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班，一名重病老人被送来医院，陪同的还有一个胖女人。关于胖女人和老人的真实关系，众说纷纭。
这是真实故事计划的第 151 个故事
一
2005年，我从医科大学护理本科毕业，怀着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心，来到一家三甲医院做护士。
我轮转的第一个科室是医院数一数二的大科室：肝肠外科，带我的老师是年约四十的主管护师戴雪梅。
第一个班是大夜班，交接班前，戴老师给我讲了很多肝肠外科的专科知识，一边讲，一边清点科室备用药品，然后做记录。
上半夜在紧张忙碌中度过，我们两人得负责整个病区五六十号病人。下半夜，治疗护理工作基本结束。病房熄灯，只有走廊和护士站的灯还亮着。
戴老师坐着打起瞌睡，一有动静，就立刻睁开眼睛，分毫不差地处理好状况。我甚至怀疑她是睁着一只眼睛睡觉的。可对于一切还不甚明了又不擅长熬夜的我来说，抵抗睡眠真是件困难的事。
我睡着了。被戴老师喊醒的时候，她语气急促：“马上准备接收一个急诊病人。医生我已经通知了，你去把303的5床铺一下，病人十分钟后就送过来了。”
戴老师推着心电监护仪和吸氧装置，动作麻利地安装好仪器设备。准备妥当，在护士站等待的间隙，她跟我介绍这个从急诊转来的病人情况。
这是个老病号，原先在肝肠外科住过，肝癌II期伴全身转移，保守治疗后一段时间突发大出血、肝昏迷，在急诊情况稳定后，考虑转过来继续观察。
推车轮子在走廊上的滚动声盖住了她的声音。急诊护士捏着呼吸皮囊，病人家属帮着护工一起推着车子。推车上躺着一个头发花白、长相富态男人，有六七十岁，双目紧闭、皮肤苍白。
夜班医生也来了。戴老师让我安置病人，她做好交接后便去执行医生新开的医嘱。
病人个子很高，急诊护工像新来的，怎么也无法把病人从推车上移到病床上。
我在旁边急得直冒冷汗，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
病人家属只来了一个，看起来是个不到五十岁、胖胖的女人。
“这样吧，”她说，“把身子挪到车子边上，我到床上接过来。”
男护工点点头。然后，我们一起挪动病人的手脚、肩膀、臀部等部位。
“小心点、小心点。”胖大婶不停提醒我们，自己小心翼翼地托起病人的头部移到车子边上，然后爬到床的另一侧，伸过手托住车沿说，“好，把身子侧过来一些，慢慢推过来，垫着我的手垫着我的手，慢一点慢一点！”
病人家属竟然比我更胜任护士的角色，我感觉不大舒服。
在胖大婶的指挥下，我们顺利将病人转移到床上。我和年轻的护工都松了一口气。胖大婶似乎也累坏了，抹着额头上豆大的汗珠，气喘吁吁地对我说：“快点给他戴上氧气和监护。”
我赶紧拿过氧气管，调节好流量，放置到病人的一侧鼻孔然后用胶布固定。
“这样贴他的鼻子会不舒服的。”那个女人说着，抢过我手中的胶布，撕掉我贴好的，重新扯了一条在氧气管上绕一圈黏在鼻翼上。
我强压怒火，却不好说什么。
她整理着病人胸前电极贴片上的电线和衣襟，并没有把胶布还给我的意思。我只好开口向她要，她却说把那卷胶布留给她，还说“反正你们护士站胶布多的是。”
“这是最后一卷，明天护士长要去领新的。”
她想了想说：“那我撕一点总可以吧。”说着，扯下好几圈卷成一团塞到口袋里。
到我手里的胶布几乎成了连着一点皮的骨架。
那个夜班因为收治这个急诊病人而忙碌起来，让我有些恼怒的还有那个逞能又多嘴的病人家属。
二
两天后，我回到工作岗位。九点，夜班的同事完成交接，笑嘻嘻地走去更衣室。
