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问题是早期中国革命的重要命题之一。1924年至1926年，林伯渠先后两次出任中国国民党农民部部长，通过建立农运机构、增加农运经费、培养农运干部、加强农运宣传等多种方式，对多数农民进行了有效的革命动员，激发了农民投身革命的积极性，使早期中国革命获得了农民的奋勇支持。在此期间，在广东农运经验的基础上，林伯渠以《中国农民》为主要宣传阵地，积极协调国共两党的力量，推进广东以外各省农民部的建立，为早期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率先推动早期农运机构的建立
农民运动的开展离不开组织的统一领导。1924年至1926年，在中国国民党农民部部长林伯渠的主持领导下，广东及各省的农运机构相继得以建立，从而推动了大革命时期全国农民运动的加速发展。
首次筹备建立中国国民党农民部。1924年1月，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林伯渠被选举为候补中央执委，在随后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一中全会上，他被任命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中国国民党早期做过相关会党的联络工作，但设立专门的部门主管农民问题，还是第一次。在经验不足的情况下，林伯渠为早期中央农民部的建立奔走呼号。紧接着，不仅彭湃被中央农民部聘用，共产党员阮啸仙和罗绮园等则应邀帮助他在中央农民部开展工作。至此，中央农民部在林伯渠的辛苦筹备下成功建立起来，并成为随后指导全国农民运动的重要机构部，很多的重要政策、文件都是从这里传达下去。中央农民部建立以后，林伯渠领导彭湃等人结合实际、着手确立农民部的发展任务。在基础调查方面，中央农民部“详细调查农民的状况，全省耕地面积及其分布方式”，同时明确“广东省和其他省市农民组织的目的和形式”。在了解各省现行税法的基础上，“拟定合适的农民运动计划”。在宣传方面，“出版有关农民状况的小册子和传单”，特别是在与农民接触时，应出版相关农民报纸。同年2月20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七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上述决议。3月19日，林伯渠协同彭湃等人在进一步实践调研的基础上，将《农民运动计划》提交至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并得到了会议的一致通过。《农民运动计划》指出：“每个县的区党部或区分部负责组织农民协会和自卫团体，在成立了农民协会的地方，增设辅助的智识团体（如农民夜校等），以便于组织农民运动委员会发起更大规模的农民运动”，最大程度调动广大农民投身革命运动的积极性，“扫除一切的障碍”。这份农民运动计划为此后一年多农运工作的展开提供了导向性的作用。
健全组织机构与扩大各省的规模。1924年，在主持中央农民部工作不久后，林伯渠被委派筹备中国国民党湖北汉口执行部的相关工作，因而辞去了农民部部长一职。1926年1月，中国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再次任命林伯渠担任农民部部长。此时，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在国共两党的通力合作下，广东、湖南、湖北及其他省区的农民运动都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上任后，林伯渠立即起草了农民部的组织纲要和委员会成员名单，解决了第六届农讲所的地址问题，并敦促在每个省尽快成立农民部。1926年，林伯渠在农民部的基础上成立了农民运动委员会，领导制定了相关的组织纲要和委员会成员名单。关于农民运动委员会的组织纲要，强调“农民运动委员会的成立是为了协助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且由农民部加以管理”，但在实际运行中，林伯渠充分发扬民主精神，在重大决策方面一律实行集体领导。在农民运动委员会组织名单方面，林伯渠积极引进诸如毛泽东、谭植棠、萧楚女、阮啸仙、罗绮园等优秀农运专家，为后期相关工作的进行打开了局面。同年，面对全国国民革命形势的日益高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农民运动决议案》明确规定：“各省党部不仅要尽快建立农民部，而且应与中央农民部保持密切联系，实现中央党部之统一农民运动计划”，这充分切中当时农民运动的发展要害。
与此同时，面对各省党部农民部长期以来缺乏关于农民运动状况报告的情状，林伯渠强调，“如果各省农民部每月不按时加以报告，将暂停对该省农民运动的资助。”此举效果显著，迅速推动广东以外各省农民部的相继建立，从而扩大了全国的农运组织规模。
极力争取早期农运经费的增加
经费问题是早期革命活动的难题之一。任何组织如果缺乏一定的经费支持，就难以开展相关活动，农民部和农讲所等组织也不例外。1924年至1926年，林伯渠先后担任中国国民党中央财务委员、国民政府预算委员等职，在任期间不断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反映农运情况，并为相关农运组织成功申请了大量活动经费。这都为后续一系列农运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了较为充足的经费保障。
