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著名爱国诗人、文学家、史学家陆游（1125－1210年），在蜀6年（1172-1178年），其间在荣州任职约70天，写下诗词30余首，为我们留下了非常宝贵的文化遗产。陆游荣州诗词或抒发慷慨激昂的报国热情和壮志未酬的悲愤情怀，或描写田园风光与日常生活，或情景相融而借景抒情。在他的诗词中有许多的当时的地名，有的延用至今，有的已经湮灭在历史长河之中。赵熙说：“山川为无声之史。”读陆游荣州诗词、品山川地理之名、思历史文化内涵，却仿若一部五彩斑斓的历史画卷展现在眼前。我们便追随陆游的足迹，来领略荣州地名及文化底蕴的独特魅力吧！
六、初到三荣登城望
陆游初到荣州城，一边了解学习荣州的人文、地理、经济各方面情况，一边登上城墙，实地查看风土人情。作诗《初到荣州》《城上》等诗，记下对荣州城的初始印象。
他自西而来，沿铁山而下，一望州城，但见“乱山缺处城楼呀，双旗萧萧晚吹笳。烟深绿桂临绝壑，霜落残濑鸣寒沙。”（《初到荣州》）写出了荣州城的雄伟与险峻之美。登上城楼四望，“双双黄犊卧斜阳，叶叶丹枫著早霜。沙水自鸣如有恨，野花无主为谁芳。”“濯锦豪华梦不通，岿然孤叠乱山中。行歌满道知人乐，露积连村见岁丰。”（《城上》）“登城望西崦，数家斜照中。柴荆昼亦闭，乃有太古风。”（《登城望西崦》），见到城周老百姓丰衣足食、家有余粮，城内外道路上百姓哼着小曲、兴高采烈，仿佛一幅太古风的山水人物图。
当时的古城在今天已踪影不见，陆游的描述就只能存在我们的想象中了。唐宋时期荣地为州府所在地，建设城池较早。唐代旭川故城原为土质城墙，沿河修筑而成。宋崇宁三年 (1104年)，时任荣州刺史岑象开始用石头修筑城墙。陆游见到的就是岑象修筑石城墙。后来绍熙年间增修，因为光宗皇帝（年号绍熙）到荣州任过3年刺史，为光宗潜邸而扩建城制。周二千五百五十五丈，五座城门落成: 东为富义门、南为兴贤门、西南为绍熙门、西为和义门、北为清富门。明代四川掀起了筑城高潮，明成化二十二年 (1486年)，知县鲍珪因旧城过于辽阔，倒塌毁坏之处亦缺乏修缮，所以将县城缩小，改建为方圆七里，后来兴贤门因遭水浸坍塌，城墙规制再次缩减，这时城墙周长九百九十八丈，高一丈八尺，厚一丈五尺。明嘉靖三十三年 (1554年)，知县刘轩增高五尺，修建环城道路，供车马通行，仍旧建成五座城门: 东为龙阳门、西为迎恩门、南为青阳门、西南为安定门、北为阳西门。明代城池的规模较宋代要小，较之后的清代基本相当，清康熙二十四年 (1685年) 六月，丈量城墙测得其长度为八百九十一丈，高度和厚度与明代数目一致。可惜的是，历经风雨千余年的城池已踪影全无，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被拆除了。
陆游到荣州后，对荣州历史文化的了解不断加深，在他后来的诗词中多次提到了三荣、和义等名称，其实都是荣州的别称。和义是指和义郡，唐代时和义郡与荣州先后更名，到宋代后和义郡就成了荣州的别称了。他的诗词名就几次提到，有诗《自唐安徙家来和义出城迎之马上作》、词《蓦山溪·游三荣龙洞》《沁园春·三荣横溪阁小宴》《齐天乐·三荣人日游龙洞作》等。这就要了解“荣”名之来源。故老相传，荣县之“荣”，来自西周初年对荣公的分封。商周之际，荣公名列十臣（其余九人为：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太颠、闳夭、散宜生、南宫适及文母）之一。周武王得天下后，为了巩固全国政权，对开国元老大行分封，吕尚封于齐，公旦封于鲁，召公奭封于燕，荣公分封于荣地。明人曹学佺《蜀中广记》记载：“荣县、周十乱荣公之采地，其后夷公之墓在焉。”清乾隆《荣县志》云：“后周荣公佐武王有天下，名在十臣列…公名不载经传，相传公盛德留周，此其封国。厉王时，其裔荣夷公入为卿士”。嘉庆《荣县志》：“荣夷公墓，县南十里”，可见清嘉庆年间荣夷公之墓尚存。荣公封于荣地后，荣地名山名川以“荣”为名者渐多。《山海经·大荒南经》云：“有荣山，荣水出焉。”古名有荣德山、荣梨山、荣隐山、荣陵山、荣门山、荣川等。据《舆地纪胜》记载，隋唐时期的荣州有“四荣”“三荣”之说。“四荣”，“四荣”为荣德、荣黎、荣陵、荣隐。