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四川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上）

张邦炜　贾大泉

宋代无疑是中国封建时代经济急剧发展的时期，然而这一发展又极不平衡。北方与南方的经济状况不能等量齐观，南宋学者章如愚指出：“天下地利古盛于北者，今盛于南。”[①]在南方，“湖南地广人稀”[②]而“七闽地狭人稠”，[③]荆楚“荒墟无聚落”[④]而“全吴富庶推第一”，[⑤]不同地区之间呈现出明显的差别。即使在同一地区之内，经济发展水平同样参差不齐。如两浙地区尽管“概号富饶”，可是“浙东之贫不可与浙西并称”，钱塘江以东的“所谓富家巨室，富不足当浙西困弱最下之户。”[⑥]这种地区之间和地区内部的经济差异比比皆是，处处而然。本文拟就宋代四川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和原因作一初步探讨。   

一

四川足以作为宋代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一个典型，这从下面三个方面可以得到证明。   

首先就经济地位而言，四川与江南是宋代最主要的两大经济区，两者各有千秋，不相上下。章如愚在盛赞当时南方经济的兴盛时，就是把剑南以南的四川与长江以南的江南相提并论的。他说；“长江、剑阁以南，民户止当诸夏中分，而财赋所入当三分之二。”[⑦]四川以其人口众多、地域广大、物产丰富，在宋代受到人们的格外重视。北宋时，宋朝管辖区总人口达到1亿左右，而四川人口突破1千万大关，占总人口的1/10以上。南宋时，宋辖区总人口接近6500万，而四川人口发展到1300多万，占总人口的1/5以上。北宋时，宋辖区总面积为250万平方公里，而四川面积达29万平方公里，约占总面积的12%。南宋时，宋辖区的总面积为172万平方公里，而四川面积达32万平方公里，约占总面积的19%。[⑧]四川物产丰富，如被称为“国之所资，民恃为命”[⑨]的茶叶其年产量便高达2千万斤，几乎占全国茶叶年产量的2/3。“天下商税，四蜀独重”。[⑩]熙宁七年（1074）商税总额为641万贯，而四川一地即达166万贯之多，约占总额的26%。[11]川峡四路“土植宜柘”，[12]北宋政府一年布帛的总收入为1135万余匹，而四川一地即达179万余匹，约占布帛总收入的16%。[13]蜀锦“天下第一”，[14]如果以锦绮、鹿胎、透背等高级丝织物计算，四川所占比例更高。到了南宋，四川的经济地位越发重要。绍兴三十年（1160），宋朝军粮不计四川“为米三百万斛”[15]，而四川一地即供应军粮156万余斛，[16]占总额的1/3以上。孝宗末年以后，南宋政府一年的缗浅总收入为8200万贯，其中包括茶盐榷货、经总制钱、上供和买折帛、四川钱引等项，而四川钱引一项即达3300万余贯，约占总收入的40%。[17]高宗时，南宋政府一年的酒税总额为1400万贯，而四川一地即达690余万贯，约占总额的40%。[18]总之，四川在宋代经济的各个领域几乎都占有很大的比重和很高的地位。       

其次就经济特点而言，四川历来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四川盆地群山环抱，北面剑门天下雄，东边三峡天下险，与外界来往十分困难；内部自然资源丰富多样，全国各地出产的东西，这里几乎应有尽有，封建经济雨自给自足特性表现得格外明显。从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上说，两广与四川相仿，但两广开发较晚，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赶不上四川。因此，就经济上的相对独立性而论，四川堪称全国之最。这正是四川何以在历史上容易形成地方势力、反复出现割据局面的物质基础和关键所在。在宋代，中原地区与江南地区的经济联系明显加强。南宋诗人刘克庄的诗句：“南船不至城无米，北货难通药阙参”，[19]便是对这一状况的形象描绘。可是由于蜀道难，四川与其它地区的经济往还仍然较少。当时大多数地区铜钱或铜铁钱兼用，唯独四川使用铁钱和交子。这正是四川经济相对独立的具体反映。在这样的经济局面下，以加强集权为基本国策的宋朝中央政府也不得不让四川地方军政长官“独当一面”“各专号令”，授于他们以包括财政大权在内的“便宜之权”。[20]南宋学者吕祖谦曾经指出：“蜀中井盐自赡一方之用，于大农之国计不与焉”[21]。不仅如此，在宋朝政府进行财政经济统计时，往往把四川与其它地区分开，作为特殊地区，单独进行统计。四川在经济上，财政上的这种相对独立性，在宋金战争、宋蒙战争期间表现得更为明显。总之，四川经济是宋代封建经济的一个缩影。

