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建于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的承德避暑山庄在2003年9月度过了300年的岁月。
面对大清帝国，乃至中华民族近三百年来由盛及衰、及至全面复兴的历史，这座远藏在北方山岭间的皇家建筑群既是历史的见证，也成为这三百年历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270年前被雍正皇帝以“承上天之德”改名承德以来，承德在更多时间里延用了他早先的名字，热河。然而无论是承德、热河，还是避暑山庄，其兴盛与冷落、繁荣与萧条，都与远在山庄之北，早于山庄20年建立的木兰围场息息相关。
为康熙苦心选定的承德避暑山庄，兴也围场，衰也围场。观三百年避暑山庄历史，为“习武绥远”而建的木兰围场才是山庄真正的灵魂所在。
木兰秋迩
在康熙一朝，大清帝国的版图东起库页岛，西跨葱岭，北连西伯利亚，南到南沙群岛,为清王朝的全盛奠定了牢固基础。然而号称“以弓马定天下”的满清铁骑入关后，却由于“升平日久，弓马渐不如前”，乃至平定三藩之初，将士们临阵畏缩，“一人受伤，十数人扶拥送回，规避不前”。此时蒙古各部烽烟四起，继漠南察哈尔、漠北葛尔丹反叛，沙俄也开始向北部边界进犯。就在康熙十六年（1677年），对三藩大规模用兵的第四年，康熙意识到，北部蒙古各部的叛乱和沙俄入侵才是中国真正的威胁。
康熙总结中原从秦朝以来的边患，认为“蒙古游行之地，防之不可胜防”。
据《清圣祖实录》载:曾有古北口总兵等许多官员请奏，古北口一带边墙倾塌，希望能够重新维修。但康熙认为:“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而维修长城兴工劳役，既不能保全国家，还会伤害百姓。早在明朝隆庆年间，蓟州总兵戚继光在亲自大规模维修长城时也指出“长城以瑕，则百坚皆瑕”的担忧。
1677年，康熙率八旗官兵和蒙古王公在塞外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围猎。依据古代天子礼制，天子诸侯如遇境内无患，每年将举行围猎。“擢倚天之剑，弯落月之弓”，“羽旌扬兮九天绛，猎火燃兮千山红”，如此壮观的狩猎场面，以李白在《大猎赋》中的描写，乃是“乐农人之闲隙兮，困校猎而讲戎”。1681年平定三藩后，康熙再度率领八旗军北上，寻求“习武绥远”的固定狩猎场所，被康熙选中的，就是木兰围场。
“木兰”为满族语，意思为“哨鹿”。《清史稿》载:哨鹿是一种诱猎方式。木兰围场北接坝上草原，南至燕山山脉，周长约为650公里，面积约为15000平方公里。根据地形和禽兽分布，围场内又划分出72个小型围场，轮换行猎，以利于禽兽生长。成为“凛天威，备边防，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的皇家狩猎场。
康熙、乾隆非常注意满洲八旗官兵的习武传统，强调骑马射箭。每年木兰秋 ，是练兵的好机会，康熙说:“一年两次行猎，专为讲武，与行兵无异。校猎纪律，自当严明。”随围的官兵，包括满蒙八旗，每次参加者少则数千人，多至二三万人。康熙帝十分重视木兰行围的作用，他说:“从前曾有以朕每年出口（古北口）行围，劳苦军士条奏者，不知国家承平虽久，岂可遂忘武备。”康熙还列举多次和准噶尔作战取得的胜利，认为即得力于木兰行围。1722年，康熙在最后一次木兰秋 结束返回北京后对文武大臣说:“此皆因朕平时不忘武备，勤于训练之所致也。若听信从前条奏者，惮于劳苦，不加训练，又何能远至万里之外而灭贼立功乎?”为此，终康熙一朝，木兰秋 与行兵打仗无异。
“避暑山庄始建于1703年，而木兰围场比山庄建立还要早二十多年。”著名清史学者戴逸认为，木兰围场和避暑山庄是康乾时期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的产物。
