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水寒老师经典碑帖分享——《沅陵虎溪山汉简》

各位老师，各位书友，大家晚上好，“火轮渐近暑徘徊，一夜生阴夏九来”，不觉间已到盛夏，咱们纯书学社古帖分享已经坚持了两年多，分享古帖近200部，感谢每一位同仁的支持。今晚咱们继续分享古帖，大家一起学习。书于竹帛，对今人而言是新鲜而陌生的事，我们认识它始于20世纪初的考古发现，但在纸张普及以前却是书手的日常。从已出土的简帛来看，时段跨越战国至魏晋近千年，这一时期恰恰是原有书法体系因墨迹缺失而选用金文、碑刻等代替的时段。清代碑学将“金石气”纳入到书法的审美体系，且不论功过，它对当下的习书者从审美趣味到对于范本的选择，依然发生着深刻的影响。

而现在面对数量巨大、风格多样的简帛书法墨迹，我们看到了改写书法史的可能。它真实记载了书手的书写习惯、书写轨迹，不同时代的审美趣味、不同地域的风俗、不同的书写工具和方式都影响着书写的效果。已有的书法理论体系已很难诠释简帛书法中字体演变的复杂性、章法布局的时代特征，我们只有抛开传统认知，不抱任何意见地沉浸其中，才能感受简帛书法的美。

我们在各种书法史讲隶变时，也多是从正体隶书角度来分析。但我们以汉碑正体字来分析隶变，其实只看到了结果，却没有体现过程。要了解这个过程，那就不妨通过秦汉简帛材料来具体分析理解。

秦朝的简帛保留了大量篆书元素，而东汉简帛，则具备了楷、行、草等元素。不去分析秦汉简帛，而只看汉碑正规字，这中间的演变过程就不是很明朗，因为这些属于点到点的分析，而不是一种时间轴的线性演变结果。这周咱们来分享《沅陵虎溪山汉简》。

1999年夏，考古工作者在对湖南沅陵虎溪山一号汉墓进行抢救性发掘时，发现一批重要的汉代早期竹简。据发掘简报介绍，竹简内容有“黄簿”、“日书”、“美食方”三类。其中“《日书》”占的分量很大，“为出土竹简的绝大部分”，估计约有整简500枚。是湖南西汉考古的又一重要发现。

1999年5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抢救性发掘清理了在沅陵县城关镇西部虎溪山的一座夫妻异穴合葬墓，该墓墓口长17.5米，宽14.2米，深12.97米，墓底长9.5米，宽7.2米，墓中出土了一枚“吴阳”覆斗玉印，可知墓主人就是第一代沅陵侯吴阳，他是第二代长沙王吴臣之子，高后元年(公元前187年)受封，在位25年，死于汉文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62年)。由此可知，该墓的下葬时间应该是公元前162年，它比马王堆三号汉墓的下葬时间仅晚6年。

关于第一代沅陵侯吴阳在位25年期间的历史情况，史书上没什么记载，该墓的发现，多少弥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展示了这位沅陵侯的生前喜好和他所辖沅陵地区的一些情况。墓中出土文物包括陶器、漆器、玉器、青铜器、丝织品和果品等多种物品，其中最重要的是1000多枚竹简，经整理，其内容大致可分为“黄簿”“美食方”“日书”三大类，共3万余字。

“黄簿”简共有120余枚，其简文记录了沅陵侯国到京城长安和长沙国都城临湘的水陆距离、沅陵侯国的人口、乡邑、田亩、赋税、船只、兵甲、经济林木以及对老人和残疾人赋税减免等方面的内容，相当具体地记录了当时沅陵侯国的历史地理等方面的信息，这对西汉初期的地方行政制度研究具有相当大的价值和意义。

