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无为”的书法观

苏轼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全才，他诗词、文章、书画俱佳。于文学位列“唐宋八大家”，于书法执“宋四家”之牛耳。
　　“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对苏轼可谓知之甚深，对于其书法特征及学书轨迹有一段妙论，其言曰：“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故其书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似柳诚悬。中岁喜学颜鲁公杨风子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至于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
　　又说：“东坡少时，规摹徐会稽，笔圆而姿媚有余；中年喜临写颜尚书，真行造次为之，便欲穷本；晚乃喜学李北海，其豪劲多似之”。
　　这两段话，基本上概括出苏轼从早年到中年直到晚年的书法变化及其特点。这些前代的书法大家，都对苏轼形成自己的书法风格影响颇深。颜真卿书法中所表现出来的雄健豪迈之气以及颜书丰腴雄媚的笔画、端庄厚重的结字、大气充盈的章法，苏轼都能用心采撷。
　　清代梁巘在《评书帖》中说：“东坡书世谓出于颜，细观其转折顿挫，实本《圭峰》，《姑熟帖》内《归去来辞》转折皆然。”可以看出颜真卿其人其书多方面地影响了苏轼的书艺。黄庭坚也曾有评：“以余考之，绝长补短，两公皆一代伟人也。”
　　此外，徐浩、杨凝式、李邕等人的书艺，也是苏轼书法的渊源。苏轼曾有诗云：“徐家父子亦秀绝，字外出力中藏棱。”可见苏轼对徐书很有研究。早年、中年写的有些字，风格与徐浩接近。清人吴德旋在《初月楼论书随笔》中说：“东坡于少师（指徐浩），神似非形似，观其笔势，殆可伯仲。”
　　对于杨凝式，苏轼说：“自颜、柳没，笔法衰绝，加以唐末丧乱，人物雕落磨灭，五代文采风流扫地尽矣。独杨公凝式笔迹雄杰，有二王、颜、柳之馀，此真可谓书之豪杰，不为时世所汩没者。”故苏轼能从杨书中仿其欹侧之势而取其态，得其跌宕雄杰之致，汲其萧散古雅之趣。
　　苏轼既向前代名家学习，对于当代书家也常留意。他对欧阳修很钦佩，多有触悟，曾说：“欧阳公书笔势险劲，字体新丽，自成一家。文忠用尖笔干墨，作方阔字，神采秀发，膏润无穷。后人观之，如见其清眉丰腴，进趋晔如也。”
　　他也赞赏蔡襄，说：“独蔡君谟书，天资既高，积学至深，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苏轼分析蔡氏书学模式也即是他自己学书的路子。苏轼自况：“仆书尽意作之似蔡君谟。”
　　其他如王安石、黄庭坚、米芾、秦观等，苏轼同他们都有过书艺上的探讨交流。黄庭坚出自苏轼门下，两人堪称知音，常常探讨书艺，一次，苏轼说：“鲁直近字里清劲，而笔势有时太瘦，几如树梢挂蛇。”黄庭坚则说：“公之字固不敢轻议，然间觉褊浅，亦甚似石压蛤蟆。”两人相与大笑，以为深中对方之“病”。
　　苏轼的书法思想，或谓集儒、释、道于一身而又出己意，但是可以说是主要建立在道家的“无为”思想基础上。
　　在他看来，无为首先是无形。他说：“笔墨之迹托于有形，有形则有弊。苟不至于无而自乐于一时，聊寓其心，忘忧晚岁，则犹贤于博弈也。虽然，不假外物而有守于内者，圣贤之高致也，惟颜子得之”。他认为，书法创作是一种通过寓心而达到忘忧的娱事，笔墨的痕迹也只有依托于具体的有形状的字才能表现出来，但是有形状就会有弊病。能够不借助于外在的物象而将修养自守于内心，这是圣贤的高雅情致，而非常人所能及，也只有颜渊这样的圣贤才能做到。
　　其次，他认为无为即无法。正如他在《石苍舒醉墨堂》诗中说的：“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在《次韵子由论书》诗中亦说：“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尝谓不学可”。可见，苏轼要求在书法创作中摆脱“法”的桎梏而求“意”，也就是追求一种自然天成的境界。苏轼的这种力倡直抒胸臆，信笔所至的看法正是来自于老、庄要求摆脱拘束，追求自由的道家思想。在他看来，书法既求寓意，就不必矫揉造作。