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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金庸拜见邓公,保卫部门审查觉得两件事不妥,邓:不用计较

金庸和梁羽生是香港《大公报》的同事,在香港武侠小说界被称为一时瑜亮。

梁羽生在香港开启新派武侠小说后,金庸接过大旗发扬光大,梁羽生善于写正面人物,金庸长于刻画反面人物。

金庸

1978年,邓小平在广州召见了梁羽生,新派武侠小说逐渐被内陆武侠迷所熟知。

1981年,金庸向新华社香港分社提出申请,希望访问内陆,同时想见一见邓小平。

信转到邓小平那里后,邓小平同意了金庸的请求。

但是相关工作人员在对金庸进行政审时,却发现了两个重大问题,他们自己无法决断,便上报给了邓小平。

邓小平一看,直言,不必计较,可以见一见。

这两个让政审人员犯难的两个问题是什么呢?邓小平接见金庸又谈了些什么呢?对待金庸,为何要如此慎重?

婚姻状况

工作人员在对金庸进行政审时,发现背景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出在金庸自己身上。

金庸的父亲查枢卿是旧社会的地主,母亲徐禄是名门闺秀,有一个堂哥叫徐申如。

徐申如有一个儿子就是著名诗人徐志摩,后来徐禄因病去世,3年后,查枢卿与比他小17岁的顾秀英结婚。

金庸原名查良镛,有过三段婚姻。

1946年,金庸进入上海《大公报》当翻译,第二年去同事杜冶秋玩时,对他的妹妹杜冶芬一见钟情。

金庸同杜冶芬结婚后,被调到香港《大公报》工作,杜冶芬不久也到了香港。

金庸彼时很穷,整天在外面东奔西走,杜冶芬不会粤语,她无法忍受孤独而穷酸的日子,很快就跑回了杭州。

据后来金庸回忆,大意是杜冶芬红杏出墙了,两个人在1953年一拍两散。

金庸离婚这一年,与同事朱玫好上了,朱玫是《大公报》的记者,3年后两个人结了婚。

结婚第二年,金庸同《大公报》的总编发生分歧,一气之下跑到了长城电影公司当编剧。

这一年朱玫生下了大儿子查传侠,她在家里带娃,金庸在长城电影追公司当家花旦夏梦。

为了能够讨得夏梦欢心,金庸给她专门写了《绝代佳人》这个剧本。

金庸见夏梦不为所动,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自编自导了《王老虎抢亲》,这是给夏梦量身打造的,如此一来,他就能够经常同夏梦在一起。

