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水寒老师经典碑帖分享—《上海博物馆藏楚简》

各位老师、各位书友大家晚上好，今晚咱们继续分享古帖，大家一起学习。战国楚系手书墨迹的简牍书法艺术，一直书法界关注的先秦时期书法艺术的一个宝库，现已成为书法创作的一个基本书体、字体的类型;楚国书法史研究也取得了重要学术成果，如王祖龙《楚书法史》不过，这种楚简书法热也留下一个疑问，这么玫奇、浪漫、抒情的简牍书法艺术，当时有没有书法艺术的审美思想、观念、理论?

我们已知书法审美理论，是从东汉班固肇始的，那么，战国时期呢?这不仅是战国时期的国别书法史，还涉及更早的西周春秋的金文书法、商周的甲骨文书法，难道都是没有书法审美思想、观念、理论的书法艺术史吗?郭店楚简《大一生水》篇，我们从中发现了“书道哲学”(见张天弓《“书道”考——郭店楚简〈大一生水〉的书道哲学》，载于《中国书法报》2020年7月21日)，首次看到了先秦诸子的“字·名·实”三维的思维方法，可简称为“字形思维”，不同于我们熟知的“语音思维”。这是近代以来破天荒的第一次，可以撬动起我们对于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的再认识。

先说“语音思维”，这是哲学思维方法“名实关系”的简约说法。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1919年2月初版)全书，首创借用西式哲学思维方法的“名实关系”，来解释中国先秦诸子哲学，同时还专门论述这种思维方法的特性。认为：“实是个体的、特别的，名是代表实的共相的。有了代表共相的名，可以包举同名的事物，所以在人的知识上，名的用处极大。”这就是“名实关系”的基本理论，就思维方法而言，其实就是语音一维，是系于语音的“名”与现实事物发生关系，这成为我们理解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方法。

我们现在怎么知道老子、孔子、墨子所谓的“名”?因为有“字”。字表音，音联系义，即为名。这就是西式哲学的基于拼音文字的基本逻辑。所谓的汉字本身要拼音化，就是在这种语音思维的哲学逻辑下产生的。近代以来，这种“语音思维”的哲学方法已经根深蒂固了。这周咱们来分享《上海博物馆藏楚简》。

1994年春，香港文物市场出现一些战国楚竹书。关注战国竹简文字编纂的香港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光裕将信息告知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同时电传了一些摹本图片。1994年5月，上海博物馆(下简称上博)斥资购回。为第一批竹简，残简、完简1200余枚。同年秋冬之际，又一批相关竹简在香港出现，文字内容与第一次楚竹书有关联，香港的上博之友朱昌言、董慕节等多位香港人士出资收购，捐赠给上海博物馆。为第二批竹简。这一批竹简的特征和第一批竹简相同，并可相互缀合，共计497枚。

感谢香港的朋友们，他们在上博资金困难的情况下，集资购买后赠送给上海博物馆，使得这批国宝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上博两次入藏的楚简共计一千七百余枚，总字数三万五千左右。由于这些竹简是劫余截归之物，出土的时间、地点已无从知道，当时有传闻说来自湖北。

至二〇〇〇年十月，研究整理工作告一段落，专家们得出了初步结论：这批先秦古籍涉及政治、哲学、军事、历史、文学、书法等诸方面，文章总篇目不下百种，且大多数已经失传，只有不到十种能和流传至今的先秦古籍相对照。为了方便古文化和古文字工作者作进一步的研究，也为了给书法工作者提供资料，上博决定，从二〇〇一年十一月起，根据整理结果，次第选摘发表，截至目前为止，《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已陆续出版发行了六册。据悉，已出版的战国楚竹书前六册竹简总数还不到七百枚，尚有一千余枚竹简还在研究整理之中。

人们研究楚简，本来有三个出发点：一个是文字，这是载体;一个是文章，这是内容;还有一个是书写，这是形式。现今人们研究的重点是在文字和文章上，相应的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数以百计，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专家学者面对着断简残编在冥思苦索，孜孜以求;每天都有新鲜的见解，睿智的发现，连篇累牍地发表在各种各样的学术期刊上。但是在书写——即对形式的研究方面，书法界从理论到实践都落后了，而书写，恰恰是楚简研究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上图是《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六册《孔子见季桓子》的部分图录。我们管中窥豹，看一看楚简书法曾经达到了怎样的历史高度。