再次就经济状况而言，宋代四川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尤其突出。末代四川的经济状况究竟如何?在文献中，各说不一。《宋史·地理志》说：川峡四路“地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岁三四收”。而《长编》卷二一四又说：“川峡四路与内陆不同，刀耕火种。”《宋史·冯康国传》也说：“四川地狭民贫。”其实，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说法都不是对地域广大的整个四川的经济状况的科学概括。这一分歧恰好反映了四川各地经济发展的极不平衡。这里既有在全国居于前列的经济发达地区，也有宋辖区内数一数二的生产落后地区，不可一概而论。       

基于以上缘故，我们把宋代四川经济当作一只“麻雀”加以解剖，虽属管中窥豹，或许可见一斑。

二

四川在宋代是川峡四路的省称。成都府路并非“刀耕火种”，夔州路不是“地狭而腴”，川峡四路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下面主要依据统计数字，分别从农业、手工业、商业三个方面对此略加揭示。   

农业。我们的考察就从封建经济的这个最主要的部门开始，其发展的不平衡状况有下列三项数，字可以说明。   

首先，人口分布极不均衡。先列表于后，再略作分析。[22]（见表一）

表一

项目 路别	年    代	户  数	人口数	人口所占四路总数的百分比(％)	土地面积 (平方公里)	每平方公里人数
川 峡 四 路	元丰三年(1080) 绍兴三十二年(1162) 嘉定十六年(1223)	1798216 2661226 2590092	8991080 13306130 12950460	100 100 100	296737.83 323722.21 同  上	30.3 41.1 40
成 都 府 路	元丰三年(1080) 绍兴三十二年(1162) 嘉定十六年(1223)	771533 1097787 1139790	385766 5488985 5698950	43.3 41.3 43.9	54818.37 同  上 同  上	70.2 100.1 103.8
梓 州 路	元丰三年(1080) 绍兴三十二年(1162) 嘉定十六年(1223)	478171 805364 841129	2390855 4026820 4205645	26.3 30.3 34.4	55092.83 同  上 同  上	43.2 73.2 76.3
利 州 路	元丰三年(1080) 绍兴三十二年(1162) 嘉定十六年(1223)	301991 371097 401174	1509955 1855485 2005870	16.9 13.9 15.5	79516.07 106580.43 同  上	18.9 17。4 18.8
夔 州 路	元丰三年(1080) 绍兴三十二年(1162) 嘉定十六年(1223)	246521 386978 207999	1232605 1934890 1039995	13.6. 14.S 8.1	107310，58 同  上 同  上	11.4 18 9.6

 

从上表可以看出，成都府路的人口占川峡四路总人口的40%以上，它的人口密度大大超过宋辖区和川峡四路的平均数，在北宋时与两浙路不相上下，到南宋时成为全国唯一的一个每平方公里平均居住人口达到100人以上的地区，两浙屈指第二。第三名便是梓州路，它的人口占川峡四路总人口的26—34%，人口密度也比宋辖区和川峡四路的平均数多出不少。这说明成都府路、两浙路和梓州路是宋代人口最集中，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至于夔州路和利州路，人口分别仅占川峡四路总人口的8—16%，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内居民平均不足20人，低于米辖区和川峡四路的平均数。特别是夔州路在南末后期减少到10人以下，连“人稀土旷”[23]的广南东路也不如，仅略高于广南西路。这说明夔州路和利州路是宋辖区内人烟最稀少、经济最落后的地区之一。

其次，土地利用率相差很远。有下表（见表二）可证。[24]

表二

项目 路别	土地面积 （平方公里）	耕地面积 （亩）	每平方公里内耕地面积 （亩）
成都府路 梓州路 利州路 夔州路	54818.37 55092.83 79546.07 107310.88	21612777 —— 1288089 224720	394 —— 16 2

 