但是夏梦早在3年前就嫁给了有钱人林葆诚,她的思想十分传统,并不想因为金庸而背叛林葆诚。

金庸疯狂追求了夏梦一段时间后就死了这份心。

情场失意后,金庸希望在事业上找回存在感,与1959年拉沈宝新创办了《明报》。

但是生意并没有向金庸想象的方面发展,报纸的销量十分惨淡,两个人投入的50000港币本金很快就见底。

金庸不甘心,孤注一掷再次投入30000港币,这些钱,是朱玫把自己的所有首饰拿去当铺典当出来的。

为了节约开支,金庸自己当翻译和干所有的杂活,还把朱玫拉来当记者,朱玫不仅是《明报》唯一的记者,还是免费的。

此时的朱玫已经是4个孩子的母亲,一边带娃一边干记者,其辛苦程度可想而知。

彼时金庸和朱玫的艰难也令人落泪,因为经常熬夜需要提神,两个人只能泡一杯咖啡,你一口我一口地互相让着喝。

3个人即使如此玩命地干,报社依然毫无起色,直到记者龙国云的到来才带来了一丝曙光。

龙国云一到就专门跑社会新闻,这些新闻都是香港市民喜闻乐见的,加上朱玫的强势管理,《明报》开始办得风生水起。

金庸这次尝到甜头后,也为后来《明报》大幅开辟时评埋下了伏笔,不过彼时的重心还是以连载金庸的武侠小说为主。

《明报》能够起死回生,朱玫居功至伟,她本来就性格直爽,批评金庸也是丝毫不留情面。

男人都是爱面子的动物,好歹金庸也顶着《明报》老板的头衔,这样经常被朱玫骂得灰头土脸的,面子上挂不住。

金庸为此十分苦恼,他选择了大多数男人排遣苦恼的方式,去酒吧借酒浇愁。

在酒吧接待金庸的是小29岁的林乐怡,林乐怡十分温柔体贴,即使有时候金庸发酒疯,她也毫不生气。

为了博得金庸欢心,她甚至还主动请金庸共享一份火腿饭,金庸对大美女的邀请自然十分乐意。

金庸认为林乐怡才是自己最理想的老婆,第二天就给她送来了一个足足与林乐怡齐胸高的洋娃娃。

金庸还在洋娃娃上写上了自己的笔名,林乐怡一看,原来自己接待的这位大叔是大名鼎鼎的作家,兴奋了好几天。

1970年,金庸为了同林乐怡幽会方便,偷偷到跑马地买了一套房子。

女人的直觉是十分敏感的,金庸经常不回家时,朱玫就感觉出了问题,但是她还直接说服自己是金庸太忙。但最终还是露出了马脚。

金庸原以后东窗事发后,朱玫会一哭二闹三上吊,他万万没有想到,朱玫扔给了他一纸离婚合同。

朱玫什么都不要,直接一个人走人。

不过,她也提了一个小小的要求,林乐怡嫁给金庸可以,但是得结扎不生孩子。

金庸和林乐怡看见朱玫什么也没有要,认为这个要求不过分,就答应了。

后来金庸说同朱玫离婚是他一生最后悔的事情,但是接下来还发生了他更后悔的事情。

金庸和朱玫离婚的时候,查传侠在美国留学,当这个消息传到他那里时,他的女朋友正同他闹别扭。

当他想到母亲为了办好报社,最终却落得如此下场时,一时没有想开,从21楼跳了下去。

金庸说儿子的自杀是自己一生的痛,加上与朱玫离婚的痛,是痛上加痛。

不过也是这一年,金庸同林乐怡举行了大婚。

这件事情,在香港掀起轩然大波,社会各界纷纷指责金庸。

而且因为朱玫疾病缠身穷困潦倒,香港市民一直拿此事揪着金庸不放。

政审人员正是看到了香港民众对金庸和林乐怡的反感,建议金庸不要带林乐怡见邓小平,但是金庸较为坚持。

早在这之前,他曾在公开场合说明了自己对邓公的欣赏,希望能够见上一面。他认为邓公和自己小说中忧国忧民的大侠十分相像。

政审人员十分为难,因此,把这件事情上报给了邓小平。

邓小平知道后,觉得这次是私人会面,金庸要坚持也是理所当然的,他同意了金庸带林乐怡前往。

然而,政审人员接下来了解到的事情就更加为难了,他们自己拿不定主意,便又报给了邓小平,认为他或者会重新考虑这次会面。

访问台湾

1973年,金庸应国民党的邀请,欣然前往台湾访问,蒋经国会见了他。

金庸还到了金门岛,参观了那里的坦克和工事战壕等。

具体他们说了什么不能确定,但这件事情被媒体报道后,整个华人圈都知道了,金庸的小说也是在这个时候销量开始暴涨。

政审人员对金庸的小说销量不感兴趣,他们担心的是,金庸在香港自己办有《明报》,而金庸的父亲又是因为窝藏枪支,在1951年被枪毙。

万一邓小平贸然接见金庸后,他回到香港发布什么不好的言论,这就十分麻烦了。

这么重大的事情,政审人员自然做不了主,只好让邓小平自己来决定。

