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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景舟石瓢创作过程细节之初考(杂项:紫砂)-秀藏网

2010-12-13

 

 

 

    顾景舟一生致力于紫砂的研究和创作,穷尽毕生心血,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财产。过去紫砂艺人通常被人称为“匠”,一则紫砂多数以商品面目出现于大众之日用,作为收藏却范围甚窄,二则紫砂艺人通常只专攻于砂艺的技巧,却忽视了壶外之工,这也就是为什么陈曼生镌、杨彭年等合作的砂壶被世人称之“曼生壶”,而砂壶本身的作者杨彭年等却退居其次的原因。而顾景舟先生从学艺之初始,就努力“悟道升华”,读经史、习诗文、交画友,极大地汲取中国广博文化之精髓,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风格,将紫砂艺术这一古老传统手工艺演绎地淋漓尽致。
    顾景舟先生一生勤耕力作,优秀作品比比皆是,这其中最为大家津津乐道的就是1948年和吴湖帆、江寒汀等合作的大石瓢壶,关于这些壶的故事更是流传甚广,但由于时年久远,一些细节不甚详尽,亦或众说纷纭,于是乎笔者带着一些疑惑对两个创制过程中的细节进行一些探究,以飨同好。

五把石瓢究竟是什么样?
    景舟先生从十八岁学艺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参与民国上海仿古浪潮,技艺突飞猛进,随后的十年,先生的技艺虽更加成熟,但仍只是同辈之中之“上品”,还没有达到一个质的飞跃和提高,这期间,有时还靠接下“省农民银行仿鼓壶”这样的批量之活,以为度日立业之用。直到抗战胜利后,景舟先生再返沪上,但这一次不是拜会古董商,而是广为结识了当时海派的一批著名书画家,这次的上海之旅不仅让景舟先生开阔了眼界、拓宽了思路,更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十几年的学艺从业生涯第一次爆发出了绚烂的火花,这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作就是和吴湖帆、江寒汀等合作的大石瓢壶。
    大石瓢壶共制作五把,除先生自己藏用一把,其余慨赠吴湖帆、江寒汀、唐云、戴相明几位给予他技艺帮助、思想启迪的同好。时隔整一个甲子后,这五把壶多数亦辗转易手,分散大陆和台岛之间,秘不示人。这次上海工美08秋拍的唐云先生旧藏,虽以前多次著录典籍。但在公众面前的曝光也是多年来的第一次。那么这些壶究竟写了些什么?画了些什么?一直是很多朋友希望知道的一个重要细节,笔者根据现有手头资料,整理出了下面的这张对照表格:


 

 

    这五把壶中,除了吴湖帆先生的一把画面为江寒汀所绘,其余壶的正面均为吴湖帆先生画竹一丛,竿竿青欲滴,枝枝绿生凉,背面诗文亦为前贤咏竹之作。最有意思的顾老的那把,上面所刻“但为清风动,乃知子猷心”语出之唐朝诗人李咸用的《题友生丛竹》一诗的最后两句,原诗为“何妨积雪凌,但为清风动。乃知子猷心,不与常人共。”但湖帆先生却截取上下各半句,重新组合,妙笔天成,意境更佳。诗中的“子猷”是指晋朝大书家王羲之之子王徽之,王徽之字子猷,生性爱竹,《世说新语》谓:“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 子猷爱竹象他的父亲羲之爱鹅一样,史称绝唱。
    而这里的“子猷”又有何指呢?笔者推测湖帆先生寓紫砂为竹,把景舟比作子猷,暗赞胸臆疏朗的景舟先生视砂艺为毕生追求的高远志向;同时我想湖帆先生可能也是拟把顾景舟比作高洁不屈的雅竹,自己似子猷,通过和景舟先生的交往,通过景舟先生砂壶,他也已把这位艺高品重的年轻人视为了自己一生的挚友,真是人生交契,唯知音者聚。

