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立国不到五十年而亡，遂使西晋王朝吸取经验，认为分封制是保证皇朝长治久安的方式之一，加上司马炎想以封王作为对宗室成员的补偿，于是西晋泰始元年（265年），便分封了司马孚、司马攸、司马辅、司马泰等27人为王，以郡为国。并以封邑户数分为三等：
“邑二万户为大国……邑万户为次国……五千户为小国。”
在实际分封过程中，还是与规定情况有所出入。封邑最多的安平王司马孚，达到四万户；其次是平原王司马干，达到一万一千三百户；最少的是司马斌，一千七百户。
西汉初年分封的诸侯王国是相对于朝廷的局部性小政权，所有的行政组织与名义都与朝廷一样，只是地位略低，规模较小，但西晋的分封则是一种名称不一样的地方行政制度，并不具备任何中心制度的性质。
晋朝的封国以郡而置，改郡太守为内史，不设置相与仆。另有郎中令、中尉、大农为三卿。封国不置相，其地位自然更加低，与郡的差别更小。
除此之外，西晋与西汉的分封制还有两个具体的差别：
一、西汉初年除吴国外，只有皇子和皇兄弟才受封为同姓王，这一做法在后代形成惯例。这就让第二代皇帝以后，除去世袭诸侯王以外，新封的王只有皇子，而无皇兄，极少违例。
二、汉武帝以后，王国的封地只有一郡，同样成为定制。
但这两条规则为被西晋所继承。晋武帝司马炎封王27人，没有一个是皇子，除皇弟3人外，其余24人都是司马懿的兄弟子孙。因此，这些诸侯王又被称为宗王或宗室王。
第一，以此来巩固“磐石之宗”，以便拱卫皇权，这是当时的普遍认知。在无皇子可封王的情况下，宗室王被看成是遏制异姓势力的可靠力量。
第二，西晋情况特殊。司马氏代魏的工作，早在司马懿和司马师、司马昭等人手里已经基本完成，司马懿的众多子弟在此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司马炎不过是顺手牵羊，做了个现成的皇帝而已。
司马炎
因此，司马炎不得不以封王的形式来酬谢其叔祖、叔父等人。
分封宗室王是司马炎的失误，因为这些人与皇帝的关系过于疏远，实际上已经很难起到拱卫皇室的作用。
但这还是小问题，因为当时封国的地盘比较小，宗王既不就国，也不掌握地方政权。除司马孚外，大国户数也不过二万户，仅相当于一个大县，而且税收所入，宗王只食三分之一，财力也算不上雄厚。
司马孚
司马炎的大错之处，在于后来令宗王出镇，也就是任用宗王为重要州的都督。原本这样做只是一个安抚性的措施。因为从泰始分封以来，宗室王虽能对异性势力有一定的遏制作用，但他们与皇权的矛盾已经开始凸显，司马炎一边分封皇子与他们相互制衡，另一方面又在政治上排挤他们，令宗王离京就国。
当时离京就国被视作苦差事，皇子王都不愿意就国。为了缓和就国宗王的不满情绪，只得采用增加食邑，以及“国皆置军”，并且“使军国各随方面为都督”等措施来安抚。但是，这些措施却把宗王的地位与执掌军事的权利结合起来，形成一股能与朝廷对抗的力量。
司马炎
西晋时，全国设有大约二十个州，作为郡国以上的一级行政区，重要的州又设置作为军事长官的都督，有的都督负责数州的军事，权限很大。出任都督的宗王既掌握军权，又干涉民政，割据一方，同时还觊觎帝位，图谋不轨。
司马炎晚年已经深感问题的严重性，急需采取措施以应对。
措施只有一个，那就是提高皇子王的地位与权力，以此制衡宗室王，这是西汉贾谊提出的以亲制疏之策。具体措施有两条：
一是令皇子王就国，各统一方，出任都督，以分宗王都督的权势；
二是扩大皇子封国的疆域，增加他们的封邑。这一条打破了汉武帝以来的以郡为国的惯例，如成都王国有蜀郡、广汉、汶山、犍为四郡，食十万户；吴国有丹阳、吴郡与吴兴三郡，食八万户；豫章国、淮南国、长沙国、楚国也有二三郡之地，食五万户。
比起宗室王只有一郡之地，大国食邑两万户、小国食邑五千户的待遇，可谓圣眷优隆。司马炎在临终前做出这样的安排，是想皇子王能形成一股强势力量，以此与宗室王对抗，但这个愿景还是破灭了。
因为皇子王同样有争夺权力与皇位的野心，结果是一害未去，一害又来。皇子王与宗室王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终于在晋惠帝与贾南风当政期间，酿成了“八王之乱”。
这场战乱使中原地区遭到很大的破坏，并引发长期的动荡。最后，皇子王集团、宗室王集团以及西晋王朝同归于尽，只留下司马懿的曾孙，宗室王系统的司马睿到江东建立偏安一隅的东晋政权。北边则长期陷入五胡十六国的动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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