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传世名作《寒食帖》，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馆。与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稿》合称“天下三大行书”，是中国书法史上行书的三块里程碑。
宋神宗元丰二年，即公元107。9年，北宋王朝上发生了一件大事：久负盛名的文坛巨子苏东坡被捕入狱103天后被贬黄州，受其牵连，29位大臣名士遭到惩处：驸马王诜因事先泄密被削除一切官爵；王巩被发配西北；苏辙上本求情而被降职，张方平被罚红铜30斤，司马光、范镇及苏轼的十八个别的朋友，都被各罚红铜20斤。
这就是震惊当时并著称后世的“乌台诗案”。
这是一件苏轼在四十四岁时下御史台狱一案。“乌台”指的是御史台，汉代时御史台外柏树上有很多乌鸦，所以人们称御史台为“乌台”，也戏指御史们都是乌鸦嘴，而且苏轼案情涉及诗文，故史称“乌台诗案”。
一、文字诛心
事情还得由苏东坡调任湖州后的谢上表说起。
这年四月，苏东坡因反对新发被调任湖州（今浙江省吴兴县），在例行公事的《湖州谢上表》中，苏东坡发了几句牢骚：“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其”是指苏轼自己，“新进”暗指王安石引荐的新人，这句话本来的意思是，以调侃自己“生不逢时、老不生事”来讽刺那些“新进”人士，结果惹怒了一些尚在当政的新进们。他们指责苏轼以“谢表”为名，诽谤朝廷，发泄对新法的不满，请求对他加以严办。
当时，王安石已经第二次罢相，一直在幕后支持改革的宋神宗走上前台。由于变法以来，朝野一直异议不断，这不免让宋神宗想杀鸡骇猴，以更为强硬的手段来推行新法。苏东坡的这篇文章，刚好赶上了风口浪尖。
但单凭《湖州谢上表》里一两句话是不行的。偏偏凑巧，当时出版了《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给御史台的新人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机会。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迎合神宗想“枪打出头鸟”的心理，弹劾苏东坡“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还专门举出了苏轼的《杭州纪事诗》作为证据。为了罗织更大的罪名，这些人还处心积虑地从其诗文中找出个别句子，断章取义地给予定罪。尤其是李定，当年苏东坡一篇《讨不孝子檄》曾让他颜面丢尽，不敢出大门半步，此刻他作为主审官，自然会咬牙切齿地报仇雪恨。苏东坡从湖州被押解到京都之后，李定公报私仇，立刻将他投到了死牢之中，并采取了刑讯逼供的手段。这和宋神宗当初差人讯问苏东坡的初衷大相径庭，宋神宗虽然恼火东坡，但他还是不愿意对这个文坛巨子痛下杀手，只同意逮捕，并不同意刑讯。
批判的武器，在武器的批判面前总是很苍白无力。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的刑讯折磨，终于迫使苏东坡违心地承认了自己的罪状：
“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是指责“青苗法”的有名无实；“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是反对“农田水利法”，讥刺兴修水利；“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是讥刺“盐法”行之太急……总之，自己的诗作都是些“讽刺新法”、“攻击朝廷”、“怨谤君父”的大毒草。
时任副相的王珪，指出苏轼歌咏桧树的诗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是在隐刺皇帝：“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于此!” 新党藉此指控苏轼“大逆不道”，非要置其于死地而后快。
自承罪状如此，苏东坡可谓命悬一线。但是，小人的窃笑尚未闭口，朝廷中就有人挺身而出，为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求情。赋闲在家的王安石紧急上书宋神宗：“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重病在床的曹太后也抱病责备宋神宗。这些台前幕后的好人，对挽救苏东坡的命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宋神宗遂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贬其为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团练副使，但不准擅离该地区，并无权签署公文。这种待遇，其实就是监视居住。
二、从人生巅峰跌落谷底
苏东坡年纪轻轻就已经名满天下：刚满十岁，他就写出了传世名篇《黠鼠赋》，21岁时参加殿试，文坛盟主欧阳修看了东坡的考卷，“竟喜极汗下”，说“老夫当退让此人，使之出人头地。”欧阳修是何等人物，此话一出，满京都立即家喻户晓。
天子赏识，时人追捧，使得东坡对自己的仕途充满信心：他渴望“致君尧舜”，渴望有朝一日“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尤其在密州徐州时，他曾多次在文章中阐发《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其锐意进取、济世报国的入世精神十分强劲。捧读东坡当年的策论，其巧于引喻取譬的文风，精于预事料人的思辨，颇似战国时期的纵横游说之士，大有孟轲文章的雄风。然而少年得志，缺少生活历练的他，多少也透出一些轻狂：“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
但是，政治毕竟不是做文章，文章中的豪言壮语，往往经不起现实生活的轻轻一击。乌台诗案使苏东坡开始认识到，自己过于天真，过于单纯，根本对付不了官场上极其复杂的人事斗争。由此，苏东坡开始对仕途心灰意冷，并自然而然地倾向于了佛道思想。
三、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以乌台诗案为界，苏东坡的作品表现内容由政治转向了人生体悟，笔调也由粗犷豪放转向了亲切宽和。至此，苏东坡完成了一个由政治文人向真正关注人生体悟的作家之变，官场上虽然少了一名不成熟的文人，但中华民族的文化史上却多了一脉巍巍昆仑。
作家的心态如禅眼，一经转变，其关注点和着力点必然发生变化。仔细研读东坡后来的诗词文章，我们就会发现，作品少了一些火气，多了一些恬淡；少了一些豪迈，多了一些空灵。而这种恬淡和空灵，恰恰是日常生活中人的思想常态。从张狂回到常态，标志着作家感性的成熟和理性的回归。
且看苏东坡在黄州所做的这首《临江仙》：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仗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彀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这首词写的是作者谪居黄州后与朋友夜饮雪堂，醉归临皋的感受。此时，经过乌台诗案的洗礼，东坡思想上已经和老庄相通，这首词作所表现出的超人旷达和不以世事萦怀的恬淡，是作者真情实感的流露，读来一点也不矫揉造作。这比那些故作恬淡的诗词相比，其感人的最根本原因就在于它的真。
再如这篇《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种“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自我解脱的处世哲学，使他心静如水。后来，东坡被流放海南，没有药品没有医生，却也生活得有滋有味，是与他能到处得到快乐和满足的心态分不开的。
可以说，此后苏轼的视角更为独特，文字更为超脱，意境更为空灵的文风，在东坡被贬黄州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固定。至此，不朽名篇前后《赤壁赋》也就在悄然孕育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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