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水寒老师经典碑帖分享——《孔家坡汉简》

各位老师，各位书友大家晚上好，今晚咱们继续分享古帖。中国的字体，从秦代到两汉是一个重要的“节点”，也是一个最重要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可以说是大变革时期。汉代的大量碑刻不足以说明整个两汉时期字体的概貌，更不足以证实由秦隶至汉隶的演变过程，只有西汉时期的简牍墨迹，才能为这一演变过程的来龙去脉提供最有力的佐证。

汉简隶书没有汉碑中严谨规整和非常强化的蚕头雁尾，这是由于文本的用途差异和民间与官方不同要求而逐渐形成的。经过长期的积累，汉代简书一方面归于典型的“汉碑”样式，另一方面又分化出草书和楷书的字体，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书法的学习，一直以来都是以“经典”为旨归，而有忽视“民间”书法的思潮。我们今天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伟大时代，书法几十年“常热不衰”，对书法的研究工作也进入到了前所未有的规范化、科学化，书法的创作更是进入了一个多元化时代。汉简虽然在几十年前就出土问世，但这些珍贵的中国书法遗产迄今仍未能很好地得到利用和发扬。倘若能充分继承和更好地开掘，将对推动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这周咱们来分享汉简《孔家坡汉简》，大家一起学习。

孔家坡简牍，2000年1月出土于湖北随州孔家坡8号汉墓，有785枚。其中数术简703枚，内容基同于睡虎地、放马滩秦简《日书》，可以互相比勘;历谱简78枚;木犊4枚，其1枚写字，可能是告地策。李学勤在会上当即提交《随州孔家坡8号墓的年学问题》一文，根据木犊“二年正月王子朔”的记载，论定墓葬时间应为淮南王刘长二年，即汉高祖十二年(前195)。

孔家坡8号墓出土简牍计有一册《日书》、一册《历日》和一方《告地书》。《日书》出土状况良好，是继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之后的又一重要发现，图文并茂，层次分明。

《告地书》是为安置死者而比照生活中实际通行公文的一种虚拟文书。该墓出土的《告地书》文字清晰，从中得知墓主名“辟”，是“桃侯国”的库啬夫。《告地书》载“桃侯国丞万告地下丞”，这个地下丞的管辖范围应不出地上桃侯国的境域。

孔家坡汉简《日书》的“岁”、“司岁”、“主岁”诸篇有多处涉及五行配物，我们把它们列表如下(括号中为通行说法)：

与通行说法相比，五行配物有同有异。五音虽有缺，但从表中所列来看，孔简确与通行说法不同，我们也没有找到传世文献中有类似的说法，但关于五音，《鹖冠子·泰鸿》有如下记载：

东方者，万物立止焉，故调以徵。南方者，万物华羽焉，故调以羽。西方者，万物成章焉，故调以商。北方者，万物録臧焉，故调以角。中央者，太一之位，百神仰制焉，故调以宫。

孔家坡汉简中出现了与《鹖冠子》完全相同的五音配置，而这种配置似不见于其他古书的记载，不仅为《鹖冠子》不伪又增添一佳证，而且还为孔家坡汉简中的五行配音找到了文献依据。

在五色帝的搭配方面，北方也不是通常所见的黑帝，而是炎帝，这颇使人想起刘邦入关中时的疑惑，《史记·封禅书》说：

二年，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髙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黒帝祠，命曰北畤。

关于五帝和五色帝，是学界聚讼不已的话，孔家坡所见与传统说法多不同，这为进一步探索早期五行配物，提供了新的线索。

孔家坡漢簡日書有“五勝”篇，寫在簡105-107上，整理者釋文作：

五勝：東方木，金勝木。□鐵，長三寸，操，東。南方火，水勝火。以

孔家坡漢簡日書“五勝”篇的主旨是闡述五行相勝及其在出行方面的運用。學者已指出，類似的內容見於周家臺秦簡日書、額濟納漢簡等。

秦漢日書中確實存在一類針對所謂“急行”的情況運用五行相勝原理指導和實現“不以時”出行的擇吉術。[10]這當中，孔家坡漢簡日書“五勝”篇內容最完整，有很強的操作性。該篇在敘述上採取了將五勝理論的各條原理(中央土，木勝土除外)與四方出行的各方實踐一一對照的形式，看上去一目了然。其選定的操作所需物品都較爲普通，使用者較易獲得，既不違背原理又體現“急行”速用的務實性。一些細節的規定如裹三寸鐵、纏三寸炭、以~盛水之類，可視爲儀式化的表現。

