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忠茂
（图：本文作者与牛蛙养殖专家曾教授）
报社创刊初期，为缓解经费紧张，曾与外单位合作搞牛蛙养殖项目。牛蛙是1962年周总理访问古巴时，古巴政府送给中国人民的礼物，据说共四对，后经长江水产品研究所繁殖推广则遍及全国。牛蛙个头要比青蛙大两倍，叫声像牛而得其名，其皮可加工成高级手袋，据说在国际市场极有竞争力；其肉鲜美诱人，故在当时各大餐馆风靡一时。
无奈养殖一年多并无盈利，期间颇费苦心，曾举办养蛙培训班，响应者也是寥寥无几。赚不到钱无奈决定将蛙卖给苏州一家鳗鱼场，将蝌蚪卖给北京四季青乡一个养殖场。因蛙不多，又决定从湖北沙市长江水产养殖所买一部分凑数，一起卖给该场以弥补以前的亏损。
1991年4月我们前往湖北。此行共计三人，由北京教育学院牛蛙养殖专家曾教授(出版过许多养殖蚯蚓、牛蛙的专著)、方伟和我共同组成。一路鞍马劳顿，抵达沙市购买牛蛙后，原本想乘飞机，但航班很少又无动物检疫证明，租辆卡车又觉路途颠簸，实在辛苦。正发愁时，突然看见江边有客船，于是由方伟排队买了三张船票，拟乘船顺江而下,到上海十六里铺码头再转乘汽车抵达苏州。
时值春季，江水落差很大，从岸边下到江边码头大约有一百余层台阶。我们三人，挥汗如雨，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靠打接力才把七筐牛蛙(200多只)拎下去。
从下午4点到晚上10点多钟，我们一直与牛蛙一起在江边守候，期间只能换班吃饭、休息。当从重庆开往上海的江渝十四号轮船缓缓靠在码头时，我们三人像等待冲锋的战士，背上挎包、拎着牛蛙筐，迎着人群，从拥挤不堪的船梯，一步步艰难攀登到三层三等船舱。此时的我，背心、裤衩都贴在身上，大汗淋漓，喘息未定。正要进船舱，就听见方伟与一上海人争执。我赶忙上前劝阻，原来是乘客不知筐内何物，但见牛蛙身上绿阴阴的，两眼在暗处发着金光，着实让人吓一跳，不知这是什么东西，有恐惧感，又担心夜晩睡不好觉，所以一直不让牛蛙进“屋”。此时方伟大怒，斥责我:“你平时挺能说的,这时你不帮我，还拽着我干什么?”我一时语塞，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解决，两天两夜的路程中牛蛙应放在哪里的问题。还是曾教授灵机一动，拿出北京教育学院介绍信找到船长，说搞引种试验，到上海教育学院，请他们协助把牛蛙放在一个可靠之处。后经船上武警战士指引，准备放在四层船顶上一个存放鸡鸭的铁丝笼子里，曾教授一看四面透风不理想，怕江风太大，牛蛙会很快失去水分而死。环视甲板四周，发现右侧铁链下吊着约十几米长的救生艇。此时，年过半百的曾教授兴奋不已，奋不顾身爬了上去，我怕他摔到江里，所以也跟了上去。一手抓住他的腰带，一手抓住铁链，船速很快，只见两边红色航标灯瞬间一闪而过。侦察好地形，方伟打着手电筒，我和曾教授陆续将七筐牛蛙安置救生艇内，又用尼龙布包好，用铁丝拧紧栓牢，才下到三层休息，此时已是深夜。
天亮，未吃早餐，先到船顶看牛蛙，用借来的水桶，从三层拎水到上边，给牛蛙撒水。整个旅程，我们如此循环反复，终于到了上海。
下船后，租了一辆客货两用小车，因时间紧，我们只吃了一把花生米就上路了，尽管饥肠辘辘,未敢耽搁。沿路走到池塘边还不时将筐卸下来，在水里浸泡一下再装上车，以保持牛蛙身体的水分。
当我们历尽三天三夜旅途辛劳，来到苏州鳗鱼厂时，部分牛蛙开始生病，浑身长有红斑，曾教授急忙让我们用药水清洗，把病蛙和健康的蛙隔离开。
第二天又买了几支注射器和消炎药给病蛙腿上注射，因没有消毒专用的高压锅，只好在一个灶台上支起一口大锅，蒸煮注射器。
当我们给牛蛙打针时，当地鳗鱼场的职工全都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用当地话问我:“侬桑牛蛙天天打针啦（翻译成北京话,即牛蛙是否需要天天打针呢)，比养鳗鱼还麻烦呢?”我听后觉得又可气又可笑,一时不知怎样回答。没想到，我活这么大,从来没有给谁打过针，现在却要给牛蛙打针了，我也被逼成了“兽医”。此时，另一路人马从北京由孟斌带着种蛙也抵达那里。晚上我们开了一次碰头会，商量如何谈判能将钱拿回来。南方人很精明，一看部分牛蛙有病，只让我们先住下来，闭口不谈给钱的事。每天招待我们吃饭，菜总是四菜一汤，啤酒管够,“中华牌”香烟，也是你抽一支给你上一支，就是不谈实质性问题。曾教授说，如果实在不给钱，干脆把蛙放进对面太湖里,几年后这里就繁殖起来了。我跟孟斌说这不成，我们怎么也得把路费搞回来吧。
在我们耐心地治疗和焦急等待一个星期后，生病的牛蛙渐渐好起来了。于是曾教授应鳗鱼场要求，给他们职工讲课传授养蛙知识，同时我们积极地和对方谈判，最后达成一致意见，鳗鱼场同意给曾教授买一张机票，由苏州乘火车到上海，再从上海乘飞机返京；我们其余人的路费及牛蛙款由我们负责带走。
这时我们才松了一口气。
28年过去了，许多事情都已淡忘，但贩运牛蛙的经历却使我难以忘怀。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