《孔子见季桓子》不见于先秦典籍，为儒家重要佚文。全文以对话形式记载了孔子与季桓子有关二道、兴鲁的讨论。时间约在鲁定公五年(前505年)至鲁定公十四年(前496年)的十年间。《孔子家语》记载孔子二见季桓子，《韩诗外传》、《新序》记载“孔子侍坐于季孙”，但具体的谈话内容一直成为历史之谜，本篇楚简的发现终于让我们读到了孔子与季桓子的对话，了解了孔子关于“二道”的精辟论述以及孔子法古兴鲁、仁政赐爱、司不失人的相关理论。

“孔子见季桓子”全文共计二十七简，折损相当严重，竟无一支完简。简最长者50.2厘米，最短者仅9.5厘米;简宽0.6厘米。完简当在54厘米左右，三道编绳。竹黄面书写文字，竹青面留白。竹简上留天头下留地脚。文字书写在第一编绳和第三编绳之间，完简的书写文字当在四十字左右，全篇现存554字。

书法神奇峻秀，清新爽朗，在方圆兼备、刚柔并济的笔触中，时时透露出一股潇洒飘逸劲健雄肆的风神，如果说，其它楚简向人们展示的是各种各样尚不十分成熟的隶化品格的话，那么，《孔子见季桓子》就以它的波状笔画(如 恐 、 仁 、 则 )和向左下半包围的结构(如子、可等)，以及间或显露的蚕头燕尾和楷化笔意，向我们证明，楚简已有相当成熟的隶书了。

笔者曾将《孔子见季桓子》双钩响拓后询之于大方之家(见上图)，无不惊为隶书杰作的。我们知道，楚简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批用毛笔书写的文字，在此之前，中国系统的文字形态是甲骨文和金文，但甲骨文和金文一是刻二是铸，它们都与毛笔书写无关，从严格意义上说，它们都不是书法。没有毛笔顺时序的一次性挥写，就没有书法艺术。

由于毛笔笔毫柔软的缘故，又由于书写姿势和书写习惯的改变，当然，更由于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感悟和审美需求，毛笔书写在有意或无意之间创造了笔画——点横撇竖捺。我们来看看附图二和附图三：“迷”、“逃”、“德”字的点，“士”、“皇”的横，“人”、“仁”的撇，“乐”、“女”、“夫”的捺，等等。

所有这些，你在甲金文字中是找不到的，它们只是线条化的产物，而楚简用毛笔书写开辟了中国文字和书法笔画化的时代。《孔子见季桓子》只是楚简书法的冰山一角，深刻发掘其书法史意义和书法美学价值，对于繁荣当代书坛法创作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如果我们的各级书协组织，广大的书法工作者和书法爱好者都能有意识地关注楚简书法，积极开掘由楚简构成的巨大的艺术宝库，中国的书法艺术必将产生革命性的变化，楚简必将成为中国书法创作的又一个巨大源头。

这些竹简长度23.8至57.2厘米不等，宽约0.6厘米，厚度为0.1

经上博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实验室的科学测试与比较分析，当为战国晚期楚国贵族墓中的随葬品。内容总80余种，包括原存书题20余篇，全部是秦始皇公元前213年至公元前212年“焚书坑儒”前原始的、第一手的战国古籍，涉及历史、哲学、宗教、文学、音乐、文字、军事等。其中以儒家类为主，兼及道家、兵家、阴阳家等，多为传世本所无。有些虽有传世本，如《周易》等，文本也多有不同。由于竹简是劫余截归之物，出土的时间和地点已无从确认。虽传闻来自湖北，但无确证。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内礼》篇简8：“君子曰：孝子，父母有疾，冠不介(栉)，行不颂(容)，不(哀)立(泣)，不庶语。时昧(攻)、萦(縈)，行祝于五祀，岂必有益?君子以成其孝。”“内礼”即家内礼仪，上引简文规定了父母患病时子女的行为举止。

透过《内礼》可知当时的医疗行为及医疗习惯：家庭是医疗活动的基本单元，医疗活动可于家宅内进行，巫术、礼仪是治疗疾病的基本手段，医疗活动可由亲属代为操作。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由患者自行或者由其亲属代为治疗，而不仰赖专门的医者或者巫者的医疗活动，都属于自疗行为。儒家通过《内礼》对这种医疗行为进行了确认，将其上升到礼制的高度并赋以“以成其孝”的义理解释。

