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商周时期的封建文化与秦以后的专制文化有本质的区别，还因为商周时期封建文化有强大的，不可抹杀的顽强生命力，所以秦始皇才会“焚书坑儒”，而且试图全面歪曲和篡改商周文化和儒学文化。
对一切文化而言，语言文字都是最根本的基础。正因如此，秦始皇在“焚书坑儒”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统一文字。通过统一文字来把文字中所蕴含的文化信息完全给篡改过来。所以，与其说是统一文字，勿宁说是篡改文字。关于这一点，我在讲甲骨文字和诗经的时候讲过很多。大家一定要记住，小篆以及基于小篆的《说文解字》都是对商周文字的全面篡改和歪曲，不再是那个时代真实的文字了。
既然文字是文化的根基，我今天就回到甲骨和青铜时代，用那里的文字来重新解读被批儒者骂得一塌糊涂的“仁义礼智信”，看看你们是否真懂作为封建文化根基的这几个字，是否真懂它们到底是什么含义，而你们又到底骂错了没有。
顺便说一下，我研究甲骨和金文的知识告诉我，甲骨时代和青铜时代是一同一个时代，甲骨文字和青铜铭文基本是在同一个时期并存的。今天出土的甲骨文字远比青铜铭文要多得多，这或许是甲骨文字比青铜铭文更容易刻画的缘故吧。
1 “仁”的甲骨文含义
甲骨文字的“仁”是一个“人”旁加一个“二”字（见下图），其造字的本义是两人在一起，应该如何相处。用后来的话说就是“一人为私，二人为公”。当“二人为公”时，你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自然和动物的人了，而是一个社会的人。社会的人就要求你懂得“视人如己”，同情包容，懂得“二人平等”或“人人平等”。
当然，前面讲过了，在商周时期，讲“仁”主要是针对统治阶层的要求，后来才逐渐扩展到民间。比如《礼记·经解》说“上下相亲谓之仁”，比如《礼记·儒行》说“温良者，仁之本也”，比如《礼记·丧服四制》说“仁者，可以观其爱焉”，比如《论语·雍也》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比如《孟子·公孙丑上》说“以德行仁者王。”
当然，儒学的“仁”从要求和约束统治阶层逐渐扩展到民间，成为普遍的约束，是从“仁政”思想开始的。比如《论语·子罕》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这意思是说，君王亲民爱民，百姓也会学到仁爱。
2 “义”的甲骨文含义
“义”的甲骨文是上面一只羊，下面一个“我”字（见下图）。“我”在甲骨文里是手执斧钺的武士，不是第一人称。“我”变成第一人称是佛教传入之后的事情。我们读商周时期的古文献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否则就会谬之千里。东汉许慎作《说文解字》时，把我解读为第一人称，这就是错误，因为许慎的时代佛教已经传入中国了。我多次说过，许慎基于篆文撰写的《说文解字》错误百出，是对古文字的一大祸害，完全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一个耻辱。
“义”的造字本义就是杀羊。至于杀羊到底用来干什么，或者是祭祀，或者是招待客人，亦或是出征前的犒赏仪式。从古文献看，“义”的本义应该主要是指出征前的犒赏或祭祀仪式，强调的是上天旨意，或者是战争的正当性，也强调英勇作战，不怕牺牲，杀身成仁。
比如《逸周书·谥法解》说“主义行德曰元。”意思是说，“义”主要是指行德政，这是根本，或者说是基本常识。又如《孟子·告子上》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义者也。”这话就把生与义并立起来，使“义”具有了比生还重要的意思。
但是，《墨子·公输》却说“义固不杀人。”可见各学派对“义”的理解并不相同。
儒家把“义”抬高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比如《论语·里仁》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意思是君子（君王）对于天下的事情，不必一定要主张什么，也不必一定要反对什么，但一切行事都必须合乎于义。
但到底什么是义，古文献并没有准确的界定。但“义”既然是君子言行的最高准则，从商周礼乐文明的总体情况看，我个人认为所谓“义”，其实就是“礼”和“仁”的内核。比如“礼”的“兴灭继绝”，比如“仁”的“仁政”和“仁爱”。到了汉代，董仲舒才明确地界定“义”，他说，“义者，善也。”但这似乎太局限，既有“仁”表达善义，又何苦要再来一个“义”表善意呢？
甲骨时代，各学派都有自己的“义”，此后的历朝历代也都一样，凡举事莫不举“义”旗。到底什么是“义”，则无不自以为是，各行其说。今天我们知道，所谓义，即正义，就是自由、平等、公平等价值诉求的总和。这些价值诉求，在甲骨时代的儒家学说里还是多少有一些表达的，那就是“礼”和“仁”所要强调的思想内核。
3 “礼”的甲骨文含义
