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璞1928年生长于书香门第，家学渊源。父亲冯友兰是中国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姑姑冯沅君是“五四”以后出现的新文学史上第一批颇有影响的女作家之一。
宗璞少年成名，却大器晚成。
宗璞化了整整七年才完成的
《东藏记》，书名取“东躲西藏”之意。
这本书是她在左眼仅有0.3的视力，右眼几乎看不见东西，“准盲人”的情况下写就的，实属不易。而且在父亲去世后，自己受病痛的折磨下多次被迫中断写作，加上左手时常麻木痉挛，她已经无法长时间阅读和用笔写作。最后凭借“从来病骨难承受”的毅力和写真实的“信念”，艰难写出了这部有价值的“历史”。
小说用温情的笔调，描写了京城南下的一群知识分子在抗日战争中的个人遭遇、情感经历，以及心灵成长的历史，表现了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的精神。
作品以抗战期间西南联大的生活为写作背景，生动地刻画了在民族危难时刻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和情感世界，深刻而细腻地展现了他们对亲人朋友的大善、对祖国民族的大爱、对入侵之敌的大恨，对亡国之祸的大痛。也因此，荣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之所以获奖，除小说感染力强悍外，还有就是真实，这和她在西南联大亲身经历有密切关系。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后在昆明共同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闻一多、朱自清、冯友兰、沈从文、陈寅恪、钱穆、钱钟书、华罗庚、陈省身……彼时的西南联大星光熠熠，成为了一方教书育人的安宁净土和救亡图存的精神圣地。
年幼的宗璞跟随父亲奔赴昆明，在西南联大渡过了八年时光，亲历了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也因此，她决心用自己的笔触记录下这一段特殊过往。在昆明，她每天到北大文科研究所里看书，哲学、自然科学无所不看，父亲却从不加限制。老先生认为：书读千遍，其义自见。这无疑为宗璞先生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扎实而深厚的文化底蕴。
为了她的创作能够更加接近史实，宗璞曾于上世纪八十年代重返云南，沿当年远征军经过的道路行进。
在腾冲的国殇墓园，为抗战的英灵献花、默哀、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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