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览陈云一生，他的革命经历超过70年，经历了起起落落、兴衰互换的不同时期。无论是在顺境还是逆境中，他都能保持谦逊谨慎的态度，并取得卓越的工作业绩。面对逆境，他始终坚守原则，以务实求真的精神处理问题。他展示出广博的胸怀和辽阔的视野，彰显了无产阶级革命家气度非凡、政治智慧卓越的品格，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树立起了光辉璀璨的模范典型形象。
坚持党的领导，在逆境中服从工作安排
陈云始终把大局放在首位，坚定地维护党的领导地位，捍卫中央的决策，并对党的领导表示尊重，他对组织纪律有着深厚的认识。
1937年11月到1944年3月期间，陈云在党的建设方面，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他的杰出贡献为全党所瞩目，并得到了党中央以及毛主席的高度认可。他还提出了关于干部教育、培养的思想。在1942年的春季，中央政府启动了一场针对延安的持续整治活动。在整风运动后期的“抢救运动”中，陈云坚决反对那些倾向于“左”的做法，他秉持着诚挚的关怀和保护心态，特别是对知识分子和党员干部。然而，这种立场却不被康生等人所认同，并遭到了他们的不满。1944年3月，由于被指责为“右倾”，陈云遭遇了“贬黜”风波。他的中央组织部部长职务被免去，随后他被调到西北财经办事处担任副主任一职。多方面原因导致了陈云被调任至此，其中包括国民党当局对陕甘宁边区实施严格的经济封锁，进而使得该地区深度受困。其次，边区本身存在一些突出的经济发展问题亟待解决。此外，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贺龙担负着多项任务，并急需增强对边区财经工作组织和领导能力的指导和支持。因此，将陈云调到西北财经办事处是为了加强该地区财经工作，并提供必要的领导和组织能力为改变党内领导干部对经济工作轻视的态度，毛泽东和党中央提出了一项建议，即贬斥那些缺乏完备党性的干部，并让他们进行事先学习摸索、积累知识和经验。这样，未来他们就能胜任继续扩大经济范围和规模的责任。在领导经济工作方面，陈云展现了卓越的天赋。他早就认识到经济技术工作的重要性，并积极反对对该领域的轻视倾向。为了我们党事业的发展，陈云接受了下层职位的调动。尽管有许多同志可能不太理解，但陈云一直以平静从容的态度面对，并且毫不在意自己职位的变动。他多次强调：“当个人利益与革命利益发生冲突时，就应该服从革命利益的需求，每一位党员都应完全服从党对工作任务的安排，恪守岗位职责、全身投入。”
延安时期的陈云
在困难的环境中保持对真理的坚守，并且始终追求实事求是
1956年，党和国家最高决策机构达成了一致共识，确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然而，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加速进程上仍存在截然不同的观点。陈云坚持稳健前行，坚决反对急功近利的行为。他认为我国现在正处在新旧体制交替时期，不应当搞急于求成，而应该采取渐进的方式来进行改革和调整。他认为1956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设定得过于严格和仓促，这样的计划有可能破坏国家的财政平衡。在国家建设过程中，必须根据财政能力来规划项目和事务，不能盲目追求规模和速度，否则急功近利就会适得其反。同时也认为，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区间发展很不协调，这就需要通过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等措施加以解决。陈云严肃地向中央表达了他的观点，他强调需要将不切实际的高标准压制下来，确保其既符合国家的实际情况又与实际相符。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他既要反对保守的做法，也要避免冒进，他希望在整体平衡的基础上稳健前行，以实现财政收支的平衡。这就是所谓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原则。
在“大跃进”运动激烈进行期间，由于担心被贴上反对“大跃进”的标签，许多个体群体选择了闭口不谈。然而，陈云不畏惧，他多次强调经济建设的内在规律、卓越品质和实际成效，并坚定奉行实事求是的原则。他以自己的言行树立了科学务实的态度和对真理持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陈云对与钢铁冶炼有关的五项主要费用进行了详尽计算，包括矿石采购、焦化用焦粉及耐火材料等费用。[1]这些准确计算令所有参会者由衷认同。陈云的论证非常深入，提供的材料详尽，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最后得到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认可。这与他善于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是分不开的。陈云在困境中始终坚守事实和真理的原则，这种坚韧不拔赢得了毛泽东的高度赞赏。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说：“他是一个勇敢而无畏的人，无论面临错误还是捍卫真理时都展现出了卓越的勇气，有时，真理就掌握在一个人的手中。”
1956年9月27日，陈云主持中共八大闭幕会