从上博楚简《恒先》的修辞特征来看，名噪后世的八股文文体，在文体特征上，确实可以溯源至战国。

上博所藏战国楚简《恒先》有着丰富多样的修辞手法，其中最值得提出来讨论的，是一种基于对偶格的修辞结构———排偶。楚简《恒先》所见排偶，约有两种基本的形式:排比对偶式排偶与联句对偶式排偶。在《恒先》中，这两式排偶也有复合排偶的形式。下面我们看两个例子。

第二，联句对偶式排偶。楚简《恒先》的第五章分为两层，如上下两联，可列作下表:

上表中，括号里的“下”、“为名”诸字，是为了便于说明辞章结构而补出的。在上表第一层，“详义利，考采物”是严格工整的对偶句，“作焉有事，不作无事”是句式相对、意义相反的对比句;第二层的“言名先者有疑妄，言之后者校比焉”，也是句式相近、相对的对比句。第一层中的“举天\(下\)之事，自作为事，用以不可赓也”，与第二层中的“举天下之名，虚树\(为名\)，习以不可改也”，构成对偶。

整个第五章由上、下两联组成，上联中“详义利，考采物，出于作。作焉有事，不作无事”与下联中的“凡言名先者有疑妄，言之后者校比焉”相对，上联中的“举天\(下\)之事，自作为事，用以不可赓也”与下联中的“举天下之名，虚树\(为名\)，习以不可改也”相对。这样的上下两联句式双行、彼此对偶，是排偶的常见形式。《恒先》第五章的联句对偶式排偶，是一个对偶之中又有对偶、对比的复式结构。

“恒先”的篇题，是楚简《恒先》的自题。全篇从“恒先无有”开始，引出“或作”\(或即是恒\)，层层深入，大致可分如下几个层次:

1、恒先无有，朴、静、虚。

破题:虽然篇名“恒先”应该是出自篇首的“恒先”二字，但全篇以“恒先无有”开篇，在形式上也是明破主题，下启全篇。

2、朴，大朴。静，大静。虚，大虚。

承题:这3句每句3字，但两两对偶，排比成文，以一个排比对偶式排偶格，承题而论，说明前文的“恒先无有，朴、静、虚”。

3、自厌不自.，或作。有或焉有气，有气焉有有，有有焉有始，有始焉有往者。

起讲:这一节分两层，“自厌不自.，或作”是第一层，描述“或”(即“恒”)的始作;“有或焉有气”等4句是第二层，以两两对偶、排比成文的排比对偶式排偶，浑写了一个宇宙发生论，拈出全篇议论的主线，开启全篇讲论。

4、未有天地，未有作行出生。

起比:这两句句式相同，虽字数互异，但成份相对;尽管对偶(“比”)不严整，但也可视作下文论述部分若干组对偶结构的起点，所以是“起比”。

5、虚静为一，若寂寂梦梦，静同而昧或萌。昧或滋生，气寔自生。恒莫生气，气寔自生自作。恒、气之生，不独有与也。或，恒焉。生或者，同焉。昏昏不宁，求其所生。异生异，归生归，违生非，非生违，依生依。

求欲自复。复，生之生行。浊气生地，清气生天。气信神哉，云云相生，信盈天地。同出而异生，因生其所欲。业业天地，纷纷而多采物。先者有善，有治无乱。有人焉有不善，乱出於人。先有中，焉有外。先有小，焉有大。先有柔，焉有刚。先有圆，焉有方。先有晦，焉有明。先有短，焉有长。

中比:这是楚简《恒先》的主体与全篇的重点，是一个大型的复合排比结构。在意义上，“昧或萌”与“求欲自复”、“天道既载”成份相对，“昧或滋生，气寔自生”与“浊气生地，清气生天”、“唯一以犹一，唯复以犹复”成份相对;在修辞上，“恒、气之生，不独有与也”与“同出而异生，因生其所欲”、“恒、气之生，因复其所欲”排比、相对，“昏昏不宁，求其所生”与“业业天地，纷纷而多采物”、“明明天行，唯复以不废”排比、相对，而“异生异，归生归”、“先有中，焉有外”与“有出于或，性出于有”等3组排比句，是一个结构严密的内含排比与对偶的复合排比对偶式排偶格。

6、详义利，考采物，出于作。作焉有事，不作无事。举天之事，自作为事，用以不可赓也。凡言名先者有疑妄，言之后者校比焉。举天下之名，虚树，习以不可改也。

后比:如表所示，这是联句对偶式排偶，发中比所未发。

7、举天下之作，强者果天下之大作。其尨不自若作，若作，庸有果与不果?两者不废。举天下之为也，无掖也，无与也，而能自为也。举天下之生，同也，其事无不复。

束比:“举天下之作”与“举天下之为”、“举天下之生”构成排比，回应前文的起比、中比、后比，收束全篇。

8、天下之作也，无忤极，无非其所。举天下之作也，无不得其极而果遂。庸或得之?庸或失之?举天下之名，无有废者欤?天下之明王、明君、明士，庸有求而不虑?