这批简出土于该墓的头厢中，简的形制比较特殊，长才14cm，宽0.6cm，厚0.13cm，两道编绳切口。这在战国秦汉简牍形制中可以说是很少见的特例，14cm大致是汉尺的0.6寸，在所有的出土秦汉简牍中，与此长度相同的简仅有长沙杨家湾6号墓出土的战国晚期简，但那批简上的字数很少，一般都1个字，最多也就2—3字，其内容是什么至今还说不清楚。与之相比，这批简制作规整，文字书写工整规范，内容可读，这是一篇沅陵侯吴阳掌管沅陵地方行政的官府文书，同时也是当年沅陵侯国向长沙王国或汉朝廷上报的户籍、田亩、赋税、兵器等的一部账簿。

“日书”简的数量最多，大致有1095枚，其中完整的简有500余枚，简长27cm，宽0.6cm左右，两道编绳切口。

大家知道，《日书》是古人从事婚嫁、生子、丧葬、农作、出行等各项活动时选择时日吉凶宜忌的参考之书，其本质就是古代民间一种选择时日吉凶的数术。但这编《日书》的内容比较特别，它是以阴阳五行理论统辖全编的一种“日书”，内容大致可分为两编，其中一编的首简题为“阎氏五胜”，末简题为“阎氏五生”，“五生”也就是“五胜”，“阎氏五胜”也就是阎氏应用阴阳五行占测吉凶的专门文献，其内容所记与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日书”大不相同。它大部分简文都记述了秦末汉初发生的历史事件，里面多次出现“陈胜”“公孙胜”等历史人物的名字，同时，也有关于当时人娶妻生子、采伐竹木之类的民生占测的内容，但这些内容都是以五行相胜的理论来占测和解读的，所以是一种内容比较特殊的“日书”资料。

“美食方”简是整理者加的篇名。这批简出土于北边厢，很可惜，简多残断，基本没有完整的。经拼合，其简的长度应该在46—50cm左右，宽0.6cm，三道编绳切口，每简书写60—70字不等，从可辨识的简文判断，这批简基本上是一枚简记载一种食物的烹调方法，食物包括素食和荤食两大类，其中有关米饭的制作方式就有好几种，而有关菜肴的制作更是丰富，简文中详细记录了针对不同的食材如鱼、马、牛、羊、猪、鸡、鸭、鹅等，分别加入不同的调料如盐、酒、酱油、醋、生姜、辛夷、胡椒等进行烹饪调制的方法，可以说是当时专供沅陵侯吴阳所享受的各种美味佳肴的高级烹饪秘方。由此可知沅陵侯对饮食的讲究和喜好，同时也折射出沅陵地区饮食文化的特色和口味。

这三类简的书法风格大致可分为两种，“黄簿”简和“美食方”简的风格比较接近，线条比较纤细，匀美流丽，构形长短不拘，一派飘逸洒脱的气象。“日书”简则书写工稳，字趋扁平，字距较窄，横轻竖重，多以秀健的横笔和粗重的捺笔交错成文，富有紧凑而凝重的艺术效果。

虎溪山西汉简《黄簿》概因官方文书之故，书写颇为规范谨饬，字形多扁平，主笔波磔分明，表现出了古隶向今隶演化的强烈倾向;

虎溪山西汉简《美食方》仍然较多保留了篆书的字形和结构，但是其中一些字如“上”“令”等字的横画、捺画的收笔提笔出锋，体现出了隶书的波磔意味，另个别字如“半”“饭”等的竖画(竖钩)继承了与里耶秦简相一致的长拖笔。

以《日书》为主来分析虎溪山汉简的书写和审美特征。

虎溪山西汉简《日书》所见古隶的书写特征，与睡虎地秦简、岳麓书院藏秦简比较接近，基本上仍然为篆书的构形、结体纵长，但是用笔却比后两者要更加灵活率意，笔墨的表现力也更加丰富，其比较显著的书写特征有两点：