“康熙之所以不修长城，是因为清朝早在入关之前，就已经有效地统一了蒙古，清朝的政治影响力已经渗透到漠北、漠西、青海和西藏等广大地区。康熙‘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长城，较长城更为坚固’的策略，形成了‘本朝不设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的有效边防手段。朝鲜使者在热河朝见康熙后感慨道:‘窃观热河形势，背压蒙古，右引回回，左通辽沈，南制天下，此康熙皇帝之苦心，而其曰避暑山庄者，特讳之也。’”戴逸谈到康熙此举时指出，康熙时期中国“统一牢固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历代王朝。康乾时期，长城不再起隔离和防御作用，而变成供人凭吊观赏的古迹和风景区。正如康熙帝在诗中说的:长城有险休重设，至治从来守四邻”。
就在设立木兰围场的那一年，康熙东巡远达松花江下游，承德（当时叫热河）成为当时北方政治活动和军事活动的枢纽。清朝统治者在承德木兰围场狩猎治军，在行宫接见少数民族上层统治者，争取蒙古王公贵族，孤立准噶尔势力。“我记得康熙二十五年雅克萨战争的捷报首先是送到承德的，当时还没有建立避暑山庄，但康熙已常在承德处理军国大事。后来承德成为一系列重要政治活动的中心，接待外国使节，朝鲜、缅甸、暹罗，以及安南国王阮光平、英国使节马戛尔尼都在这里谒见乾隆。清帝还在这里接待少数民族王公，如土尔扈特回归祖国，小布达拉宫建有碑文纪念。还有接待三策凌、班禅额尔德尼，也在这个地方。”戴逸说，“可见避暑山庄的建立不仅仅是供避暑、狩猎与娱乐的，避暑山庄的建立和发展与清朝历史息息相关。”
自然山水宫苑的顶峰
“在我国，建筑文化交流有两个高峰，一个是两千年前秦始皇的6个宫殿。……以后历代也有这种文化交流在建筑上表现，但是最终还是体现在避暑山庄和外八庙上，这是第二个高峰。”
国家文物局专家组高级顾问罗哲文先生对承德避暑山庄在建筑上的高度评价早已为建筑界所共识。中国著名园林专家汪菊渊教授认为，避暑山庄的建筑成就，在于摆脱了秦汉以来的宫廷园林特点，而以山水自然见长。“我国园林史上，就天然山水胜区，进行去芜理乱，稍加润饰布置而成自然园林的记载，属于私家园林的，晋代石崇的金谷园可能是最早的。唐朝王维的辋川别业更是自然园林中一个典例。”
就天然山水选址以筑离宫别苑的可追溯到汉武帝时代。刘彻曾把骊山下原是秦以石作室砌池的“神女汤泉”或叫“骊山汤”加以扩建。隋文帝杨坚开皇三年（583年）又加以修建，并广种松柏树木。到了唐朝，这里变成皇帝常临幸的游乐胜地。隋唐时代另一著名的离宫是九成宫，他以麟游县天台山为中心。魏征所撰的《九成宫醴泉铭》中形容:“冠山抗殿，绝壑为池，跨水架楹，分岩竦阙，高阁周建，长廊四起，栋宇胶葛，台榭参差。仰观则迢递百寻;下临则峰嵘千仞。珠壁交映，金碧相辉，煦灼云韦，蔽亏天日。”可见楼阁廊榭之豪华和跨水分岩之奇观。
汪菊渊认为，无论是华清宫或九成宫，宫址都选在天然山水胜区，因势而筑，宫殿参差覆盖，以长廊相连接而成建筑组群，在形式上不脱秦汉建筑宫苑的窠臼。而避暑山庄却不以豪华嵯峨的建筑群见胜，纯粹突出崇山峻岭、水态林姿，仅仅为了居住游憩生活要求而随形随景布置殿斋亭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汉唐以来，无论元明，还没有一个像避暑山庄那样以表现自然美，即天然山水见胜的宫苑。在这一点上可说是前所未有，终清之朝也没有第二个可称为自然山水宫苑的。”
避暑山庄不是一次建成，从康熙到乾隆，先后经历了80多年时间。玄烨、弘历祖孙两位皇帝的累续经营，从一种艺术构思到另一种艺术构思，形成不同时期的不同风格，这在我国园林史上也是绝无仅有。康熙年间，避暑山庄是自然山水宫苑的典范。到了乾隆年间，兴建日繁，依次建造了水月庵、碧峰寺、鹫峰寺、珠源寺、广元宫等寺观九处，既施彩画，又用琉璃瓦顶，破坏了山庄的朴素自然的格调。又仿江南名园建筑规划，增筑许多轩阁亭榭。汪菊渊表示，这样做虽不乏新意和匠心独运值得学习之处，但总的说来逐渐改变了原来的风格，亦步亦趋于汉唐建筑宫苑，以豪华而错落有致、布局新颖而富有变化的建筑群见胜。