大结:用句式相近的陈述句与问句组，发挥己意，收结全篇。

《性情论》简文与郭店简的《性自命出》篇大体相同,是一篇先秦思想家的佚文，该文从宏观的角度起论，提出了天降命、命出性、性生情、情始道的相承关系，主论“性”、“情”，兼及“道”的概念与特性，提出了彼此间的派生关系说。全文观点鲜明，结构严整。《性情论》中的墨钉、墨节、墨钩等墨标使研究者看到了战国时代用字、词、句、章的结构原形，为研究者研究当时的文法、文体提供了可靠的原始资料。

《民之父母》，共14简，397字，基本完整，保存良好。无篇题，由整理者根据简文主题而定名，内容大体见于《礼记·孔子闲居》及《孔子家语·论礼》，为孔子与子夏关于“五至”“三无”及所谓“五起”的问对，于认识儒家道德观有重要参考价值，亦有助于澄清《礼记》及《家语》的面目。

战国楚简《缁衣》，上海博物馆藏。存简24支，完简8支，计978字。其中重文10字，合文8字。简文均为单面书写，书于竹黄。完简长54.3厘米，满简书写，两端不留白，简文结构稍长，笔画较粗，横竖匀称，三道编线。简文中有分章符、重文符、合文符，结构严谨。全文以“子曰”为各章起首，章末字下有墨钉，以示结束，全篇有23章。是讲述忠君爱民、恭敬廉洁、谨慎言行的儒家思想内容。《缁衣》的内容与传本《礼记·缁衣》大体相合，但两者的分章及章次却差别较大，文字亦有差别。两相校勘，可以发现传本的若干错误。

《缁衣》的内容与传本《礼记·缁衣》大体相合，但两者的分章及章次却差别较大，文字亦有差别。两相校勘，可以发现传本的若干错误。《五行》曾见于马王堆汉墓帛书，简本文字与之有一些相异之处。有学者论证，郭店简《缁衣》、《五行》出自子思，其它《性自命出》等也与曾子、子思一系有关系，甚至不妨视为《子思子》。马王堆帛书整理者指出，《五行》属于思孟学派。此次两篇著作同出于一墓之中，或暗示当时思孟学派在楚地流传甚广。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上海博物馆马承源馆长游港，在上环摩罗街发现不少汉代的彩绘漆器，怀疑内陆有盗墓出土走私境外，临别前，托付香港的老朋友张光裕加紧留意古文物市场。果然，张光裕不久即留意到市面上有一批战国竹简，急电马馆长，并电传摹本过去，很快，上博即拍板，斥巨资购买。这批竹简就是日后震撼古文字学界的战国楚竹书，只差一步，便会被虎视眈眈的日本收藏家抢去。

《李颂》是《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八册(以下简称为上博八)中的一篇，从风格上看，该篇是较早的楚辞文献，是近年来先秦文学史的最重大发现。