在逆境中调查研究、研读马列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其后，陈云逐渐成为康生、江青等人攻击和排斥的主要目标。他的地位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第五位下降到第十一位，并不断遭受各种形式的别动队迫害和打压。随后，他被定性为“右派分子”，接受了严厉批判。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后，针对“失误”，陈云多次提交审查和检讨报告。这些报告主要侧重于建国前和建国后的错误问题。这些被批斗的文章都没有得到及时发表，而是被转交到中央有关部门进行审查，并最终被撤销党内职务。与此同时，陈云也多次受到造反派的打击。在曾经发生的一系列批判活动中，其中最为严峻的一次被称为“二月逆流”。在对“二月逆流”的激烈抨击中，造反派成立了名为“彻底批判陈云联络站”的组织，并隆重召开了一场誓师大会，公开指责陈云涉嫌从事“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这无疑给陈云带来了巨大的困境。
1969年4月，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陈云被免去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并转移到担任中央委员一职。这次决定不仅是自1934年以来陈云第一次遭受到党内排挤和边缘化的结果，同时也意味着他丧失了在党内高层权力核心地位的地位。当时，他正在中央工作，没有参加过一次重要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69年5月，陈云让一些经验丰富的同志前往工矿企业进行实地考察和研究。陈云本人连续两年零七个月在北京新华印刷厂和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进行了长期实地考察。在此期间，他与工人群众结下深厚情谊，受到职工群众热烈欢迎和称赞。陈云在江西的实地考察期间，以幽默和风趣的方式表示：“我过去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很少有机会深入基层工作。我前来贵厂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进行实地调查和研究。期盼获得您们更为雍容的协助。”在这段时间里，他和同志们一起深入了解了工人生活情况，听取了他们对生产工作中存在问题的意见。这展示了他的亲切、谦逊和谨慎的性格特点。
在20世纪60年代的后半段到70年代的初期，陈云抓住了这段“闲暇”时光，深入研读了众多关于马、恩、列、斯、毛的经典文献；已经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深入调查和研究；提出并实践了一系列重要思想。他教育孩子们要努力学习，并且保持共产党员的身份，积极关注党和国家未来发展方向，充分深思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下放“蹲点”在江西
积极应对逆境，深入研究外贸
1972年4月，陈云经中央批准返回北京，江西时光告一段落。随着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国际关系迎来了重大的转折时刻。特别是在对外经济交流和贸易方面，新的发展机遇出现了。考虑到自身能力和责任，陈云向中央提议希望能承担一些相应任务，并展开一些调查研究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1973-1974年，陈云在积极参与周恩来领导和学习外贸工作的过程中，汲取了自己独特的经济工作经验，并从中获得了许多启示。在那段特定时期，陈云虽未再次承担领导职责，但却提出了一系列观点，并明确强调了几个重要举措。他坚持借鉴资本主义经验的必要性，强调充分利用对外投资的机遇，并呼吁运用国际商品期货市场进行交易。此外，他还主张引入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模式以推动发展。值得一提的是，在周恩来指导对外贸易工作的同时，陈云也积极参与各项调查研究并给予协助。在商品贸易中，需要依据客观规律和世界市场实际需求进行交易。然而，1975年1月，“回击右倾反案风”事件爆发，最终迫使邓小平放弃了中央领导职位，陈云也受到波折。此后一年多时间里，他鲜少言语，并以读书考察为主要活动之一。陈云眼看着煞费苦心才能得到改善的经济形势再一次被摧毁，痛心之余反常地准备再一次下基层“蹲着”。
在1977年8月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期间，邓小平和李先念多次请陈云加入领导团队。然而，有些人却指责陈云长期以来都是右倾分子，认为他不能再次得到重用。直到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在场代表们都非常渴望陈云的回归。最终，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陈云成为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在1962年离开了担任中央职务的工作，随后经历了漫长的16年孤寂期，直到1978年才重新崭露头角，成为邓小平领导下的党的第二代核心人物。尽管个人利益几经波折，但他始终把党的利益视为比山还高。陈云在这段时间里遭受了不公平待遇，然而他从未公开谈及自己杰出贡献。1985年6月份，陈云在与即将结束任期的秘书告别时表示：“我既谨慎小心，同时还非常坚忍不拔。”事实上，这段话概括了他在革命中的经历和他的人格特质。当许多人表现得冷淡和消极时，他充满热情，勇敢地站了出来；当许多人情绪激动时，他并不随大流，而是保持冷静和理智。陈云的原则包括“谨慎审慎”和“坚定不移”，这是他实事求是的态度。
虽然陈云曾经面临过巨大的困境，但他始终忠实于中央权威和人民利益，坚定地追求真理并注重学习。在逆境中，他反思自我、发挥个人特长，并展现出了高尚的诚实正直品格。对于每个人在逆境中如何保护、发展、提升和实现个人价值方面，陈云都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和参考。
陈云出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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