一是短促、厚重、圆润的磔笔，如“莫”“故”“亡”“家”等字的最后捺笔;二是出现较多的弧势圆转笔画，尤其是左向的转笔，线条变化多由细到粗，可以看到在转向时用笔逐渐加重，但是由于简宽所限，行笔到简左边缘处戛然而止，并未挑笔出锋，显得意犹未尽，如“故”“残”“好”“寄”等字的左向弧势笔画。

虎溪山西汉简《日书》另有部分简用笔比较草率，左向弧势笔画“つ”的书写变得更加夸张，弧势笔画的中间部分向右下倾侧拉伸，如“而”“旬”“两”等字，这种笔圆势曲的转折笔画，恣意流美，动感十足，估计是受到了楚国日常书写风格的影响。楚人书写流行屈曲之美，日常书写以圆曲为主，这种风格尤以鸟虫书为最。可以说，左向弧势笔画“つ”在《日书》中的多次出现，一方面反映了书写省约、快捷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楚人的审美风格。

另外，虎溪山西汉简中，部分字的书写，笔画的提按和连带非常明显，甚有行草的意味，可以说用笔已非常接近后世的行草书，如“在”“女”“月”“徒”“寅”等字，尤其是“寅”字的撇画上挑连带笔意非常清晰，我们可以将这些草字看作是汉初隶草的滥觞。这些隶意分明、书写熟练的早期行草字，其书写年代甚早于敦煌汉简、居延汉简中所出现的行草书，其艺术审美价值以及对书体嬗变的意义值得深入探讨。

六月上旬不可以筑，中旬丑未，方偏君。午，方中子。下旬丑未，方两君。卯辰巳有立子。酉戌亥有病者起。

西行良日：庚申，辛酉，庚子，辛丑，辛亥，其次壬子，癸丑，壬申，癸酉，癸亥，戊子，乙丑，戊申，己酉，戊戌，己亥，其

日有祸：福重日戊辰，戊戌，己丑，诸亥，诸巳有福，皆重有福 ，有福，亦皆重有祸。及诸戊己之日亦多重

十月天罡(gang)地煞并亥，当而筑者方两君。地煞中旬在子，下旬在丑，方少子。天文地武并巳，方两君。

九月天罡在戌，当而筑者方偏君。地煞上旬在申，中旬在酉，方少(子)。下旬并戌方两(君)。右天在辰，方辰

旬在申，中旬在酉，方少子。下旬并戌方两君。可以恒。南方以午未申，北方亥子丑之分筑，寅有立子。

七月上旬筑，寅申方两君。中旬卯酉方中子，下旬辰戌方少子。子巳午亥吉。

近年出土的西汉初期的虎溪山、谢家桥、高台等简书中均有草率倾向，虽算不上典型草体，但也可窥探西汉前叶简牍草体发展情形，其中“虎溪山简”可看作西汉初“含波挑的草体”一例。这类草体在目今所见西汉简草中占优。西汉“简约草体“和“含波挑的草体”在演变中都不断加入新草法、新书写因子，且相互作用、影响，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

“含波挑的草体”较多波挑磔角类笔画，时显波势与横势，字间鲜有纵向联系，其演化中不断补入规范性技法，且有意识地靠近正体隶书，遂发展成西汉后期的章草。

章草在西汉后期已约定俗成为有一定成熟度的技法，可归纳为：

1、左右双曲或左直右曲线式、笔势。可概括为“( )”、“ㄥつ”线型，即左右钩连环扣的笔势，其中又以字右部“つ”、“)”型弧转最典型;

2、大波磔间或出现，即使波磔笔不显著，横向笔势字势也是普遍的;

3、主横画常左轻细、右重粗，尾部不拉出磔角;结字较松散，点画结构等虽具一定格式，但不很固定，一字多形多构的情形普遍，字体变异潜质很大。

4、隶变时期的草写以直折为主(以求解散篆构)，西汉初以来的草写却转而以弧势圆转来追求效率;字体演进中，弧势曲笔乃草率书写的主流，因为这样写更便捷，草写中，弧势曲笔为代表的右弓形弧笔在章草中大放异彩。