該篇應該是比較成熟的一套五行擇吉，從文本用途的角度看，也未嘗不可看成是“急行”的一種操作指南。其將四方出行一一分解在相應的五勝之下及以“欲有所之，行操此物不以時”作爲結束，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主旨傾向於原理之下的操作。然而其自題以“五勝”之名，顯然又表現出了“五勝”對於全篇內容的統攝地位。

據孔家坡漢簡日書“五勝”篇，往東行須操鐵，是因為鐵屬西方金，而金勝木，也就是説東行須手持五行勝東方木的西方金之器。依此類推，即南行須手持五行勝南方火的北方水之器，北行須手持五行勝北方水的中央土之器，西行須手持五行勝西方金的南方火之器。

周家臺秦簡“五勝”篇的“東行越木”，對照孔家坡漢簡日書“五勝”篇，應當對應“東方木，金勝木。鍛鐵長三寸，操，東”，即“東行越木”與手持勝木的鐵相當。諸如此類，講的都是“操”這一行爲。因此“東行越木”等的“越”，也可能不是跨越的意思，而是勝過之義。《荀子·議兵》“師不越時”，楊倞注：“古者行役不踰時也。”漢司馬相如《上林賦》：“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勝、越對舉。簡文“東行越木”猶言東行勝木，若依孔家坡漢簡日書“五勝”篇，即東行須手持勝“木”的“金”器鍛鐵。

孔家坡漢簡《日書》的年代為何，我們從與孔家坡漢簡《日書》同出的《曆日》、《告地書》中可以確認孔家坡八號漢墓的年代。“告地書”是古代虛擬死者生前名籍所在的地方官向陰間官員移送的名籍。而往往在出土的《告地書》上，皆會記載當時墓主下葬的年月干支，這也為我們判斷墓葬的絕對年代提供了條件，現在我們就來看孔家坡《告地書》的內容：

二年正月壬子朔甲辰，都鄉燕佐戎敢言之：庫嗇夫辟與奴宜馬、取、宜之、益眾，婢益夫、末眾，車一乘，馬三匹。正月壬子，桃侯國丞萬移地下丞，受數正毋報。

簡牘上的“庫嗇夫辟”當為墓主人，庫嗇夫是秦漢時期縣級屬下管理物資及製造的小官，後文的桃侯國可能是庫嗇夫辟的原籍，[2]簡文中“二年正月壬子朔甲辰”即為墓主的下葬年代。關於這一條年月干支，李學勤認為其紀年當為淮南厲王二年，亦即漢高祖十二年。

武家璧認為簡文“正月壬子朔甲辰”當是“正月甲辰朔壬子”之誤，簡牘上的紀年當為漢景帝後元二年(142B.C)。

筆者認為武家璧的推測是有道理的。根據《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的記載，終景帝之世，功臣封侯共有十八人，其中匈奴王降侯者占了八人。這些人大部分都封於漢景帝中元三年(147B.C)，只有匈奴東胡王降臣亞谷簡侯盧它之封於漢景帝中元五年(145B.C)。《告地書》上的桃侯可能也是在這個時候被封侯，後因有罪國除，到了漢武帝元鼎六年(111B.C)，才又改封給南越降將趙光。

據此，《日書》的絕對年代當不會晚於漢景帝後元二年(142B.C)。能否進一步地確定《日書》的確切成書年代呢?首先，《日書》中不避漢惠帝諱是可以確定的，其中“盈”字的使用即其證。如〈建除〉篇中有“盈日”，〈星官〉：“生子，不盈三年死”(簡56);〈司歲〉：“民盈街谷”(簡430壹)，凡此皆是其例證。建除中的“盈日”，《淮南子·天文》作“滿日”，《漢書·孝帝紀》顏師古注引荀悅曰：“諱盈之字曰滿。”由此可知簡文中確實沒有避漢惠帝(194-188B.C)之諱，因此我們可以說至少其抄本寫成的年代下限當為漢高祖十二年(195B.C)。

關於孔家坡漢簡《日書》的形成年代，由於《日書》的內容相當複雜，並不是一個人的著作，它可能是當時流行的各種擇日方法的匯編，[16]其中有些內容可能很早就在民間中流行了，甚至有些內容來自更早的文獻，例如睡虎地秦簡《日書》，因此關於孔家坡漢簡《日書》的形成年代，目前還很難遽斷，現階段我們只能推論孔家坡漢簡《日書》抄本寫成的年代下限當為漢高祖十二年(195B.C)。