北宋元丰年间每平方公里内的平均耕地面积，整个宋辖区为184亩，两浙路为296亩。而成都府路高达394亩，大大超过总平均数，比两浙路几乎多出整整100亩。单就成都府一路而言，说它“无寸土之旷”是不算夸张的。至于夔州路和利州路则远远低于总平均数，甚至不如广南东路，仅仅高于广南西路。特别是夔州路，每平方公里内平均耕地只有2亩。成都府路每平方公里内平均耕地分别是利州路的24倍，夔州路的197倍，差异之大实在惊人。   

再次，二税收入多寡悬殊。二税作为宋代乡村中最基本的土地税，收入的多寡反映了各地农业生产水平的高低。现列表如下，以便作比较。[25]（见表三）

表三

项目 路别	元丰年间二税现催额 （贯、石、匹、斤、两……）	所占四路总额的百分比 （%）
川峡四路 成都府路 梓州路 利州路 夔州路	2567407 926732 834187 665306 141182	100 36 32 26 6

 

从上表所示可知，成都府路的二税收入达夔州路的6倍之多。无怪乎苏轼要称颂这里“千人耕农万人食”，[26]一个农业人口即可养活9个非农业人口。如果说苏轼的话难免掺杂着对故乡的怀恋之情，不尽可信，那么苏州人范成大应当是公允的，他说成都一带的农业状况“极似江南”，[27]同他的家乡两浙相比，绝无高下之别。而梓州路的二税收入也多达夔州路的5倍有余，《蜀中广记》卷五十七盛称此处“有桑麻黍粟之饶”。至于夔州路，单由其二税收入甚少一端也可看出，陆游的诗句“峡中天下最穷处，万州萧条谁肯顾”，[28]并非纯属文学性的渲染。总之，宋代四川农业生产发展极不平衡，即有“极似江南”的全国最先进地区，也有宋辖区内“最为贫瘠”[29]的落后地区。     

（原载期孙毓棠等主编《平准学刊》第2辑，中国商业出版社1990年，与贾大泉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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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章如愚：《群书考索》续集卷49，《影印文渊阁四庫全书》本。

[②]彭龟年：《止堂集》卷1《乞权住湖北和籴疏》，《影印文渊阁四庫全书》本。

[③]廖刚：《高峰集》卷1《投省论和买银札子》，《影印文渊阁四庫全书》本。

[④]黄震：《黄氏日钞》卷68《读叶水心文集》，《影印文渊阁四庫全书》本。

[⑤]方回：《桐江续集》卷13《续苦雨行》，《影印文渊阁四庫全书》本。

[⑥]王柏：《鲁斋集》卷7《赈济利害书》，《影印文渊阁四庫全书》本。

[⑦]《群书考索》续集卷49。

[⑧]两宋总面积及各路面积，据袁震《宋代户口》，载《历史研究》1957年第３期。

[⑨]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31之11，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

[⑩]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4《征榷考一》,《国学基本丛书》本。

[11]《宋会要辑稿·食货》16之15—20。

[12]脱脱等：《宋史》卷89《地理志五》，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

[13]《宋会要辑稿·食货》16之1—16。

[14]太平老人：《袖中锦·天下第一》，《丛书集成初编》本。

[15]《文献通考》卷24《国用考》。

[16]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5《四川军粮数》，中华书局2000年点校本。

[17]叶适：《水心集》卷4《财总论二》,《四部备要》本。

[18]《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4《四川酒课》。

[19]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2《小斋》，《四部丛刊》本。

[20]《宋史》卷416《余玠传》。

[21]吕祖谦：《历代制度详说》卷5《盐法》，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影印本。

[22]表中的数字依据《文献通考》卷11、《宋史·地理志》，《宋会要辑稿·食货》69。

[23]《宋史》卷90《地理卷六》。

[24]表中数字依据《文献通考》卷4《田赋考四》。

[25]表中数字依据《文献通考》卷4《田赋考四》。

[26]苏轼：《东坡七集·东坡集》卷1《和子由蚕市》,《四部备要》本。

[27]《范成大笔记六种·吴船录》卷上,中华书局2002年点校本。

[28]陆游：《剑南诗稿》卷3《偶忆万州戏作短歌》,《四部备要》本。

[29]度正：《性善堂稿》卷6《重庆府到任奏便民五事》，《影印文渊阁四庫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