡，享有高度自治权的诸侯国在东周衰落后纷纷割据一方，为问鼎中原，完成统一霸业而互相争斗数百年。秦国在商鞅变法后逐渐从边陲小国成为一方霸权，先是兼并巴蜀，后又通过蓝田、丹阳之战，攻取楚国汉中地区，自此独占半壁江山，与崤函东边的六国形成对峙。
一百年后，秦王扫六合，西边的秦国完成了对东方六国的征服，结束东西对峙的局面，而秦末战争中的楚汉争霸则再次印证了东西对峙中，西胜东败的规律。
秦汉之后的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之后的两宋辽金，主要是以外族入侵而形成的南北对峙为主。
在战争的初期，北方游牧民族往往在军事上占尽优势，他们崇尚武功，民风彪悍，又以骑兵作战为主，行动迅速，来去如风，世代农耕的中原民族往往难以抵挡其锋芒。一旦北方游牧民族突破长城边关和山川的阻碍，往往能以席卷之势长驱直入，迅速灭亡中原政权。
但游牧民族一旦占领中原，其以游牧为主的生活方式无法适应广大中原地区的自然条件，也无法以游牧文化统治管理时代农耕的中原百姓。因此，他们必须要融入中原农耕文明之中，按照农耕文明的方式建立新的政权，而这并不是只凭强横的武力就可以完成的。
此外，中国的疆域太过辽阔，以至于南下的游牧民族由于战线过长而处处受到牵制，即便统治者依然坚持将强于陆战的北军投入到水网密集的南方战场，不仅前线难以取得更多的战果，后方腹地的中原百姓也会趁机起事，导致收尾难顾。
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有宋金战争，金军两路大军，自北向南，仅用四个月，一路平推攻灭北宋。赵构重建宋朝后，金军携灭宋余威继续南下，虽逼的赵构出海逃亡，但金军的锋芒却止步于长江两岸，随着后方山东、陕西等地宋朝军民的反击，最终败退。
而此时的南方政权，在刚刚失去中原后，惊魂未定的统治者忙于在南方建立有效的统治，无论是东晋还是南宋，在南渡之处，考虑的最多的不是北上中原收复故土，而是如何巩固南方的统治，保住祖宗基业。
北方无力南下，南方无心北上，由此形成了最初的南北对峙局面。
在中国古代历史中，较为人们所熟悉的东西对峙中，有秦与六国，刘邦项羽的楚汉争霸、南北朝后期的北周与北齐（含东魏、西魏）。暂且抛开秦国以一敌六不谈，秦以后的封建王朝历史中，东西对峙的情况难以长久维持，其中楚汉争霸仅有四年，北周与北齐对峙（含东魏、西魏），也只有21年，相比魏晋南北朝三代十二朝300多年的南北对峙历史，显然有些没“牌面”。
为什么东西对峙难以长久维持，而且都是西方政权取得最终胜利呢？这还要从中国的地形地势说起。
中国地势大体呈西高东低的阶梯状分布，第一阶梯为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从第一阶梯边缘到大兴安岭、太行山脉、巫山和雪峰山之间为第二阶梯，海拔1000-2000米；从第二阶梯边缘向东是第三阶梯，海拔大多在500米以下。
处在西部的政权往往可以借助地势居高临下，又有数条自西向东奔流到海的大江大河，可以给西边的政权提供向东调配兵力、物资的运输条件，在古代科技落后的情况下，东部的政权在地理上的劣势是难以靠人力克服的。
以秦灭六国为例，秦国的基本盘位于关中地区，南抵秦岭，北临高原，东据函谷关、崤山之地利，进可逐鹿中原，退可自保关中。秦楚蓝田、丹阳之战后，秦国又从楚国夺去了汉中之地，又可从汉中自汉水顺江而下，控制荆襄，或是北伐中原，或是顺长江而下直取江东，都只在秦王一念之间。
楚汉争霸、北周灭南梁和北齐，都是走的秦灭六国的老路，即以关中和汉中为基础，东出崤函，进取中原，南出汉中，控制荆襄。
楚汉争霸
从秦灭六国、楚汉争霸、北周灭齐可以看出，在山川地利远比今天重要的古代，虽拥有广阔而肥沃的中原大地和大量的人口，但当东方政权面对西方政权的军事进攻，处在绝对的劣势，这是东西对峙在中国历史上难以维持的主要客观原因。
回顾中国古代南北政权对峙的分界线，我们会发现，南北界线大体沿秦岭淮河一线，在黄河与长江之间波动，几乎不会出现北过黄河，南越长江后还能长期对峙的局面。究其原因，还是要从中国的地形地势说起。
秦岭——淮河一线，是我国最重要的地理分界线。在气候上，它是亚热带季风气候和温带季风气候的分界线、是最冷月0℃均温分界线，是湿润区与半湿润区的分界线；在地形上，它是南方丘陵和北方平原的分界线，是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分界线。也正是秦岭——淮河一线南北在地理上的巨大差异，形成了南北完全不同的自然景观和社会经济面貌，进而成为南北政权对峙的过渡地区。
秦岭——淮河一线不仅是地理最重要的分界线，同时也是南北政权互相争夺的战略要地。