在我国古代书籍中，就其书写材料而言，纸质书问世之前，有龟骨、兽骨、陶器、青铜器、竹木、石刻、绢帛等。从殷商到春秋末年是我国书籍发展时期，存世的书写记录材料十分庞杂。从战国至后汉末年这段时期，书籍是以竹木简册为主构成。《说文》：“著于竹帛谓之书。”因此这段时期可称为简册时期。“竹简和木牍是中国最早的书写材料，在中国传统文化上，简牍制度有其极为重要和深远的影响。不仅中国文字的直行书写和自右至左的排列顺序渊源于此，即使在纸张和印刷术发明以后，中国书籍的单位、术语，以及版面上的所谓'行格’的形式，也是根源于简牍制度而来。”(钱存训《书于竹帛》)

过去学习书法的人，大都熟习或临写过汉代遗留下来的名碑刻石。如《乙瑛碑》《史晨前后碑》《张迁碑》《石门颂》等经典，但两千多年遗存数量有限的秦汉刻石，经过书丹镌刻，后因风雨剥蚀，多已面目不清。米芾《海岳名言》强调：“石刻不可学……必须真迹观之，乃得趣。”并慨叹：“余阅书白首，无魏遗墨。”更后之人只有赖“透过刀锋看笔锋”了。

随着大量汉简的问世，“由是汉人隶法之秘尽泄于世，不复受墨本之弊，昔人穷毕生之力，无所获者，还是则洞若观火……学书者能悟乎此，其成就之易，已无俟详论。”(郑孝胥语)因此秦汉简牍墨迹的发现就愈显得珍贵。简牍以丰富、翔实的书体显示了由篆而隶，由古文字向今文字，由线条向笔划转换的整个演变过程，也是中国文字和中国书法艺术由繁到简，由象形走向抽象，从表形表意走向表声的最重要的时期。

孔家坡简牍属西汉时期之物。与同时期其它地域的汉简相比既有相似之处，亦有鲜明的个性特点。其字形端庄，大小比较均匀，结体规整，波画明显，用笔重而浑厚，有一种潇洒俊逸的气度。内容有《日书》《历日》两册和一方《告地书》。《日书》出土状况良好，有字简大部份字迹清晰。抄写篇目较多，内容丰富。与睡虎地秦简《日书》相比不仅文字内容相同，甚至篇式也基本相似。由于它们不仅年代相距不远，地理位置也比较接近。虽属不同的两种书体，但视其神韵却有血脉相连之处。

二十世纪简牍的大量出土，为人们了解学习简牍书法提供了十分广阔的资料平台，大部分简可以说“精美绝伦”，表现为用笔率意、洒脱，章法布局参差错落，字与字之间意会神应，气通全篇，妙不可言，如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头活水。孔家坡简基本风格可以用质朴、畅达、厚重、雄健来概括，与其它西汉简相较，它的“草意”略逊，其用笔圆浑内敛，更多地保留了篆书的中锋运笔方法，并赋予了新的内容。

主笔一波的特点表现得极为充分自然，有强烈的抒情意识。结字参差交错，用笔轻重相间，俊俏挺拔。有的字长度是宽度的三倍，如“中”，有的甚至达到了1：4的比例，如“死”，最后的长划行笔一泻而下，痛快淋漓。这种看似“无心”的神来之笔在简中起到了疏密对比，空间造境的点睛作用。有的字是扁型，但扁而不觉迫塞，有的字呈长形，能尽显舒展。同在一支简上的字，相顾而相让，相映成趣。有些字造型奇特生动，如“復”、“温”，极尽造险之能事，出人意料而又在情理之中。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书法之妙全在用笔，该举其要，尽于方圆，操纵极熟，自有巧妙。”孔家坡简用笔藏露兼用，更是充满了天真烂漫的拙朴之趣。有的横画落笔重按，行笔爽辣，毫无犹豫之思。收笔有的尖而不浮，有的则上翘而带波磔，有的重按捺出，将笔法用到极致，似有千钧之力。

“波”画的形态更是极为丰富而夸张，由细到粗，反差极大。较之同时期的居延汉简遒劲峻利、奇逸放纵的风格，又显得内敛、含蓄，既有遒劲婉媚之美，又不乏坚毅挺拔之气。“大”“夭”“寅”等字的捺划重若崩云。“死”“南”“中”的长划出奇不意。“子”的钩，有的肆意掠出，有的呈楷书钩形，各具特色。“子”字的横和“去”的“厶”都处理成动态的两点，生动而活泼。这些妙迹众多的汉简，多为当时的民间和官方善书者所为，它们风格各异，丰富多彩，有着无穷的生命力，是后来学书者直窥千载书法奥秘的不二津梁。