《李颂》是战国时期楚地的抄本，是以梧桐为咏诵对象的韵文，是一篇早期的楚辞体文献

1.相吾官(馆)树，桐且怡兮。

2.抟外(疏)中，众木之纪兮。

3.倝(晋)冬之旨(祁)寒，喿〈叶〉其方落兮。

4.凤鸟之所集，竢时而作兮。

5.木斯独生，榛棘之间兮。

6.〈极〉植(直)束(速)成，厚其不还兮。

7.深利【简1】幵豆，(刚)其不贰兮。

8.乱本层枝，浸毁︱兮。

9.嗟嗟君子，观吾树之容兮。

10.岂不皆生，则不同兮。

11.谓群众鸟，敬而勿集兮。

12.索(素)府(跗)宫李，木异类兮。

13.愿岁之启时，思(使)吾【简1背】树秀兮。

14.丰华重光，民之所好兮。

15.守勿(物)强干，木一心兮。

16.违与(于)佗(它)木，非与从风兮。

17.是故圣人束此和物，以李(理)人情，人因其情则乐其事，远其情【简2】

18.是故圣人束此【简3】

“楚”，给我们以明确的时间与空间概念。从时间上讲，楚系文字不仅包括春秋战国楚系文字，还包括秦、汉及以后整个楚地中心地带的发展时期出土的大量文物上的文字;从空间上讲，楚系文字主要分布在现在的湖北、湖南，但综合楚国悠久的历史来看，其全盛期疆域覆盖过很多省份，如现在的河南、陕西、重庆局部，湖北、湖南、安徽全部，浙江、江苏大部，当时都在楚国的统治之下。

楚简帛书的构成特点

(一)笔法形式

重落轻收是楚简帛书的主要形式特点之一，虽然每一点画有大小、长扁、方圆、拙巧、奇正的差异，但重落轻收是共同的特征。1987年湖北荆门包山楚墓、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墓、2002年湖北枣阳九连墩楚墓出土的竹简(图2、图3)等，都可清晰地寻绎到这种运笔的气息。由于重落轻收，笔画多呈首粗尾细的“松针形”，或曰“鼠尾状”，而因为属于实用性书写，这种运笔也导致部分笔画简单粗率。

(二)结构形式

楚简帛书结体扁平、欹斜、圆曲，与后世所出之秦篆大异其趣，而与隶书非常相近，几乎可谓一脉相承。这种结构形式特征与它的用笔、书写载体、书体过渡性都有关系。从用笔上看，为了追求书写的速度，点画直入直出，不做过多回锋或藏锋，书写中加强了点画的连贯性，点画映带中呈现出行草笔意，有的笔画化曲为直，改垂为斜，点画奇异，轻松多变;有的书写率意，于漫不经心中见草法，于字形倾侧不定中求平衡;有的笔画以轻挑短顿延展字尾，曲尽笔致，横画起笔重驻，收笔轻提，显现出“蚕头燕尾”的雏形。

从书写载体上看，简牍的书写者受竹简较窄长的条件限制，文字只有写得密集紧凑才能达到减少简牍的目的。所以，字形扁方，字距紧密，左收右放，竖捺欹斜舒展是简牍书法的主要艺术特征。

从楚简帛书书体的过渡性来说，在结构中有篆书的圆转体势，也有隶书的扁平形态，产生了视觉上欹斜的结构特征。也因为这种书体的过渡性特征，在很长的时间内，对楚简帛书的书体归属问题存在很大的争议。有人把它归属于篆书系列，称之为“楚篆”;有人将其归属为隶书系列，称之为“草隶”。从其结构形式与所处时代特征来说，楚简帛书是典型的楚国地方文字，体势类篆，但少数笔画带有隶书的风格，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隶书，应为篆书向隶书过渡时期的书体，学术界较多的倾向归于“大篆”系列。

(三)空间形式

空间形式也谓章法形式，因为楚简帛书受竹、木片与缣帛丝织品的载体限制，文字排叠大多竖成行、横无列，章法上拉大字距，摇曳多姿之态跃然简上，显得波谲云诡，美不胜收，文字形貌与点画在局促的空间内尽量向下延展，只能这样才能将文字点画与偏旁部首表达完整。

这在竹简、木牍里表现尤为明显，特别是大部分文字点画受竹简木牍片的宽度限制，横向冲击竹简木牍片的实物空间，产生了一种切割与张力的效果，这种效果被当代的书法作者巧妙借用施之于其他书体的创作，特别在现代刻字作品中，几乎每件作品都有点画冲破字幅边界，成为一种基本的技法手段。

(四)字势形式

文字常作朝右上昂起之状，是楚简帛书字势的主要特色。这种字势打破了正书传统的方方正正，以从左下到右上昂起的平行四边形体势，让我们的视觉产生强烈的动荡，心理上也产生节律性的运动。这种体势开拓了篆书创作的传统空间，值得我们借鉴。

楚简帛书在书法创作中的形态表达

(一)淳古

楚简帛书总体看来是一种淳朴古厚类书体，因其在更多的实用层面上一直被视为“俗体”，没有纳入“官体”，这些出于民间书佐之手的文书多诡秘狞厉、平实质朴，甚至有些点画还存粗率之气。作为篆、隶转变过程中的书体样式，楚系文字一出土便成为当代书法家取法的材料。在创作过程中，楚简帛书呈溢出的奇肆雄浑、恣情挥洒被充分地表达出来，并以现代笔墨技巧，进行艺术化、古雅化处理。此为楚简帛书在书法创作形态表达中的第一类走向。