整个南方地区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板块，即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四川盆地、以荆湖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以太湖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与三大板块对应的是汉中盆地、南阳盆地、淮河三大战略要冲。关于汉中的重要性，在前文已有说明，下面将就南阳盆地和淮河的战略地位简要说明。
南阳盆地上接秦岭、下通江淮，是整个南北分界线的中间地带，同时也是沟通长江中游地区和中原腹地，南船北马的交换之地。在南北对峙时期，如果南方政权占据这里，守可以保证长江中下游无虞，攻可进取洛宛，北上中原；而若北方政权占领这一地区，便可切断四川盆地和长江中下游的联系，更能顺江而下，绕过南方重兵布防的江淮防线，直取江南大本营。
曾有学者说到：“北方要一举打垮南方，统一全国，从军事上言，除兵力优势外，更重要的是必须具备从长江上游、中游颠游而下，一举突破长江天险的优势战略地位，特别是控制以荆襄为中心的长江以北的中间地带。如果不具备后者，即使投入更多的兵力也是枉然。”
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就说到：“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若跨有 荆、益......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219年，刘备攻取汉中，打下了北出关中的基础，而驻守荆州的关羽也发动襄阳之战，意欲打通进入南阳盆地的通道，或许没有孙吴的背刺，刘备未尝不能收复中原，恢复汉室，但这也说明，南方政权要想割据一方，四川、荆襄、江南三大板块缺一不可。
反过来看，历史上的北周灭南梁、蒙元灭宋，都是先从汉中进入四川，然后顺江而下，取下荆襄，最终合击于江淮，灭亡南朝。
南方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南方政权根基的江淮地区是中国东部最为重要的战略要地。纵观历史上的南方政权，或如宋齐梁陈定都建康（南京），或如吴越南宋定都临安（杭州），都在长江以南的江东地区。而在南方开发程度远不及现在的古代，仅有江东一地是不足以支撑南方政权与北方政权对抗的，因此也就有了守江必守淮。
淮河地区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是古代最重要的粮食主产地之一，对于南方政权来说，占据的淮河流域不仅可以获得这一地区丰富的粮食和大量的人口兵源，更获得了从淮河到长江数百里的缓冲带，也就有了足以与北方对峙的本钱。
江淮地区作为南方政权的国本，但在地形地势上又仅有淮河和长江两条江河可以用作军事防守，做不到荆襄和巴蜀那样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因此只能沿江淮建立一系列据点，并布下重兵以作支撑，使得江淮地区成为南北方互相拉锯的主要战场，例如曹魏和孙吴五战合肥。
虽然平衡总有被打破的一天，但无论是北伐还是南征，最终胜利者为何多是北方？前面提到的南北割据形成的原因，都是地理上客观因素，在技术落后的古代，克服这些天险固然困难，但也不是无法完成的。
从地图上看，以秦岭——淮河为界的南北双方，在国土面积上似乎相差不大，但北方多平原，南方多山地丘陵，因此在技术并不发达的古代，在可利用的土地上北方具有天然的优势。
随着北方逐渐完成内部整合，获得文化传统和政治观念上的法统地位，统一的北方所凝聚成的力量是偏安一隅的南方难以企及的，因此在南北对峙中，多以北攻南守为主。一旦北方抓住南方的一个失误，突破某一战略要地，则南方可定矣。
例如，南梁在侯景之乱后，先失江北、后失四川，南梁及后面的南陈败局已定；又如宋元战争，抵抗蒙元近40年的南宋在失去襄阳之后仅仅两年，就被元军攻克临安都城，宣告灭亡。
作为古代中国由南向北统一中国的孤例，布衣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能够完成“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伟业，足以见其创业之艰难，也从侧面反映出朱元璋及其文武集团强大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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