吧嗒，像解除了定时器。病区人员开始流动，在病房、医生办公室、走廊、护士站进进出出。
我推着治疗车，车上堆着八个口腔护理包，术后前三天和一级护理的病人都需要口腔护理。
治疗车的一只轮子好像坏掉了，总是不听使唤。我别扭地推着治疗车进入303病房，心想自己的样子肯定很滑稽。
做了两个口腔护理，除了手法生疏些，过程还算顺利，我没那么紧张了，再看看5号床，胖大婶不在，我心里暗暗有些高兴。
“诶？口腔护理吗？我来我来！”我刚查过医嘱和病人床号、姓名，正要打开口腔护理包时，对胖大婶未见其人先闻其声了。
像上次一样，她自作主张地取过弯盘倒入生理盐水，无论我怎么跟她解释这是我的工作，她都置若罔闻。
邻床的一位病人家属反倒劝起我：“护士小姐，你就让她自己来吧，你参加工作不久吧，比起你来，她的经验可丰富多咯。”
“护士小姐，我看你还有别的病人可忙，你先去吧，回头我把东西给你送回护士站。”胖大婶用镊子夹住沾满生理盐水的棉球拧干，看也不看我说道。
我一看时间不早了，还有五个病人的口腔护理，耗在这里于事无补，到时候还要被戴老师训斥，于是憋着火推开门走了。
关门的那一刻，还听到胖大婶对临床病人的家属说，检查下病人嘴里有没有棉球落下，“之前有个实习护士可马虎了。”
我推着腿脚不便的推车，恨不得把它扔在走廊上，对面走来科室护士长。我鼓起勇气叫住她，说了胖大婶的事。
“那个啊。”护士长似乎对胖大婶印象深刻，“没事，她在我们这儿断断续续呆了也有两年了，一些基础护理可以让她自己来。”说完，就脚不沾地地走了。
照她的话来说，我们这些在大学里学了四五年护理专业知识的人，还不如一个在医院照顾过病人没有文化的大婶？我的心里还是不服气。
胖大婶成了我的“眼中钉”，她的事情我会下意识地去关注。但令我意外的是，不仅仅是我，病房的很多人都关注着她的一举一动。
因为，没有人知道胖大婶与5号床病人是什么关系。
三
关于胖大婶的身份，在肝肠外科流传着多种说法。
有些人以为她和5号床老人是夫妻，这种说法很快被否定了。老人高昂的治疗费全部自掏腰包，平时的吃穿用度也明显是有钱人，但胖大婶衣着寒酸，在医院这么久也不买张行军床，总是睡在病房地上的破毯子上。
由此衍生出第二种说法，胖大婶是老人请的保姆。但这种说法也不可靠，胖大婶从不回家，哪有保姆为了雇主舍弃家庭的，难道她孤身一人？
还有人猜测，胖大婶是老人的情妇，可能是当保姆的时候两人暗生情愫。
我觉得第三种说法最不可信，5号床的老人虽然神志不清，但看着挺有涵养，怎么会喜欢胖大婶这样的类型呢。但科室里的老护士艳姐说我太年轻，不懂人情世故，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还有其他种种说法更像是无稽之谈。
我来科室不到一个月，没什么发言权，但对胖大婶的看法倒和其他人一致——我们都有点怕她。没人敢当面询问胖大婶与老人的关系，我虽然有时候为了自尊心针锋相对，但从来没有和她正面发生过冲撞。
有天下午接近五点，胖大婶慌慌张张跑到护士站，说病人又吐血了。临近下班，医生给5床下了病危通知。医生忙着抢救，我和戴老师也不能按时下班。
病人再一次度过危险，但病情不容乐观，情况只会越来越不稳定，随时有可能死亡。主治的陈医生联系了病人的女儿。
“5床有女儿？”我很吃惊。
“有是有，”陈医生说，“很少来，我也只见过一次。刚才电话里还不想来，我说你不来的话可能见不到你爸最后一面了，她才说看看有没有空。”
陈医生一边写抢救记录一边叹了口气：“真是的。”