中国的字体，从秦代到两汉是一个重要的“结点”，也是一个最重要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可以说是大变革时期。汉代的大量碑刻不足以说明整个两汉时期的字体概貌，更不足以证实由秦隶至汉隶的演变过程，只有西汉时期的简牍墨迹，才能作为这一演变过程的来龙去脉最有力的佐证。

2000年从湖北随州孔家坡8号汉墓中出土的《日书·盗者》也出现了十二生肖，姑且称之为“孔家坡生肖”：子，鼠也;丑，牛也;寅，虎也;卯，鬼也;辰，虫也;巳，虫也;午，鹿也;未，马也;申，玉石也;酉，水日;戌，老火也;亥，豕也。孔家坡生肖中有齐全的十二种动物，与睡虎地生肖比较起来，相同之处是都没有“犬”，不同之处是有两个“虫”，即“辰，虫也”、“巳，虫也”;“鬼”比较好理解，通“兔”字，而“马”对应的“玉石”、“酉”对应的“水日”、“戌”对应的“老火”，则比较费解。有学者据《国语·鲁语下》“季桓子穿井获羊”条，认为“玉石”是人面猴身的“夔”，转变为“猴”;“水日”是水里的“龙”，“老火”是雌雄不分的“羵(fén)羊”。

孔家坡汉墓群于1998年10月在随州砖瓦厂取土时发现。随州考古工作者随即对其进行抢救性发掘，3年共抢救汉墓16座，出土大量珍贵文物。特别是8号墓出土的漆木器和简牍最为珍贵，填补随州馆藏空白。孔家坡汉墓的年代为西汉早期，墓主身份多为低级官吏和中小地主。

湖北省隨州市孔家坡八號墓出土《日書》中的《星》篇，在二十八星宿每宿名下各有警示文字，提醒使用者選擇時日必須注意。其中有：“東辟(壁)，不可行，百事凶。司不(府)。以生子，不完。不可爲它事。

简帛文字的优势就是文字多，篇幅长，无论是字形分析还是辞例推勘都有极大的发挥余地。但简帛文字最独特的一点就是很多简帛文献可以与传世文献对读，这又为简帛文字的考释添一新途径。由于简帛文字特有的优长，有学者形容古文字研究已经进入“大规模识字阶段”，甚至有学者认为“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这三个名词，串起了近二十年来的汉语古文字学，特别是战国文字研究的主脉”。

稍早的《孔家坡汉墓简牍》亦言：“令火胜金，令水胜火，令土胜水，令木胜土，令金胜木，是谓五胜者以占强弱;春以徼秋，夏以徼冬，秋以徼春，冬以徼夏，是谓四时”。可见，此时四时已慢慢有了五行的思想，却并未完成完全的融合，依然五行、四时单列，分别论述。

孔家坡汉简《日书》：“今日庚午为鸡血社，此毋 (无)央 (殃)邪”;“寅有疾，四日小汗 (间)，五日大汗 (间)。患北君丛主。丙寅日出有疾，赤色死”，记述了丛主(丛社)作祟致人病亡、用鸡血祭社以求无邪的巫术。

《历日》(旧称历谱)保存有一年内十个月的朔日干支，以及冬至、立春、夏至等历注，为简牍的准确断年提供了科学依据。在发掘报告整理过程中，承蒙发掘领队及报告整理者张昌平先生以《告地书》及《历日》释文见示，并告知学者对其年代有不同意见。笔者初步复原《历日》后认为当是汉景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42年)的历谱。

孔简《历日》是景帝后元二年(前142)历谱，据《礼记·月令》载“季秋之月……为来岁受朔日”，则《历日》必制订于景帝后元元年(前143年)，而于年终九月颁授于郡国(据牍文随州时为桃侯国)。

孔简《历日》证明景帝后元元年确实设置了闰月，使原十月变成后九月，原十一月变成十月、原十二月变成十一月，原正月变成十二月等。因此孔简十二月立春相当于未变闰法以前的正月立春。孔简《历日》的出土可以终止对《史记》年表景帝后元二年资料的怀疑，使《颛顼历》改变闰法得到更早的实物验证。

综上所述，孔家坡汉简《历日》是汉景帝后元二年(前142)的历谱，气、朔、闰与《颛顼历》吻合;年序与《告地书》吻合;冬、夏至干支与实历密近等，殆无可疑。

谢谢大家，这周的分享就到这里，大家一起学习。周末愉快，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