增加了中央农民部和各省农民部的活动经费。1926年，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农民运动决议案》特别强调“确定并扩大农民经费”，同时，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需要大量的经费支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林伯渠多次向中国国民党中央申请增加相应的中央和各省农运经费，并得到同意。其中，本部专项资金为每月7046元，主要分配情况如下：特派员的薪水为2540元，宣传费为2206元，广东省农协的补助为1700元，特派员出发川资为500元，特别费用为100元。此外，各省农民运动也一共获得12000元的活动经费。以上活动经费的取得为后期中央和各省农民部相关农运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经济上的保障。但是个别省份农运工作也出现经费不足的现状。例如，1926年4月19日，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农民部长易礼容在给林伯渠的信中说：“此后月费敬恳设法于每月中寄发，尽量不要延长到月底，也不要延长到下个月。各县相关工作同志的生活极为困难，每个月底之前，都将会收到大量的索费函件……处理不当，势将贻误相关农运工作。”在实际操作中，农民运动经费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紧张，但林伯渠已然尽了最大努力为各省争取农运经费。总之，此阶段的工作整体上为后期农运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解决开办第六届广州农讲所的每月经费问题。1924年至1925年，在林伯渠辞去农民部部长职务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彭湃等人的负责下成功开办了五届，为国民革命培养了一大批农运人才。1926年，林伯渠再次出任农民部部长后面临的一个重要难题就是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需要的部分资金问题。之前中国国民党中央通过的相关决议规定农民部的本部经费为7000余元，“而此时农讲所计开办费用5450元，每月经常费高达7770元（包括办公经费、教员薪水、学生活动费）”。在这种情况下，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一度深陷被停办的不利处境。林伯渠得知消息之后，多次向中国国民党中央相关负责人反映情况，经过多方协调最终解决了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资金问题。具体而言，“每月经常性支出的5100元由政府单独予以资助，其余的2670元由农民部在农民运动经费中予以拨给”。
筹备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的全部经费。1925年5月，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成功举行，顺利通过了成立广东省农民协会的相关决议。经过一年多的发展，农民运动取得长足进步。1926年3月，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在给各省党区农民部的通告中指出：“最近两年以来，广东省农民运动的成绩经验，可以为各省农运提供良好的模范及参考作用”。为此，为进一步推广广东农运经验，加强全国各地农运工作交流，林伯渠决定于同年5月初召开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因为此次大会有多名省外农民代表参会，会议的经费问题一时显得格外棘手。面对此种艰难处境，林伯渠在随即召开的农民运动委员会上指出：“国库现在虽然支绌，但亦须设法筹措，当与军费同等重要。”会议结束后，林伯渠向国民党中央财政预算委员会申请拨款，最终成功解决了会议的全部费用以及各省代表的旅差费用，为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的成功召开作出了贡献。
着手推进早期农运干部的培养
干部人事对组织活动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影响。因而，中国国民党中央和各省农民部早期相关农运工作的开展都必须依靠一批农运干部的贯彻执行。在这种背景下，林伯渠充分认识到任用、培养大批农运干部的极端重要性，先后主持开办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扩大第六届农讲所的招生名额，进而为当时的农民运动及之后的土地革命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主持开办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1925年，五卅运动之后的全国革命形势日渐高涨，并日益形成席卷全国之势。此时，林伯渠在完成中国国民党汉口执行部的任务后出任中国国民党代理中央常委，对培养国民革命干部问题更是十分重视。同年12月15日，林伯渠主持下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百二十七次会议顺利通过了关于在广州开办一所政治讲习班的决议，并强调具体指导工作由“湖南政治研究会”统筹负责。林伯渠在会后当选为政治讲习班理事之一，与毛泽东等人开始着手负责政治讲习所的筹备工作。1926年2月，政治讲习班在广州招考录用男女青年300余人，开设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军事学等25个专题课程，培训期限共计4个月有余。在校期间，学员经常参加重大的政治活动，在实际斗争锻炼中进一步增进对广大贫苦民众艰难生活处境的认识。培训结束后，多数学员回到湖南从事农民运动，剩余的被分配至国民革命军担任连队指导员。政治讲习所为早期农民运动培养了一批诸如段德昌、杨开慧等优秀农运专家，推动了广东乃至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
成功推动了广东各地农民协会的建立。1925年5月，广东省农民协会在广州成立。经过近半年多的发展，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就。“从五月初到现在，仅仅不到七个月。但是，广东省已有37个县先后成立了农民协会，其会员已增加到62万人，有组织之农军达3万人。”1926年，为培养更多的农运人才，林伯渠决定进一步扩大协会规模，推进广东省还没有建立农民协会的地区建立农民协会。为此，林伯渠为农民协会争取每月6000多元的补助经费，并建议通过派遣特派员的方式在广东地区协助建立农民协会。其中《本部特派员大会之决议案》指出，“不仅要配发手枪给特派员进行自卫，而且广东省农民协会将设立特派员宿舍一间。同时，应每月按时支付特派员的工资用以维持生计，并清除以前的欠款……其间特派员也会获得农民部提供的长期舟车免费证”。经实践证明，此项措施迅速推动广东各地区农民协会的相继建立，为农民运动培养了大批专家人才。至此，林伯渠决定于同年4月份在广州召开各路特派员全体会议，进一步分享广东地区的农运工作经验。