护士站斜对着303号房。我正站着写交班记录，突然胖大婶从里面跑出来，一屁股坐在病房门口，后背撞到门上发出咚的一声，吓了我和陈医生一跳。
她也不管走廊里医生和家属们来来往往的目光，兀自嚎啕大哭起来。
没有人上前劝阻，我实在看不过去，走过去说了一句：“你这样会影响其他病人，还有我们的工作。”
胖大婶呜咽着看了我一眼，抬了一下手。我以为她要打人，哪知道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烟。
“病……房，病房不能吸……烟。”我说得毫无底气，但又不得不说。
她右手夹着烟停在空中。我看到她手臂内侧隆起了大约两公分长的一道道疤痕，不禁心惊肉跳，但还是忍不住多看了两眼。
疤痕像是刀疤，长度、排列很规则，像做手术留下的。刀疤旁边还有一些不规则的圆形陈旧性疤痕，不知道是怎么留下的。
胖大婶瞪了我一眼，我赶忙收回目光，快步走回护士站。等写完交班记录，抬头去看303号房门口，胖大婶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不在了。
我跟小夜班同事打了招呼，往走廊左侧尽头的更衣室走去，经过医生办公室，看到陈医生和一个三十多岁、打扮时髦的女人交谈着什么，面前放着一份病例。
这个女人不会是5号床老人的女儿吧？我心里想，如果这样，胖大婶自然不是老人的家人。转念又想起她手臂上的刀疤，让我怀疑她曾经混过黑社会。
这时，陈医生的办公室里传来女人很大分贝的声音：“这个我要回去和我姐姐哥哥商量一下。”
四
第二天早上，陈医生在科室晨会上说，5号床病人家属要放弃治疗，下午他们会过来签字。
肝癌末期，确实没有治愈的可能，现在的治疗顶多是拖延生存时间，但家属唯一一次一同来医院，竟是为了让病人放弃治疗，听起来觉得不合常情。
我到303号房给病人更换药水，顺便看了看5床病人。老人通过昨天的输血输液，气色好多了，看起来根本不像生命快要走到尽头的人。
我虽然不喜欢胖大婶，但不得不承认她对老人的照顾无微不至。病情平稳的时候，她帮他洗头、擦身、修剪指甲、按摩，一点也闲不下来。
我瞥了眼胖大婶，她表情呆呆的，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得知了老人女儿的决定。
老人氧气管上的胶布有点松了，我撕了条新的给他贴上。
“啊，上次你给的胶布用光了，我没来得及换。”胖大婶突然说道。
想不到那卷胶布她用了一个月，我掏出一个新的递给她。她有些惊讶地说了声谢谢。
这是她第一次跟我道谢。我们便站着聊了几句，她挺健谈的，对我说了些自己的护理心得，有几条确实方便实用。
“我不是不信任你们，”她像是在解释什么，“只是你们太忙了，换胶布这种事，总会有忘记的。我嘛，只用照顾一个人，怎么说也比你们细心些。”
当天下午，5床病人的家属到得很早。陈医生把他们带到办公室，我因为要核对医嘱，也一同去了。
谁知，他们没说几句就吵开了。
“你们不是商量好了吗？”陈医生无奈地问。
“商量过了，”小女儿，也就是前一天才来过医院的那个女人说，“姐，你来签。”
大女儿连忙摇头：“还是你来吧，爸的事不一向你管吗？”
“谁管得了他的事啊！”小女儿没好气地说。
他们说来说去，竟然问陈医生能不能让病人自己签字。陈医生解释说，病人现在的情况写不了自己的名字，何况就算他神志清楚，也需要家属签字。
还没争论出结果，胖大婶冲了进来。
“你进来干什么！“小女儿叫道。
“不要放弃治疗，大哥还没咽气。”胖大婶说。
老人的三个儿女见到胖大婶后，立即站在了同一阵营，说胖大婶跟他们家一点关系都没有，无权干涉他们家的事。
