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逐鹿，曹操在军阀混战中，势力逐渐增强，并且控制了东汉朝廷，为曹魏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曹操受封魏公时，治所在东汉时期魏郡所在地的邺，因此汉献帝封他为“魏公”、“魏王”，最后国号为“魏”。
延康元年（220年），曹丕逼迫汉献帝禅让，正式取代汉王朝，建立曹魏，定都洛阳，至咸熙二年（265年），司马炎篡魏，改国号为晋，曹魏灭亡。
大汉的天下是曹丕所篡，对于曹操为什么没有篡位，众说风云，但归根结底还是实力不够，没有人支持他篡位称帝。
建安元年（196年）八月，曹操迎汉献帝。汉献帝封曹操为司隶校尉，录尚书事。后迁都许昌。十一月，汉献帝封曹操为司空，行车骑将军事，百官总己以听。
建安七年，曹操攻下邺城，于是把行政中心迁往邺城，把皇帝和少数官员留在许县。自此，所有政令军令都由此出。
从196年到220年，曹操做了20多年的权臣，一路任录尚书事、丞相、魏公、封魏王、加九锡、“参拜不名、剑履上殿”，这些本身权臣篡位的步骤，他都一步步做了，但最后也没有篡汉自立。
对于权臣，能控制皇帝很容易，控制都城也很容易，但想凌驾于所有豪门之上，让百官臣服于自己，并且让自己的权力延伸到帝国各个角落不容易。
东汉开始，门阀士族开始萌芽，走上历史舞台，但由于当时的中央政府还是皇族、勋贵、外戚为主导，中央势力强大，而士族还处于萌芽阶段，所以士族还不足以与皇权抗衡。
而到了汉末，中央权力式微，地方权力增强，控制中央政府的都是门阀士族，像袁绍这类“四世三公”的门阀士族、南方庄园跨州连郡、依附大量人口的地方豪强控制晋升通道和官员的任命。
一个高级官员之所以能做高官，并不是他努力的结果，而是他的出身就决定了，他们生下来就预示着将来是高官，如右军将军王羲之，因为是东晋门阀王导的侄子，所以他生下来就是高官。
曹操寒门出身，这在都是豪门贵族的官场倍受歧视，而豪门的权力和地位并不是汉献帝给的，更不是曹操给的，所以也就是他们能随意剥夺的。
曹操想篡权称帝，就必须取得门阀士族的支持。而曹操称帝，就意味着原来由汉献帝为中心的权力分配原则，将变成以曹操为中心的权力分配，意味着大量既得利益集团将受到损害，意味着原来曹操的同事，变成了他的臣子，礼节变成跪拜。
所以，在没有取得这些人的支持的情况下，曹操是不敢贸然称帝的。曹操曾经让自己的属下试探着怂恿自己称帝，可是满朝文武竟没有人响应支持他，都保持沉默，于是就再也不敢提称帝的事了。
曹操虽然没有称帝，但权力跟历史上任何有权力的帝王无异，只是没有皇帝的称号。
对于曹操，在权臣的路上走了二十多年，他只能在这条路上继续走，这条路的终点是篡位称帝。如果在这条路上跌倒，称帝失败，等待他的就是家族的覆灭，满门抄斩。所以，即便他不能篡位，也会为自己的儿子扫除称帝的障碍，于是曹操利用手中的皇权，或分散瓦解、或拉拢、过打压，使当时北方的各大豪门臣服于曹氏。
曹操死后，王世子曹丕完整的继承了他的权力，而篡位的时机也成熟了，于是曹丕称帝。
曹丕称帝后，为了拉拢各地方、中央的门阀士族，让自己的权力延伸到各州县，于是才用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实行“九品中正制”。使这种通过门第做官的方式正式合法化，用来换取各地士族的支持。
很多人认为，曹魏的灭亡很大程度来源于此，如果曹丕不实行“九品中正制”，不让门阀士族垄断仕途，让士族发展壮大，最后就不会被士族的司马炎所篡。
但我们似乎忘了，如果不用这种方法拉拢士族，寒门出身的曹魏也就无法建立了。即使建立了，也不可能统治整个北方。