顺利扩大了第六届农讲所的招生名额。1926年，在解决第六届广州农讲所的经费问题之后，林伯渠决定进一步扩大第六届农讲所的招生名额，为广东乃至全国各省的农民运动培养更多的优秀专家人才。为此，1926年2月6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通告在提到农讲所招生名额时强调，“为发展全国农民运动，将扩大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并选拔来自各省的学生学习”。3月16日，在农民部部长林伯渠主持下的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新一届农讲所的招生名额扩充至300名，并以从各省党部送来学习为主”。3月19日，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第十三次联席会议上，毛泽东更是被林伯渠聘请出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所长，并为学生授课。在林伯渠的统筹协调之下，3月末各省学生开始来粤。4月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举行入学考试，总计招收来自19个省区的学生327名。在近半年的培训中，农讲所从“授课、军事训练、实习、授课以外的理论研究、实际的农民问题研究”等方面对学员进行训练。此次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进一步推进了全国各地农民运动的发展，并对发动广大农民支援北伐战争起了很大的作用。
切实扩大早期农运宣传的影响
舆论宣传工作对早期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924年至1926年，在广东农运经验基础上，林伯渠领导农民部与农民运动委员会先后出版了大量有关农运的著作与刊物，诸如《中国农民》《农民国际》《中国国民党与农民问题》等期刊文献。此举将农民运动的理论政策和具体做法经验相结合，为加强早期农运宣传作出了重要贡献。
推广广东农民运动的成绩及经验。在国共两党的通力合作之下，经过一年多的发展，广东省已然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模范省份。1926年，林伯渠再度就任农民部部长后为进一步推广广东的农运经验，决定于本年度5月份召开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为了此次会议更好地召开，林伯渠在中央农民部给各省党部的通告中进一步指出：“各省党部农民部的负责同志来粤参加会议，并应就该省农民的政治经济状况和农民运动的进展编写系统、详尽的书面报告。”5月1日，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如期举行。林伯渠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国民党农民部两年来工作状况》的报告，强调了发展农民运动的重要性。他在报告中说：“近八十年来，中华民族的革命，首先表现的就是农民……今日中国之革命，必须以农民为革命中坚。”他还在充分结合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代表大会有关农民问题政策的基础上，呼吁各省与会代表“引导农民有组织的参加国民革命行动，武装团结起来，负起国民革命的责任”。这为此次大会的成功召开营造了良好的氛围。与会期间也先后顺利通过了二十几项决议，其中突出强调要争取“为劣绅土豪所垄断把持之乡村政权……谋农民第一步解放之成功”。总而言之，这些在肯定广东农运经验的基础上，也客观地指出现阶段工作中的问题及下个阶段奋斗的目标。
编辑出版与农运相关的刊物书籍。1924年，林伯渠在第一次出任中央农民部部长时就制定了中央农民部的职责，其中宣传部分更是作出了详细规定。经过一年多的发展，农民部在农运宣传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诸如共产党人毛泽东在《中国农民》第1卷第2期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彭湃在《中国农民》第1卷第3期发表的《海丰农民运动报告》等，这都对宣传当时的农运经验起到了巨大作用。1926年，林伯渠再度出任农民部部长后，着手督促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等相关机构加强对广东及全国各地农运经验的宣传工作，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编辑《中国农民》月报，每期印制1万册，在广东销售3000册，并送往各省7000册；二是组织相关人员编译了多种农民丛书，诸如《孙总理对农民党员训词》《告农民书》《农民国际》《国民政府之统一广东政策与反革命势力》《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关于农民运动之决议案》《农民合作概论》等，极大推动了全国范围内农民运动的兴起。三是在已有的宣传基础上刊印了内容丰富的农民运动丛书，诸如《广东省农民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议决案及宣言》《农民协会章程与农民自卫军组织大纲》《国民政府对于农民运动第一、二次宣言》《广东省农民协会拥护革命政府宣言》《广东省农民协会第一次成立宣言》等，此举在社会上取得了良好效应。最后，总计刊印壁报12种。这些刊物、书籍既有农民运动的基本理论和方针政策，又提供了从事农运工作的实际方法与经验选择，对当时广东乃至全国各省农运宣传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林伯渠在主持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工作期间，不仅认真贯彻孙中山扶助农工的政策，而且吸收中共对农民问题有深刻理解的同志参加农运工作，极力争取国民党左派的理解和支持，把国共两党对于农运的领导有机地结合起来，极大地促进了当时广东乃至全国各省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但由于蒋介石等人发起反对共产党、打击共产党人的逆行，林伯渠被迫辞去了农民部部长一职，从而中断了对全国农运工作的统一领导。
（张保军，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