至于“三荣”，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释“荣德山”云：“县东北四十一里。唐因以名州。志云：山在群山中峭拔突起，高五百余丈。有小径至山顶，以木为梯，上有石室二十四，相传皆仙真幽栖之所。一名老君山。又有荣隐山，在县北三十里，亦幽胜。一名石筠山。又荣黎山，在县东十五里，上有龙池，县有三荣之名，以此。”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分资州设荣州（因界内荣德山而名）。玄宗天宝元年（742年）改荣州为和义郡，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和义郡复为荣州。北宋沿袭唐制。治平四年(1067年)，因“旭”与宋神宗御名“顼”音同，为避讳，改旭川县为荣德县。理宗绍定六年(1233年)，升荣州为绍熙府，治所设于荣德县。元代先后设绍熙军民宣抚司和绍熙路。从唐至元，荣地长期为州、郡、府、路与县共署之地，为川南政治中心，如《蜀中广记》所言：“荣虽山谷间，实为郡国一都会。”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明玉珍在重庆称帝，国号夏，仍置荣州。明洪武九年(1376年)，降荣州为荣县，延续至今。
七、夜郎城里叹途穷
陆游在诗词中多次提到了夜郎，诗句中先后记道：“传者或云古夜郎”“夜郎城里叹途穷”“我虽流落夜郎天”“老欠题诗到夜郎”“白帝夜郎俱不恶”等。
“夜郎自大”一词在历史上非常著名，比喻不自量力、妄自尊大。来到了荣州后，陆游对“夜郎”的认识也在逐步的改变。从认为是传说到认可，从认为闭关自守、妄自尊大到感觉美好。
那么，荣州到底和夜郎有何关系呢？相传，荣地为古夜郎国，又传为竹王出生地。有以下相关古籍记载：《华阳国志·南中志》：“有竹王者，兴于遯水。”《太平寰宇记》云：“荣州，和义郡，今理旭川县，禹贡梁州之域，古夜郎之国”。又云：“旭川县…竹王庙，蜀记云：昔有女人于溪浣纱，有大竹流水而触之，因有孕，后生一子，自立为王，因以竹为姓，汉武使唐蒙伐牂牱斩竹王，有此故，故土人不忘其本，立竹王庙，岁必祀之，不尔为人患”。
《通典》：“今犍为阳安、安岳之西境，仁寿、通义、和义、资阳，皆故夜郎侯国。”《太平御览》卷第一六六引《九州要记》曰：“和义郡，古夜郎之地。”《事林广记》卷一：“竹王祠，在荣州，昔有女浣纱有大竹流，触之有孕生子因为姓，土人祠之。”清乾隆《荣县志》卷一：侯生荣东遁水，后以功封夜郎王。东汉、晋、宋皆因之，为南安县。清嘉庆《荣县志》：“夫多同生而为英，变夷归夏，宜其死而为灵，享祀无穷，此竹王之有祠于荣所由来也。即嘉州之竹公祠，又何独不然。至若遯水溪边浣纱剖竹，事属荒渺，存而不论可也。”从以上古籍记载来看，荣州是夜郎国或者夜郎国候国是无疑的。关于竹王出生地，乾隆县志将荣县东遁水与《华阳国志》记载的遯水相联系，又有竹王祠相印证，加之考证四川和贵州许多县志均无遯水的记载，个人认为竹王出生地为荣州的可能是存在的。
陆游在《西楼夕望》里写道：“夜郎城里叹途穷，赖有西楼著此翁。”大体反映了作者在荣州70天的心情，表达了他壮志未酬的现实与悲愤之情。陆游在荣州时50岁，先后任福州宁德县主簿、敕令所删定官、镇江府通判、隆兴府通判、夔州通判、南郑幕府干事、成都府路安抚司参议官、蜀州通判、嘉州通判等职，任荣州知州职位并不低于以前的职位，他为何有“夜郎城里叹途穷”之感叹呢？陆游年轻时就以慷慨报国为己任，把消灭入侵的敌人、收复沦陷的国土当作人生理想。他在《夜读兵书》写道：“平生万里心，执戈王前驱。战死士所有，耻复守妻孥。”就是他愿意以身报国的心声。陆游初入仕途（1155年），到荣州任职（1174年），期间20年，大部分职务任通判，与军职有关，特别是任南郑幕府干事时，亲临抗金前线参与军事工作。到荣州任知州虽然比通判高一级，但与他的理想抱负越来越远，壮志未酬之情在他荣州诗词中体现的淋漓尽致。我国开国元勋周恩来评价陆游：“宋诗陆游第一，不是苏东坡第一。陆游的爱国性很突出，陆游不是为个人而忧伤，他忧的是国家、民族，他是个有骨气的爱国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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