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个人的合谋,竟轻易的改变了两千多年历史的走向

2016-12-24

公元前210年夏,秦始皇在巡阅途中突发疾病,驾崩于沙丘。如果不去看政权实体,而是以内在灵魂的存续为标准的话,秦帝国的灭亡其实从这一刻就已经开始了。

正如我们所熟知的那样,在皇帝驾崩之后,公子胡亥、中车府令赵高和丞相李斯一起策划了一场围绕帝国继承权的阴谋:

少不更事的公子胡亥一夜之间成了秦二世,原本最可能继承皇位的长公子扶苏被赵高矫诏赐死,之后和扶苏过从甚密的蒙恬、蒙毅兄弟先后被杀……

秦始皇一生中最大的两个错误恐怕都与此有关。

其一,没解决接班人的问题。秦史中最让人费解的,就是秦始皇一直没有立太子,至少说,没有通过正式的法律程序(册封)确立继承人。

其二,在错误的时间死在了错误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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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

(图)先后灭韩、赵、魏、楚、燕、齐六国,39岁时完成了统一中国大业,建立起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强大国家——秦朝,并奠定中国本土的疆域

自公元前221年统一战争正式宣告结束以后,为了迅速整合天下,秦政府随即上马了驰道、长城、阿房宫等一系列超级工程,这些大工程的集中上马,使得投资过热的问题开始凸显出来。与此同时,六国遗族的复辟运动从未停止过,特别是在远离关中政治中心且面积辽阔的南中国地区,那里皆是新收之地,由咸阳派去的官吏对于基层几乎就是两眼一抹黑,基层的控制权很大一部分依旧掌握在“地头蛇”手里。

而更可怕的是,土地兼并的问题开始日益凸显出来,之前依靠商君之法建立起的均田根基正在被地方大族所侵蚀。而在秦廷内部,政治精英群体中同样存在一股经久不衰的封建复辟思潮……

总而言之,在帝国的恢宏气势之下,实则是暗流涌动。

凭借着个人的权威,始皇帝成为唯一可以压制这种种暗流的要素,而他偏偏在最该他活着的时候去世了(从这说,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始皇帝会渴望长生不老了),更糟的是,当时他并不在咸阳宫中,身边只有胡亥、赵高、李斯这三个人。很自然的,在皇帝去世之后,帝国的命运也就落到了这三个人手中。

当事人2000多年前的心理活动我们无从知晓,但是这其中的利益关系还是可以看清的。秦始皇在临终前是否指定了继承人,这个继承人又是不是公子扶苏,扶苏、蒙恬又是否和李斯、赵高有解不开的私怨,这些对他们二人而言其实本质说来并不重要。

如果走正常的法律程序产生继承人,那么至少在理论上新皇不会对任何臣属产生依赖,按照“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常理,赵高、李斯等老臣逐步淡出政治舞台就是迟早的事,而依照秦法非功不赏、爵位不得世袭的原则,届时他们家族的富贵也必然要大幅缩水,这一点对于李斯而言尤为如此——他是秦国为数极少的侯爵之一,在大规模统一战争结束之后,后辈人在秦国的体制下再想封侯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可如果是通过一场政治阴谋“扶保”一个君主登基,那情况将完全不同。

一段不可告人的历史会把所有的参与者牢牢地绑在一起,届时大伙便不再是简单的君臣关系,而是要彼此“共天下”,这就意味着你的富贵不但不会缩水,反倒会大大膨胀,而且将世袭罔替。

李斯和赵高在始皇帝时代都曾经是功臣,但过去的功勋与眼前的忠诚之间往往并没有必然联系。一面是冰,一面是火,两种前景全凭自己一念之间,这种情况下,只要私心稍稍超过公心,便自然会做出损国成己的选择。

▲李斯

(图)李斯(约公元前284年—公元前208年),李氏,名斯,字通古。战国末期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人。秦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书法家。