东汉草书承西汉而来，仍可大体分为两路写法：

第一路是章草系统。劳榦先生称：“章草是在隶书通行的时代使用的，多少总会跟着隶书走。”章草形成过程中，除了社会实用层面的改造之外，书写精英及文人士大夫参与整理亦不可忽视(这种规范整理活动可能不止一人一时)。史载后汉士人书家多善章草，他们高超的书写技术使社会上广泛使用的章草(如汉简草书那样)逐渐规范化、美饰化，前汉一字多形多构的情况减少了，同时，隶书波磔类笔画较多加入章草中。

到东汉后期，章草进一步程式化，并继续与隶书正体甚至与早期楷书相糅融，以致形成后来皇象《急就篇》、索靖《月仪帖》等章草样式，其特点是波磔锐利、银钩虿尾、亦章亦隶亦楷，后世人们因未得见两汉简牍草书墨迹，遂以这种传本魏晋章草为章草楷则。

第二路为西汉简约草体的发展。这种草法不断吸纳新的书写技术，然而不太注重向正体隶书靠拢，因而少有波挑类笔画，也不甚关注点画细节的修饰，结体较松散，只追求简约流便，且日益强调纵向牵连意识——这种特质颇像东汉俗写隶书(新隶体)的精神，一切以便利、快速、实用为指归。

到东汉后期，章草进一步程式化，并继续与隶书正体甚至与早期楷书相糅融，以致形成后来皇象《急就篇》、索靖《月仪帖》等章草样式，其特点是波磔锐利、银钩虿尾、亦章亦隶亦楷，后世人们因未得见两汉简牍草书墨迹，遂以这种传本魏晋章草为章草楷则。

率意急就，不拘一格，字体应时代演化而分派，书风顺潮流而易变异。与官方铭刻体相比，简牍书法在日常应用中，生气活跃，自由流动，呈现出多样书体，多种书风。这些来自民间和下层千百万不知名的书家所创立的书法艺术成果，是人民群众辛勤劳动的产物，具有高度的艺术性和永恒的生命力。随着历史年代的推移，越显示出它艺术的可贵。

从字体书风来看，结体逐渐方正，点画更加强调波磔，撇和捺又粗又大，风格端庄宽博，雍容大度，风格与汉碑《西狭颂》相近，因为是书写的，所以更加流畅飘逸。

虎溪山汉简牍》和《走马楼西汉简》的点画和结体都已具备分书特征，风格与汉碑相近，因此，这些作品对汉碑学习帮助很大，清代冯班的《钝吟书要》说：“八分书只汉碑可学，更无古人真迹，近日学分书者，乃云碑刻不足据，不知学何物。”他是主张学汉碑的，但是也不知道怎么学习汉碑的用笔方法，因此只能说：“书有二要，一曰用笔，非真迹不可;二曰结字，只消看碑。”

认为学汉碑主要看它的结体造型，至于点画用笔，仍然要模仿法帖。现在有了这类简牍书法，汉代人写分书的用笔方法也一清二楚了，如果能将这种用笔方法及其表现出来的微妙变化融入到汉碑学习中，一定会丰富细节，增加魅力。对此，郑孝胥早在《海藏书法抉微》中就汉简书法的借鉴作用说：“由是汉人隶法之秘尽泄于世，不复受墨本之弊，昔人穷毕生之力而无所获者，至是则洞若观火……学书者能悟乎此，其成就之易，已无俟详论。”

分书的点画和结体形式在简牍草体中逐渐萌芽发展，到武帝时代已经初具规模，两三百年之后，到桓帝和灵帝时代，经过整饬，取代篆书，成为流行的正体字，使用于碑刻和石经等最重要的场合。