(三)草情行意

将楚简帛书的点画以草书、行书的笔意连续起来，在笔势迎来送往中表达作者的情感诉求。这种正书草书化、行书化的表达，使楚简帛书的艺术性创作又多了一类空间，丰富了其书法创作的技法手段。此为楚简帛书法创作形态表达的第三类走向。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出版，其内容包括：《孔子诗论》、《缁衣》、《性情论》、《民之父母》、《子羔》、《鲁邦大旱》、《从政》(甲、乙)、《昔者君老》和《容成氏》、《周易》、《中弓》、《恒先》和《彭祖》、《采风曲目》、《逸诗》、《昭王毁室·昭王与龚之雕》、《柬大王泊旱》、《内豊》、《相邦之道》和《曹沫之陈》、《竞建内之》、《鲍叔牙与隰朋之谏》、《季庚子问于孔子》、《姑成家父》、《君子为礼》、《弟子问》、《三德》、《鬼神之明·融师有成氏》、《竞公疟》、《孔子见季桓子》、《庄王既成·申公臣灵王》、《平王问郑寿》、《平王与王子木》、《慎子曰恭俭》、《用曰》、《天子建州》(甲、乙)、《武王践阼》、《郑子家丧》(甲、乙)、《君人者何必安哉》(甲、乙)、《凡物流形》(甲、乙)、《吴命》、《子道饿》、《颜渊问于孔子》、《成王既邦》、《命》、《王居》、《志书乃言》、《有皇将起》、《李颂》、《兰赋》、《鹠鹂》、《成王为城濮之行》(甲、乙)、《灵王遂申》、《陈公治兵》、《举治王天下(五篇)》、《邦人不称》、《史蒥问于夫子》及《卜书》。

(四)其他书体拟楚简帛书体势走进展厅

翻阅当下的书法报刊及书法作品集，我们可以看到不少秦篆汉隶作品或借鉴楚简帛书体势，或拟楚简帛书笔意进行创作，虽然结构形式不同，但风格却趋于一致。抛开文字学的角度，单从书法创作规律来说，此不失为楚简帛书法创作形态表达的另一类走向。

当然，楚简帛书在当下的书法创作形态表达与走向远不止以上四类，但大的风格基本在此框架内，即为另类，法也大抵如斯。

楚简帛书在篆刻创作中的形态表达与走向

(一)楚简帛书文字入印丰富了当代篆刻创作

中国篆刻由实用走向艺术以来，“以书入印”成为创作中的另一种印式，特别是以自己熟悉的风格与书体在自己的篆刻作品中形成面貌，尤为书界所称道，如我们熟悉的篆刻家邓石如、吴昌硕、吴让之、齐白石等，他们的书风即印风，印风即书风。最先将楚简帛书入印的一批书法作者，大多是善写楚简帛书的行家里手，当他们沉浸于这种古肆浪漫的书写时，萌发了“以书入印”的念想，成为楚系文字入印的发轫者。

而楚简帛书入印有两大先天优势：一是楚简帛书体势更类篆，与秦玺、汉印、流派印有共同的“以篆为主”的属性;二是楚简帛书收放自如，体势诡谲，“印化”灵活。基于这些优势，楚简帛书丰富了当代篆刻创作，是当代篆刻创作中的一抹好风景。

(二)楚简帛书丰富了篆刻边款创作

当篆刻家赵之谦将魏碑文字镌入篆刻边款的落刀刹那间，赵之谦同时将名字刻入了中国篆刻史的边款史，从这个意义上说，伟大的艺术成就有时来源于我们瞬间的构想与判断。楚简帛书入篆刻边款同样有这样的意义，它冲破了以“倒丁型”为主流边款的沉闷，丰富了篆刻边款的形式。

(三)楚简帛书影响了其他入印文字的体势

这有些类似于前文提到的“其他书体拟楚简帛书体势所作的笔意表达”，即传统的入印文字(如大篆、小篆)借鉴楚简帛书恣情怡性的欹侧体势，强化了入印文字的动感，充分借鉴其形态变化多样的特点，开掘了大写意印风新的风格空间。与书写借鉴所不同的是，此种借鉴以笔势、字势为主，点画形态居其次，这也是因势利导，各取所需。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大家一起学习，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