在胡亥登基后,这场宫廷政变才仅仅是刚刚开始。扶苏和蒙恬被杀时正在九原率军镇守北境,这里驻扎着帝国最精锐的三十万大军。眼见统帅无端被冤杀,这对这支边防军士气的打击是不言而喻的,这也为后来秦军的巨鹿之败埋下了伏笔。

然而秦廷上层的杀戮还远未结束,得位不正让胡亥和赵高始终处在一种不安的情绪当中,对他们来说,要想获得安全感,最可靠的办法就是杀光所有潜在的挑战者和质疑者。在胡亥返回咸阳后不久,秦皇室的12名公子和10名公主悉数被处死,其中包括和胡亥一母所生的3个兄弟,至此,除胡亥外,始皇帝的直系血脉被彻底杀尽。

紧随其后的便是秦国的开朝功臣,除李斯外,始皇帝时代的重臣几乎尽数被处死或被迫自杀,这其中包括代表军方的冯去疾、冯劫——这是对秦军的又一次重创。与此同时,大量郡县官员也被迫进行政治站队,这一过程中又一批政治精英遭到了放逐和杀戮。

在胡亥继位后,整个帝国变成了一个超大号的监狱和屠宰场。

在大清洗之后,取而代之的,则是赵高的亲信,如弟弟赵成被任命为郎中令,掌握京师和皇帝的卫队;女婿阎乐为咸阳令;而赵氏家族也在这一过程中捞得盆满钵满——史书中对此的描述是“私家之富,若田氏于齐也”。

有一种说法认为,赵高其实并不是阉人,《史记》中称赵高为“宦人”,本意是皇帝的亲近之臣,对于被阉割过的内侍,史书中通常称之为“宦阉”。史书中对赵高有“体魄强健、武艺高强、骑乘技术精湛”这样的描述,除非赵高是“东方不败”,否则从生理常识来说,怎么也不可能这样来形容一个太监。所以,赵高才会有阎乐这个女婿。

言归正传,与大规模杀戮相伴的,则是对秦法的根本性破坏。

按照《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描述,赵高蛊惑胡亥,“乃更为法律”“灭大臣而远骨肉”“尽除去先帝之故臣”。

简单地说,就是肆意修改秦法条款,目的则是为屠戮皇族、大臣制造法律依据,以显示自己行为的“合法性”。原本始于商鞅时代的《秦律》是一套严密完整的法制体系,各个律条间环环相扣、严丝合缝,着眼点则是立足社会的长期治理。而胡亥对法律的修改,则完全是为了一个个非常具体的政治目的。

原本作为秦朝社会稳定根基的《秦律》,如今已经彻底沦为胡亥、赵高手中的政治工具。就好比比着手里拿的“萝卜”(想要干掉的官员)挖坑,挖好以后,轮到下一根“萝卜”的时候就再换个标准来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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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在人事任用上,胡亥、赵高除了任用亲信外,还采取了“远者近之”“贱者贵之”“贫者富之”的原则。说白了,就是把始皇帝时代被边缘化、被打压的群体重新请回来,而这就又为秦王朝的棺木钉下了一颗钉子。

考虑到之前秦廷曾先后进行过两次封建制与郡县制的大论战,最终还搞出了坑杀460名方士和儒生的大事件,胡亥和赵高请回来的这批人中,很可能就包括当初主张封建复辟的政治精英。在史书记载中,胡亥曾向博士官问政,对象则是儒生叔孙通。而在始皇帝“焚书坑儒”之前,博士官议事制度已经被皇帝取消,儒家学者也因此遭到了冷遇。

在背离最初的基本盘后,转而向过去的对手示好,这是政治斗争中最传统的套路,但也是失败概率最高的套路——很容易就把自己搞的和“蝙蝠”一样,在原阵营眼中是背叛者,在“新盟友”眼中则只是可以暂时利用的对象,长远则必要除之。

○摘自《看懂中国格局的第一本书》,王伟(著),北京出版社授权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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