虎溪山汉简《为食方》

释文：如水浚蒸之，盖以巾，偏蒸稍出，择夺去皮，锂取其膏，盛以杯，枣索、浚米装之偏蒸

囗之令一黍一梯、枣膏一柂，盖以巾，蒸彻上，反之复蒸，曳出，置巾上，以手排去其大气而成为

《为食方》是一部汉朝的“美食大全”，记录了各种“饭”(稻米、黄米等谷物)、“肉肴”(鱼、马、羊、鸡、狗、猪、雁等肉类)的烹饪方法，还记录了多种调味品，如盐、姜、酒、肉酱汁等等。

虎溪山简书有多种笔墨风格：黄簿简是一种;日书至少有两种写法，规整者和潦草者;《美食方》属另一种写法。

1.黄簿类简。可能由于是沅陵侯国政府行政文书之故，这类简写得工谨规范，汉隶化程度也相对更高些。笔画伸收有致，线条挺劲，字形尽量写得横扁，波磔笔有形而适度。

2.《美食方》篆书笔意主导，用笔圆劲厚朴，点线粗细匀一;结构也大多曲势弧转，保留了较多篆体字形、结构，属虎溪山简中“古法”含量最多者。《美食方》中除去斜向大弧笔外，引人瞩目的还有正下向的长拖笔，如“半”“饭”“排”等字，而且它们并非全是字的末画，如“饭”之“反”(第二笔)。正下向竖长拖笔由来已久，里耶等秦简中即存有，它们的寿命比西汉初盛行的弧形斜长笔要长得多，两汉简帛及碑刻中一直延续这一传统。《美食方》里还有不少异体异形写法，比如“排”“洚”“徹”“盎”等字，这也一定程度存在于虎溪山简其他各篇中。西汉初文字散漫随意的特征由此可见，这既有篆体余绪、六国古文的影响，也有秦汉间字体剧烈变动的原因。

3.《日书》简大体分两类风格：

第一种写法占虎溪山简大部分，可视作虎溪山简代表性写法之一。它们笔圆势曲，转折处一律曲圆转，粗重、圆润的捺笔，富有飘动感的重笔大部分向右方摆动(主要是捺笔和横笔的波脚)，少数向左方摆动(如“故”字之撇笔，“好”“罚”“可”字之末笔等)。从波势笔画看，虎溪山《日书》简与后面将提及的孔家坡《日书》简颇相类。

虎溪山《日书》简的波势特色：一是同时期(西汉早期)流行的弧形长尾笔在此处极少见，波磔笔短，且向横向伸展，许多波磔伸出简面以外，本该写成斜长弧笔的笔画在行进中皆转为横向(左、右方)，尾部甚至有上挑之意;二是向左、右方伸出的短粗波势笔画让人想到后来八分的左波右磔。行款上，布字茂密，纵向字距很近，简面空白很少，可算是简册密集排字的代表。

《日书》的第二种写法却与第一种完全不同，而有着草率的、字势右斜的特点，可称之为西汉初简牍中的“草体”。其特点是：

1.分解拆散字结构，笔画短促化、点化。例如，“之”字作三笔(其中两点笔)，“子”字作四笔(其中两点笔)，“少”字作三笔(其中两点连为一笔)，“者”字的“日”部作三短横(或三点)加一弧笔等等，这类写法在草写中日益强化、变异，一些写法或笔画、部首等成为后来草书的基础。

2.大量右弧形笔“”，该线段处主导地位，出现在绝大部分单字中，有的一个字内就有多处这样的弧笔。这种右弓形弧笔曾在秦简中大量出现，在西汉草率书写中它就更多了。秦汉之交，古隶分书化与潦草化，在字的构形取向上似乎截然相反，前者趋向平直方正，后者却在打破这种平直方正，而以大量的“”形弧笔进行约省、快写。两种构形趋向代表正、草不同的发展理路。