因此，他赞扬张旭的草书“颓然天放，略无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称神逸”。颓然天放，自然需要不守成法。他在论述用笔方法时也说到“把笔无定法，要使虚而宽”。可见，他激赏的正是这种“无法”。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无法”呢？苏轼在评论草书时给出了答案，他说：“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草书虽是积学乃成，然要是出于欲速。古人云，匆匆不及草书，此语非是。若乃匆匆不及，乃是平时亦有意于学，此弊之极，遂至于周越仲翼，无足怪者。”在他看来，书法作品既然是自我心灵的坦露，又何必刻意做作呢？创作之初，不要想着一定要写好，这样反而能创作出好的作品。否则，还没写，就背上了包袱，怎么能落纸云烟？因此，苏轼自谦又自负地说：“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
　　自出新意，是一种抒写自我的意趣；不践古人，是一种别出心裁的创造。苏轼的书法确实是追求自我精神的遨游，信手遣兴，显其天真烂漫。“有意于学，此弊之极”，“无意于佳，乃佳”，从这种对比性的语言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苏轼所标举的旷达淡泊的审美理想与老、庄提倡的清心寡欲、虚静无为的思想有着多么密切的血缘关系。
　　当然，苏轼所谓的“无法”，绝对不是反对作书有法，而是不要拘泥于法度之中而无己意。他提倡的是“无法之法”。他说王安石：“荆公书得无法之法，然不可学无法”。就是指要在继承古人的基础上而有所创新，要从有法及无法，更要于无法中见法。他提倡“浩然听笔之所至，而不失法度，乃为得之”。胸中有浩然之气，便能发之于胸，应之以手，便能听笔之所至。
　　他的这种思想不仅用来评书，也用来评画，他赞扬吴道子的画能“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可见，苏轼是用辩证的眼光来审视“有法”与“无法”的。在此基础上，他更追求变法，虽然他在政治上反对王安石变法。对于这一点，他尤其钦敬颜真卿。他在《孙莘老求墨妙亭诗》中赞扬颜真卿：“颜公变法出新意，细筋入骨如秋鹰”。评论柳公权“柳少师书，本出于颜，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虚语也”。
　　他的“变法”书法观，虽然曾经遭到时人非议，说“东坡用笔不合古法”。这种非议则被黄庭坚有力地反驳了回去：“今俗子喜讥评东坡，彼盖用翰林侍书之绳墨尺度，是岂知法之意哉？”苏轼就是在“不失法度”的基础上不拘古人成法，广学博取，变化镕铸，才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在苏轼看来，什么样的书法风格才能体现出美感来呢？他在《次韵子由论书》一诗中所说的“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即给出了明确的回答。他以为各种风格如果能协调完善，和谐统一，则能法意互得，互辅互行，无意于佳而自佳，故他提倡兼美。要求“书必有神、气、骨、肉、血”，认为“五者缺一，不为成书也”。苏轼的书艺便是如此，大小不论，纵横斜直，率意而成，却无不如意，达到自然天成的境界。
　　那么，于这些丰富多样的书法风格中，苏轼更青睐于哪一种呢？他说：“杜陵评书贵瘦硬，此论未公吾不凭。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可见他明显不满杜甫提出的“书贵瘦硬方通神”的论书观点。他喜爱的是雄健肥劲、丰腴阔大的书风，要求刚健挺拔的骨力蕴涵于敦厚秀美的字形之中，而不宜锋芒毕露，棱角突出，所谓端庄而流丽的书风即要求书法的体度安庄，气象雍和，然又不乏圆润流美。
　　苏轼的这种审美祈尚也体现在他自己的书法风格中。明解缙说他的书风“丰腴悦泽，绵里藏针”，包括黄庭坚说他的书法“间觉褊浅，亦甚似石压蛤蟆。”都表明苏轼书风乃为内含骨力而外现丰腴的一路，这也正是为苏轼书法美学思想的基调所在。
　　宋代书坛，有苏轼标举“意造无法”而振响于前，又有黄庭坚要求“绝俗求韵”、米芾提倡“真趣”发聩于后。这都说明了宋人论书重在作品所表现的精神气韵。这一书法群体前仆后继，群起而倡之，要求书法能超越世俗，自由地抒写性灵，表现意趣，而苏轼无疑是开先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