  石瓢的镌刻者究竟是谁?
       大石瓢的制作者、书画者、受赠者均有明确定论,但这些壶的镌刻者究竟是谁却有着不同的看法。戴佐民先生是这样描述的:“画成,仍由戴相明交货船带送顾家,顾景舟镌刻自己的一把,余四把请其表弟陶刻好手谈尧坤镌刻。”  而我在和我的一位老师的聊天中谈到这段历史时,先生认为五把均为谈尧坤镌刻,其理由很简单,也就是说顾景舟时年正轻,而谈尧坤已在紫砂镌刻上小有心得,加之二人亲属关系(谈是顾的表弟),如此扛鼎之作,定邀力者为之,非谈莫属。但笔者经遍查典籍之后,却获得了下面一些信息:
       1991年顾景舟先生发表了一篇论文《溯源画艺----谈文人及书画界与砂艺的结合》,文中有这样一段话:“约半个世纪以前,紫砂行业一度萧条,濒临严峻考验。笔者从事砂艺已有五六十年,可谓与紫砂行业共潮汐。早在四十年代初,也曾与上海书画界友人吴湖帆、江寒汀、张大壮、唐云等有一段交往。在壶上以书画交流,又笔者亲自制壶镌刻。挚友间同好雅玩,彼此激赏。近年也与韩美林一度合作造型设计,也是由我亲手制作和镌刻。七十年代中期以后,上海美术馆和上海国画院与紫砂工艺厂紧密合作。时有当代书画名流王个簃、朱屺瞻、唐云、谢稚柳、程十发、张乐平、应野平等,装饰了一批砂壶,并投入市场。”
    又在鹤峰陶艺、盛和堂出版的《壶艺宝典》中,有一顾景舟先生对吴湖帆所属石瓢的亲笔鉴定证书影印件:“石瓢壶,一九四八年制赠吴湖帆先生,由江寒汀道兄画花鸟,吴题字,作者镌刻,迄今已有四十余年矣。一九九三年盛夏,顾景舟署于陶陶斋”



    从上述两段文字可以看出,顾景舟先生明确表示这些镌刻是自己亲历亲为,那么笔者的推论又是如何呢?

首先在戴佐民为戴相明之子,在《铁画轩的第二代传人――戴相明》一文虽然关于这段经历有详尽的描述,但其中与实际情况仍有些出入,例如文中“第五把壶上由江寒汀画鹧鸪一双相赠湖帆道兄”,而实际为画面为“寒雀一只”。因此笔者估计这段过程虽均得自于其父的口述,但由于时间久远,加之镌刻过程是回到鼎蜀后完成的,这些据当事人回忆所撰文章难免有所疏漏。
    其次,1948年左右的顾景舟先生有没有镌刻这些壶的能力?先生爱好篆刻,一生自刻印数方,在这些壶制作前所自刻“得一日闲为我福”、“足吾所好玩而老焉”、“曼晞陶艺”等印章可以看出:当时的顾景舟已有良好的篆刻功底,在壶胚上镌刻名家字画也不是没有可能。再从顾老后期和刘海粟(福寿夙慧壶)、范曾(仿鼓壶)、韩美林(鹧鸪提梁壶)等画家的合作来看,均由其本人镌刻并落款,可以看出顾老有这样的爱好和习惯。
第三,从上文所列举明确表明镌刻者的两处文章的发表时间来看,顾老写这些文字时,在紫砂领域已独树一派,自成一家,大可不必用混淆这些镌刻的作者来为自己揽名,而顾老记忆力出奇的好是大家公认的,因此也几乎不大可能本人出现记忆上的偏差。

    所以我的看法很明确:尊重作者的观点,大石瓢壶上的镌刻确为景舟先生本人亲力之作。
这背后是否还有些其它可能:例如这些镌刻是否是顾景舟在谈尧坤的指导下完成,或者原本流传的镌刻者为谈尧坤说法一度也是顾景舟先生自己的言论,因为那时谈尧坤镌刻上的名气确实大于顾本人。这些有趣的话题确实一言难尽,因为历史往往就是这么复杂。
     写到这里,笔者必须慎重说明:关于大石瓢壶创制过程中细节的一些探究均基于本人现有手头文字材料,特别有些图片模糊不清,加上主观推断,疏漏、错误成分在所难免,因此亦欢迎大家斧正,已达抛砖引玉,共究紫砂文化根源之目的。

注释:
      参见唐李咸用《题友生丛竹》
      参见唐白居易《题小桥前新竹招客》
       参见唐白居易《竹窗》
       参见宋梅尧臣《县署丛竹》 
     参见戴佐民《铁画轩的第二代传人――戴相明》
    参见叶荣枝《紫壶黛墨----当代中国紫砂书画壶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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