这部分《日书》大量夸张的弧笔令大部分字右向倾斜，其他诸多笔画也常常左高右低，这种字态的统一使纵向连贯感得以加强。

虎溪山《日书》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用锋、笔法的丰富变化。这里说的“笔法”不全同于魏晋时代的笔法，而仅指点线笔触的形态及表现方式。虎溪山《日书》虽含有不止一种写法，但一个共同特点是，充分发挥毛笔软毫特点，较多使用提顿笔(当然并非后来今楷、行书之提按概念)。

《日书》用笔用锋的丰富性引发以下点线效果：

1.短横画起笔重收笔轻，形成钉形或三棱形态——这在汉初很普遍。

2.由于用笔轻重不一，形成一些波势笔，向左右伸展，其中右向的重顿波脚最为醒目，有的长横含一波三折之势，乃调锋压提的结果。

短横画起笔重收笔轻，形成钉形或三棱形态——这在汉初很普遍。

2.由于用笔轻重不一，形成一些波势笔，向左右伸展，其中右向的重顿波脚最为醒目，有的长横含一波三折之势，乃调锋压提的结果。

虎溪山《日书》简的波势特色：一是同时期(西汉早期)流行的弧形长尾笔在此处极少见，波磔笔短，且向横向伸展，许多波磔伸出简面以外，本该写成斜长弧笔的笔画在行进中皆转为横向(左、右方)，尾部甚至有上挑之意;二是向左、右方伸出的短粗波势笔画让人想到后来八分的左波右磔。行款上，布字茂密，纵向字距很近，简面空白很少，可算是简册密集排字的代表。

结构上，虽仍含不少秦隶甚至篆法，但这可能来自其普遍的弧圆点线的印象，其实虎溪山《日书》结构上很大程度将秦隶结构拆分。需要指出的是，曲圆线式并不等于篆意浓郁，平直点线也不一定意味着与篆法无关，还须看文字构形情况，像汉代某些铭金用体虽直势方折，却仍为篆书结构。

《日书》的第二种写法却与第一种完全不同，而有着草率的、字势右斜的特点，可称之为西汉初简牍中的“草体”。其特点是：

1.分解拆散字结构，笔画短促化、点化。例如，“之”字作三笔(其中两点笔)，“子”字作四笔(其中两点笔)，“少”字作三笔(其中两点连为一笔)，“者”字的“日”部作三短横(或三点)加一弧笔等等，这类写法在草写中日益强化、变异，一些写法或笔画、部首等成为后来草书的基础。

2.“大量右弧形笔”，该线段处主导地位，出现在绝大部分单字中，有的一个字内就有多处这样的弧笔。这种右弓形弧笔曾在秦简中大量出现，在西汉草率书写中它就更多了。秦汉之交，古隶分书化与潦草化，在字的构形取向上似乎截然相反，前者趋向平直方正，后者却在打破这种平直方正，而以大量的“”形弧笔进行约省、快写。两种构形趋向代表正、草不同的发展理路。

结构上，虽仍含不少秦隶甚至篆法，但这可能来自其普遍的弧圆点线的印象，其实虎溪山《日书》结构上很大程度将秦隶结构拆分。需要指出的是，曲圆线式并不等于篆意浓郁，平直点线也不一定意味着与篆法无关，还须看文字构形情况，像汉代某些铭金用体虽直势方折，却仍为篆书结构。

《日书》的第二种写法却与第一种完全不同，而有着草率的、字势右斜的特点，可称之为西汉初简牍中的“草体”。其特点是：

1.分解拆散字结构，笔画短促化、点化。例如，“之”字作三笔(其中两点笔)，“子”字作四笔(其中两点笔)，“少”字作三笔(其中两点连为一笔)，“者”字的“日”部作三短横(或三点)加一弧笔等等，这类写法在草写中日益强化、变异，一些写法或笔画、部首等成为后来草书的基础。