邓小平认为金庸曾经见过谁不重要,这是他自己的事情,而且是过去的事情。

至于金庸回香港后怎么说,嘴巴长在金庸身上,他管不了,只要他邓小平自己行得端坐得正,别人爱怎么说怎么说去。

话虽然这么说,其实邓小平内心是有底的。

早在1973年,邓小平就对梁羽生、古龙和金庸的新派武侠小说很感兴趣,还特意从境外买回来阅读。

梁羽生的小说是以侠带武,金庸的小说已经上升到了以家国情怀带武,故事中的主人公总能引起邓小平的共鸣。他就像其中人物一般,为国为民革命,性情也很相似。

所以严格来说,邓公可以算是金庸的书迷。

而在政治立场上,早在1959年,金庸在《大公报》、《明报》,大陆和香港大事的社评就是相对客观公正的,为此还曾得到过外交部顾问梅汝璈的赏识。

而《明报》也曾力挺邓小平和刘少奇,为此打了多年的笔仗,邓小平认为应该不会发生意外。

邓小平决定接见金庸后,工作人员根据邓小平的工作安排,把时间定在1984年7月18日。

会面

金庸对邓小平是充满仰慕的,得知邓小平同意接见自己后,时间一到,他一大早就起来把自己好好地打扮了一番。

为了显得尊重和正式,金庸西装革履,十分循规蹈矩。

邓公穿了一件短袖,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等候金庸,一见面便迎了上去。这场见面两人都期待已久了。

邓小平见到金庸,看到他穿得如此正式、略显紧张,便宽慰他,对金庸说:“我是粗人,随意一点,不用拘礼。”

两个人坐定之后,邓小平知道金庸也抽烟,便摸出自己的熊猫香烟,递了一只给金庸,还给金庸把火点上。

邓小平看到金庸十分拘谨,他干脆把剩下的熊猫香烟全部给了金庸,还说这个烟好,让金庸拿回去抽。

两个人接下来的话题十分广泛,从金庸的小说、《明报》的社评、金庸父亲的处理问题,到中国经济发展和中美关系。

告别的时候,邓小平还邀请金庸以后经常回内陆走一走,多了解多介绍。

金庸回到香港后,以《中国之旅:查良镛先生访问记》为题,对这次会面进行了详细报道。

刊登了这篇文章的《明报月刊》,在加印了两次,仍然被抢购一空。

金庸还同时给邓小平邮寄了一套全新的《金庸小说全集》,这在当时的大陆是很难得的。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邓小平彼时的眼光十分正确,9月份,叶剑英提出和平统一九条。

邓小平不久概括为“一国两制”,金庸当即在《人民日报》发文称赞这是“一言可为天下法”。

第二年,中英启动收回香港谈判,撒切尔夫人途经香港时,时任港督麦理浩让金庸同她进行了45分钟的会谈。

撒切尔夫人希望金庸支持英国,金庸认为,香港本来就是中国的,而且99年的租期到了,应该按时归还中国。

他还告诉撒切尔夫人,要自己支持她不归还香港,就是她不讲信用,撒切尔夫人觉得没法谈下去了,就结束了会谈。

从后来的舆论来看,这次金庸坚持要带上林乐怡一起,证明金庸的考虑是长远和周到的。

如果金庸仅仅是一个人去见邓小平,这就会有瓜田李下的嫌疑,以后无论金庸说什么,外界都会怀疑他受内陆政府之托而代言。

但是带上妻子儿女一起去,这就是金庸作为自由人士同邓小平的一次私人会晤。

而且金庸回港后,还把此事见诸报端,金庸以后的言论就成了自由人士意见,不给别有用心的人留下把柄。

金庸在《人民日报》盛赞“一国两制”后,还在香港宣传解释这种伟大的构想,积极推动香港回归。

1995年,金庸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在起草香港基本法的时候,把这种“一国两度”融入了法制当中。

1997年7月1日,对金庸来说,是一个悲喜交加的日子。

喜的是,这一天他见证了香港的顺利回归,悲的是,他最膜拜的伟人邓小平在这一年2月19日就与世长辞了。

邓公没有能够挺过这100多天,亲眼看看香港回到祖国怀抱的样子,岂能不悲乎?

当国旗在香港徐徐升起,金庸的眼泪忍不住大颗大颗地流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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