士族本就不是因为这种制度发展壮大的，这是社会发展的结果，由于土地私有，失地农民越来越多，最后只能依附于士族，使他们拥有大量人口，加上他们利用“查举孝廉”的选官制度，垄断官场，使士族发展壮大。
即使是曹魏朝廷内部，也是都是士族遍布。给他提“九品中正制”建议的吏部尚书陈群，本身也是士族。对于这种既成事实，又无力改变，只能顺应时代的潮流，让其合法化。
这种选官制度持续了400多年，直到科举制度的建立，才打破士族垄断官场的局面，期间很多有作为的帝王，都无力改变这种局面。隋朝的建立本身也是士族篡位，所以极力改变，创立科举，可是受到威胁的士族马上推翻了隋朝，让维护门第制度的李渊做皇帝。
对于曹丕实行士族垄断官场和“九品中正制”，我们实在没必要太过苛责，这并不是帝王的意志能改变的。
曹魏的灭亡，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曹丕过分削弱了皇族和外戚的力量。
每一个朝代的建立，都会总结前朝的历史教训，想让自己的王朝不重蹈复撤。
曹魏总结前汉后汉的历史教训，如果宗室势力太大，会威胁皇权，如汉文帝时刘长叛乱、汉景帝时“七国之乱”，武帝昭帝宣帝时大大小小的诸侯王叛乱层出不穷，如果外戚势力太大，也会威胁皇权，如诸吕，窦婴，田妢、卫青、霍去病、霍光、王莽、窦氏、邓氏、梁氏、何氏、等等，外戚王莽甚至直接篡位。
所以曹丕称帝后，定令妇人不得预政，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削夺藩王权利，藩王的封地时常变更，没有治权和兵权，举动受到严格监视，形同地主。
这个政策虽然吸取了汉朝诸侯国作乱的教训，却留下隐患，导致宗亲势单力薄，日后无力阻止外臣夺权。
这种危机在曹丕、明帝曹睿时还没有显现出来，这两位帝王年富力强，有能力平衡各种利益冲突。后来曹植看出其中的危害，曾对魏明帝暗示，应该加强皇族的力量。可是曹睿认为他是压抑太久，想通过这种游说走上政治舞台。到了魏明帝39岁快死之时，才发现曹植说的多么有道理啊。
望着七岁的曹芳，明帝感到了后怕，这个时候想加强皇族力量，于是一纸诏书，让五个曹姓亲王辅政，可是他们哪敢就这样直接做辅政大臣呢？连忙推辞，明帝近恃大臣也说不妥，撕毁明帝遗诏，明帝知道，想通过一纸诏书加强皇室力量是不可能了，于是起草第二份诏书，以曹爽、司马懿等五人为辅政大臣。
公元249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曹爽被杀，五年后曹芳被废，司马氏后立两位傀儡皇帝，篡位的时机成熟，也效仿曹魏，迫使曹氏禅让皇位。
如果曹丕削弱宗室、外戚的力量是错，那后继的司马炎总结他的经验，加强宗室外戚力量呢？显然也是错。
在这种官员主要来源于门阀士族、外戚、宗室、勋贵的时代，似乎怎么做都是错，加强宗室、外戚力量，宗室外戚会威胁皇权；削弱宗室外戚力量，臣子力量大了也会威胁皇权。
这两种选择，在曹魏后的四百多年里，都有很多皇帝常试，但都失败了，司马炎、石勒、石虎、高欢等大部分帝王都是加强皇室力量，分封诸王，帝国无一例外都在内讧中走向灭亡。削弱宗室力量呢？外臣力量又失去制约，王莽、杨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篡位的。
那如果不用贵族官员呢？用寒门出身的子弟？秦始皇就是用的李斯、赵高等标准的寒门，结果呢？始皇帝尸骨未寒，自己的儿女孙子就都被一窝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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