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之文，世家胜于本纪，列传胜于世家。列传之中，《李斯列传》中所记一代名臣盛极而衰、身死名灭的人生悲剧，千载之下犹令人唏嘘感叹。
李斯其人，文章妙手，丹青妙笔，可谓才高八斗。然德行不修，境界不高，谋求功名富贵之心昭然，决定了其人生的走向与结局。李斯少为楚郡小吏，见厕中鼠、仓中鼠之命运迥异，遂悟“人之贤与不肖，全在自处”的道理。后从荀子学帝王之术，始终坚信“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不甘于箪食瓢饮的儒家操守，又不认同非世无为的道家态度，于是西向入秦，行法家之术，谋取富贵。经吕不韦引荐，向秦王献离间六国君臣之计，拜为客卿。
后韩人郑国借修渠而刺探秦国之事发，秦王下逐客之令，波及李斯。李斯报以《谏逐客书》一文，震动朝野，更得秦廷赏识，复官用计。20年后，终助秦王一扫六合，海内一统，李斯亦官居丞相，位极人臣，权倾朝野。长子李由任三川守，其余儿女都与皇室联姻。李由归家，百官都来道贺，门前车骑数千。李斯感叹，“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颇有些洋洋自得，然又想起荀子“物禁大盛”的告诫和物极则衰的道理，对于人生归宿有一丝隐隐不安。
果真，一语成谶。后始皇客死沙丘，赵高矫诏立胡亥。李斯以丞相之尊，本可挽狂澜于既倒，擒小人，立扶苏，免秦亡之祸，亦可报知遇之恩。然小人之心蒙蔽双眼，主宰了李斯的抉择。赵高一眼洞察这位丞相的人格弱点，稍稍点了几句“变而从时”、“因祸为福”的道理，列了几条拥立扶苏后蒙恬对其地位的威胁，便击溃了李斯的心理防线。李斯罔顾社稷朝纲，攀附赵高，拥立胡亥，赐死扶苏，擒杀蒙恬，从此拉开秦二世而亡的序幕。
随着赵高逐渐把持朝纲，清除障碍，画虎不成反类其犬的李斯，最终被诬告谋反，收获“腰斩”、“夷三族”的结局。临死前，李斯父子相哭：“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更有传说受刑一刻，贵为书法家的李斯以半个身躯战栗匍匐，挣扎写下三个“惨”字。人之将死其言也哀，然君已入瓮，痛之何及。
西谚云：性格决定命运。纵观李斯一生，恰恰由于为德不修、为智不明、为道不仁、为官不称，最终招致悲惨结局。
一曰为德不修。观李斯之德，如一株没有主心骨的墙头草，随风摆动，心口不一，毫无气节。昔日《谏逐客书》言之凿凿，实为谋取个人富贵之自荐书，倘以孔孟儒者之心，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邦有道则留，邦无道去之可也，何必孜孜以求?更进谗言逼死韩非，毫不念及同窗情谊，有阻我富贵嫌疑者尽杀之，比起管仲鲍叔，道德境界判若霄壤。
二曰为智不明。西哲常用“刺猬”与“狐狸”比喻激进主义与自由主义两种不同的人格。一些文人士大夫的悲剧在于，太想做八面玲珑的狐狸，不知不觉间丧失了刺猬的尖锐，最终失去了保护自己的武器。心术者，小人智谋也。李斯之杀韩非出于心术，焚书出于心术，立胡亥杀蒙恬、扶苏出于心术，然机关算尽太聪明，最终仍死于赵高之心术。不知李斯死前是否追悔过当年之事，倘稍存辞让之心、公道之念，留韩非、存六经、荐蒙恬，三者或为其一，庶几可免悲惨之结局。李斯弃大智而谋小术，不能为忠臣良相，更陷社稷于水火，终成千古笑柄。
三曰为道不仁。太史公在《李斯列传》结尾感慨：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嫡立庶。诸侯已畔，斯乃欲谏争，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史家一语，沉痛至极。李斯出于荀子之门，熟习儒家六艺，却只能沦为小人，而无法成为周公和昭公式的圣人，就在于不能坚守仁者爱人的儒家之道，陷入阿顺苟合、严威酷刑的低等境界。
四曰为官不称。荀子有言：“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为政之道，既患不知，更患不能。所谓“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朝无幸位，民无幸生”，为官从政是一种风险事业而不是钻营投机，若德行不立，功业不修，虽孜孜以求富贵，终难如愿。
小人为官，往往不修官德而偏于刑名政事，只可谓胥吏而不可谓良臣。以吏为官之悲剧，恰在于吏之道德操守沦丧殆尽，而无丝毫匡扶社稷、为民立命之心。李斯德才，做一小吏足以胜任，然做一宰辅帽大身小。嫉贤妒能，身居高位而不能进一贤人，反残害忠良之士;优柔寡断，秦始皇病死沙丘，赵高稍一逼宫便手足无措;曲学阿世，因儿子镇压吴广起义不力，惧二世怪罪，竟曲意逢迎，鼓动二世行所谓督责之术，横征暴敛。李斯自负有功，治民三十余年，为皇帝勒石歌功无数，却未曾直谏一言，直到最后身陷囹圄，反以关龙逄、比干、伍子胥自比，岂不谬哉。
在其位而不谋其政，任人唯亲而不选贤任能，皆为腐败。贤者德之本，能者才之基，贤能者居高位，庸碌无为者居下位，此乃吏治之常态。只有亲君子、远小人，举贤不避亲，举贤不避仇，澄清吏治，国家的政治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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