在甲骨文里，“礼”字与“丰”字是同一个字“豐”，象形部件是一个盛放食品的“豆”，里面有两串玉器。（见下图。注意丰收的“丰”与玉器有关。我昨天的文章批驳动不动把中国传统社会定义为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只有自给的农耕，没有发达的工商业和市场经济的错误观点。我可不是乱批，一个“丰”字就足以否定那些自文革以来的错误历史观。）
为区分“礼”和“丰”，金文给“豐”加了一个“示”旁强表示“礼”，强调与祭祀有关，而不加“示”旁的为“丰”，表示丰收了，有闲钱用于加工或购买玉器了，但未必用于祭祀。
我在讲《诗经》的时候一再讲，诗三百基本都是讲“礼”的祭祀场景或盛典活动场景的，根本不是汉以后基于许慎《说文解字》来解读《诗经》那样，尽扯些什么爱情之类的东西。
“礼”为什么源自祭祀，这很好理解。“礼”要讲伦理和道德规范，最基本的伦理秩序就是长幼有序。天地之间谁最大？当然是祖先，是天。在古人眼中，祖先和天是一个东西。原因有二，一是认为祖先来自上天，诸如商之“玄鸟生商”，周之“凤鸣岐山”，秦之“燕子殒卵”，都认为自己的祖先是天鸟所生，来自上天；二是认为祖先死后也会上天了。
祭祀祖先和上天，既是对大自然的尊崇，也是对祖先的尊重。比如《仪礼·觐礼》说“礼山川丘陵于西门外。”
我在讲道德的起源时讲过。人类社会的道源起源有两个，一个是神学宗教对上天和祖先的崇拜，一个是私有制对产权保护的诉求。前者就是所谓宗教哲学的宗教伦理，后者就是道德哲学的世俗伦理，二者都是道德的起源。
所以，当商周礼乐文明要强调“兴灭继绝”一类“礼”时，不尊崇上天和祖先无疑就没有了逻辑的起点。今天很多人讲人权，讲生命权神圣不可侵犯，讲得头头是道，但就是不讲逻辑起点问题。你只要问一句“凭什么生命权神圣不可侵犯”？他立马傻眼了，充其量会来一句“生命是上帝赋予的，所以神圣不可侵犯”。
这就对了嘛！假如不尊重上天和祖先，你谈生命权神圣不可侵犯就没有了逻辑起点对不对？所以不要随便批“礼”，没有“礼”你今天讲的什么人权、生命权等普世价值的基本内涵就没有了根本和源头。即便你可以狡辩人权只关乎西方的上帝，但请注意，否认“礼”的本质就是否认了你的上帝啊！
“礼”不只是尊崇上天和祖先，也包括尊王，还包括尊重人才。前者是仪式，后者才是目的。比如《礼记·月令》说“聘名士，礼贤者。”
当然，除了祭祀上天和祖先，“礼”更多的内容和目标是约束世俗的人，尤其是约束掌握生杀大权的贵族士大夫。所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见《论语· 为政》）以及“礼不下庶人”就是这么个意思。这方面我讲太多了，不再啰嗦，大家能搞清楚“礼”的本质就行了。
但请大家永远记住，彻底否定传统文化，辱骂祖先的人，不管你普世价值讲得有多漂亮，你永远不可能是真有道德水准的人。或许你能成为秦帝国那样的“法制”之下的狗，但恐怕逐渐会变成魔鬼而不是人。
4 “智”的甲骨文含义
“智”和“知”在甲骨时代是一个字，由一个“干”字、一个“口”字、一个“矢”字组成（见下图），造字本义是谈论、交流、传播关于制作工具、武器的技术。今天的“智”指学习和传播科学知识以及技术，这是正确的传承，没有改变。
“知”字直到篆文才出现，在“智”的基础上又创造了一个“知”，原来的“智”保持本义，新造的“知”只强调“知道”的意思。所以我讲篆文时代之后把“不可使，由之；不可使，智之”中的“智”写成“知”，然后基于“知道”来错误地解读这句话，这是很可笑的。
当然，《管子》有云“四时能变谓之智”，《孟子》有云“智生于忧患”，《法言·脩身》有云“智，烛也。”这些古人对“智”的解读，不外乎天文地理和人文，总之是关于这世界的知识和技能。直到今天，其本义并没有太大变化。
我只需要强调一点，批“仁义礼智信”的人，如果你连“智”都要否认，你就是脑子出了大毛病；如果你不否定“智”，那么你对儒学的完全否定和彻底批判，其依据又何在？
5 “信”的甲骨文含义
“信”字好理解，一个“千”旁加一个“言”字（见下图），造字本义是面对众多的人讲话。既然是面对众多的人讲话，当然就不能乱讲，得言之有据，言之成理，且“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左传·庄公十年》说“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意思是祭祀祖先的牛羊等牺牲品、玉器和丝帛，不能掺假，这才叫信。
《墨子经》说“信，言合于意也。”强调的是实话实说谓之信。今天我们讲“诚信”，有“诚”才有“信”对不对？
《国语·晋语》说“定身以行事谓之信。”强调的是做事要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言行要切合实际，这才叫信。
篆文将“信”字错写成一个“人”旁加一个“言”，这一改就变成了一个人讲话，一个人讲话就可能难讲，谬之千里了。
好在人们对“信”的本义并没有因篆文的错误而遗忘。一诺千金，信守诺言是契约精神的根基对不对？
彻底否定儒学的人，你难道连契约精神的爹也要批判？
记住文字是文化的根基。我从儒学诞生时代的真实文字入手，讲解那个时代的文化，这是从根本入手，还原真相，解读真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