3.单独笔画中也常有粗细变化。例如竖直笔中含着用锋力度变化，如“事”“身”“来”“干”等字的竖画，上细下粗收笔出锋，近于“悬针竖”的样子。举两个结构简单、笔画少的例字——“支”与“干”：“支”字上两笔的右笔顿笔似“反点”，下面柳叶形的粗重捺笔展示了首尾轻、中段重的笔法;“干”字上横两端重粗、中段轻细，两端有调锋回锋动作，该横笔并非简单地一拖而过，也不像篆书那样匀齐，而显得有些复杂，中部主横笔粗且显波磔体势，可算是较标准的汉隶横画，其中亦蕴藏了用锋变化，竖笔则仿佛今楷书“悬针竖”。

虎溪山《日书》笔画形态、用锋技法的丰富性颇引人思考。在战国——秦——西汉初持续的隶变过程中，由篆而古隶而汉隶，解散篆构的同时也越来越多地发掘毛笔的锋毫功能，这其实也是助推隶书、楷书笔画成型的一种动力。另一方面，许多新写法的生成还来自实用速写的帮助，灵巧的用笔或新式笔画在某种程度上是草率书写带来的，如上述《日书》中各种点线变化，如果在工谨的书写中可能不明显甚至不出现。

棺内出土的一枚玉质印章，印面篆刻阴文“吴阳”二字，更直接地证明了墓主即为西汉第一代沅陵侯吴阳，明确了墓葬的年代和墓主归属。汉初高祖时期共封了七个异姓诸侯王，后剪除六个，仅剩长沙王吴芮，吴臣为其子。吴臣之子吴阳受封于汉高后元年，即公元前187年，殁于汉文帝后元二年，即公元前162年，在位25年，历经惠帝、汉高后、文帝三朝。长沙马王堆二号汉墓墓主軑侯利苍为吴臣之相，后因战功被封为列侯。軑侯利苍受封于汉惠帝二年，即公元前193年，亡于吕后二年，即公元前186年。虽然二人均为侯爵之位，但两座墓葬还是存在着一些差别。也许一为功臣侯，一为王子侯，经济实力也不同，很多方面都存在差别，进而造成了墓葬和随葬品方面的差异。不过由于吴阳之墓未被盗掘，较完整地反映了长沙地区楚地侯一级墓葬的基本情况，对研究汉初高等级墓葬的规律仍有重要的价值。

《计簿》主要记录了当地户口人数和行政建制、行政吏员人数和构成、赋税徭役、兵甲储备及物产分布、道路里程和其他方面的信息。整理者将《计簿》中简二、简五十和简五三缀合“沅陵侯國六鄉四聚户千六百一十二口六千四百八十一人”，据此可知当时沅陵侯国的人口数量。根据简二二、简二五、简二六、简二九、简二九、简三二和简四二、简四四可知“都鄉”“黔梁鄉”“廡鄉”“郪鄉”“武春鄉”和“平阿鄉”此六乡各自的人数。简四“故沅陵再长沙武陵郡”，可确认其郡属。内容细致翔实。葛剑雄先生在研究西汉长沙国的人口规模时，限于没有可用的资料，只好用王莽元始二年的文献记载，虽然也推算出了西汉早期长沙国的人口情况，但终究不如此次出土的《计簿》来得准确。

阎昭》(上、下)占到此次出土竹简的绝大部分，多是数术类阴阳五行、天文历法的相关内容，指导日常生活。特别是《阎昭(下)》引用了很多历史事件来论证相关观点，内容比较独特。《汉书·艺文志》所载数术类文献多未存留，此次相关文献的出土一方面丰富了数术本身和天文历法等方面的资料，同时也是从其他的角度提供了一些史实的佐证。

《食方》的竹简超出一般竹简长度，出土时已经没有完整竹简保存。其内容方面不仅在当地食物、物产方面补充了文献记载，同时也填补了一部分烹调食物方法、饮食习惯等方面的空白。至于为什么吴阳墓中会随葬这些竹简，报告作者认为与个人的喜欢和爱好可能存在着较大的关系，“是其个人喜好和兴趣使然”。

谢谢大家，这周末分享就到这里，大家周末愉快，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