胖大婶没说别的，一再坚持不要放弃治疗。
陈医生和我担心他们吵着吵着会动起手。小女儿火冒三丈，开始数落起胖大婶，说胖大婶租她家房子心怀不轨，自己的男人杀人判了死刑却搭上房主，勾引她爸把房子转到她名下。
小女儿越说越激动，骂胖大婶是骗子，是个贱货。
我对她说的半信半疑，心里更担心的是，脾气暴躁的胖大婶会扑上去揍扁那个小女儿。没想到，胖大婶慢慢瘫软到地上，掩面痛哭起来。
最后，在护士长的协调下，胖大婶出去了。三个儿女中，二儿子代表他们签了字。
五
5床在最里面的位置，胖大婶窝在对着床尾的角落里使劲抽着烟，双眼红肿。她低头看着左手前臂。
病房里没有人说话，我就站在门口，看着她拿燃烧的烟头一下下戳在伤痕累累的皮肉上。
与外面的世界相比，医院里的时间因人而异。某些人感觉不到它的存在，而对于一些人来说，它缓慢单调，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它却转瞬即逝。
陈医生告诉胖大婶，5号床老人最后的日子可能就在今天，让她做好准备。
胖大婶显得很震惊，问陈医生和我，自己能不能出去一会儿。陈医生没意见，我让她尽快回来。
午休后不久，她回来了，身边多了三个小孩。最大的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长得很漂亮，两个男孩，一个只有四五岁的样子。
她领三个孩子到5床前面，一字排开站着。可能事先已从胖大婶那里得知了老人的情况，女孩默默流泪，两个小的还不懂事，只呆站着。
站了一会儿，胖大婶又送他们回去了。
胖大婶回来的时候，老人快不行了。陈医生问我家属来了没，我说，还在赶来的路上。
老人三个子女赶到的时候，老人还有气息。陈医生问他们，要不要带老人回家，不过得他们自己联系车子，医院可以提供氧气枕、呼吸皮囊这些临时急救设备。
按照我们这边的习俗，只要有一丝可能，临终病人都会选择在家走完生命最后一程。
但是，5床的家属拒绝了。他的小女儿说，他没有家。
家属态度很强硬，我们没办法说服，只能等着最后时刻的到来。
下午四点多，陈医生对胖大婶以及病人家属宣布，病人死亡。一直紧绷着脸的家属们态度这才软化，小女儿还流着泪喊了几声爸爸。
我上前给病人拔除各种插管，胖大婶却一把拦住我，硬说老人还活着。
她说，你看尿袋里还有尿流出来。
因为老人早就丧失了自理能力，所以尿道长期置放着导尿管，膀胱有尿液产生，就会自动通过导尿管流到连接的尿袋里。
我一再强调这是自然现象，她就是不让我拔管。
我还有别的病人需要处理，就让她自己冷静一会儿。等我再回来，床旁只剩下她一个人。我问其他人呢，她说去安排老人的后事了。
胖大婶用温毛巾给老人擦拭完身体，我帮她一起更换寿衣。
她突然跟我说起她以前的事。我从来不过问病人的私生活，这也是胖大婶第一次对我说自己的事。
她说，她老公被抓的时候，她肚子里怀着最小的那个，自己没有工作也没有经济来源，那时正好租住在大哥，也就是5号床老人的房子里。大哥见她可怜，又看在同乡份上，免了她接下来两年的房租。
后来，大哥病倒了，她主动承担起照顾他的责任，算是报答。
“那时我三十出头，连死的心都有了，如果大哥不帮我的话……”她没有说下去。
看着眼前这个留着最易打理的短发、长着一张圆麻脸、过早衰老的女人，我惊讶得说不出话。
作者王一琛，现为心理咨询师
编辑 | 王大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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