中国著名建筑专家郑孝燮说，中国的园林艺术由春秋战国的萌芽期，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形成期，唐宋的发展期，到明清时，园林艺术达到最盛期。特别是经过唐宋时期在园林艺术中融进诗情画意，和明代早期的对外开放，使清代造园艺术在处理真山真水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方面达到艺术顶峰。在发展中，中国建筑形成了木构建筑和石构建筑两大体系，避暑山庄和周围寺庙则把中国木构建筑和砖石建筑同时推向了艺术顶峰。
迄今为止，对于承德避暑山庄在建筑艺术上的批评可见首次出使清朝、并有幸获得乾隆皇帝首肯游览避暑山庄的英国爵士马戛尔尼的描述。马戛尔尼认为中国园林与英国园林相比有“奴役自然”之嫌（主要指假山、睡莲、铜虎头等太多），但他在日记中也写下了这样的句子:“如何来细说这迷人的山庄呢?几个小时内,我们见到了各种迥然不同的景色，……但奇怪的是，在6个小时的严格审查后，我竟然没有找出其他可以批评的地方。”
筑民族团结于山水间
“避暑山庄是一个皇家园林，可看起来却完全不同于金碧辉煌的颐和园。在这里看不到闪闪发光的琉璃瓦屋顶和瑰丽多彩的油漆彩画，也没有连片的汉白玉栏杆和红色的宫墙。相反，山庄的建筑的风格十分朴素雅淡，尤其它的建筑尺度更是亲切宜人。山庄的游廊宽仅1.2米，还不够现在一般普通办公楼或旅馆内部走道的宽度。”中国著名建筑学家张开济先生在上世纪50年代第一次到承德的时候，就感叹于秀丽的自然风光和丰富多彩的建筑形式。
尽管避暑山庄的建造亲切宜人，但环绕四周的“外八庙”却宏伟壮丽。张开济认为，外八庙和避暑山庄在建筑风格上的强烈对比绝非偶然，而是贯彻了康熙利用建筑为政治服务的意图。“康熙的政治目的就是‘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在对待边境少数民族问题上，他主张用积极的和平共处来代替消极的武装对抗。主张不修长城，而修外八庙，也就是希望用宗教建筑来代替军事工程，而同样地达到保卫边疆和统一祖国的目的。这些庙宇不但盖得非常雄伟、华丽，而且其中有几所还采用了西藏建筑的形式或汉藏建筑相结合的形式。‘须弥福寿之庙’采用汉藏建筑相结合的形式，其富丽堂皇就令人叹为观止。其主要建筑的屋顶竟全部铺盖了鎏金铜瓦，仅此一项就用了黄金15400余两之多，但是和建造长城和派兵远征比，则所费还是有限。我体会他把自己的离宫修建得比较朴素平淡，还不仅是为了和自然相协调，同时也是为了用山庄来烘托外八庙。以期相形之下，外八庙显得更为壮观，更为堂皇，使少数民族领袖们看了之后，更感到皇帝的谦逊克己和对他们的厚爱与尊重，从而更坚定他们拥护中央和回归祖国的决心。”
著名清史专家罗明在谈到避暑山庄北宫墙外两座藏式建筑“普陀宗乘之庙”和“须弥福寿之庙”时指出，“前者仿布达拉宫，后者仿札什伦布寺”。罗明认为，清朝在全盛时期建造这样两座建筑，其政治意图乃是为了更有效地经营西藏。自清初以来，由于西北蒙古的袭扰，西藏政局一直处于动荡状态。乾隆即位之初，西藏虽然获得暂时安定，但不安定因素仍然存在。乾隆所以重视西藏，还因为西藏所处的特殊地位，及在统一、巩固北方和西北的巨大作用。因为西藏黄教为众蒙古所信奉，西藏是黄教两大领袖达赖和班禅驻锡之地，处理好西藏问题，对国家安危关系甚大。而在承德避暑山庄外围建立藏式庙宇，正是为了统一和稳定西藏。正如英国利物浦大学教授杰拉尔德·狄克斯所说:“在那里建一座山庄别苑，并不仅因为皇帝要在这里消暑，更主要的是清王朝极欲实现其安抚国内少数民族和游牧部落的计划，方式就是在行宫周围为他们建造金碧辉煌的庙宇，以强调其同为中国人这一普通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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