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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场姑娘


会场老板赏给姑娘们钱,就叫“打花”。每一笔花都会以四六分的方式分出,“四”给姑娘们,“六”归场子老板所有。

 这是真实故事计划的第 157 个故事


“花场”,又称“歌舞厅”、“夜场”,是姑娘们和大老板夜间出没的地方。

用“各取所需”来形容这帮人大概会比较恰当。花场的姑娘们大多来自附近高校,也有刚刚步入职场的白领,像我一样抱着赚钱的目的接触这个认知中的“新行业”。

而光顾花场的老板们则是鱼龙混杂,大多时候你只能看见他鼓鼓的黑色皮夹和手中一沓沓的毛爷爷。但从对话的字里行间,你能猜到他们多是成家立业,或离异丧妻,有些辗转各省市忙生意,有些则经营着自己的小馆子。

带我入行的艾米是隔壁学校的朋友,我们经常接各种活儿赚外快。那天我正巧提到正在接手的外模经纪人工作。

“你唱歌怎么样?不走调吧?”

“不啊,怎么了?”

“跟我一起去做花场吧,每天晚上唱首歌就能赚四五百块。”

我心动了。从大二的那个冬天开始,我便和艾米一起出入不同的花场,直到一年多以后,我彻底离开。这个地方带有一种腐蚀性,就像温水煮青蛙,把你对生活的热情和对情感的期待消磨殆尽,直到肌肤溃烂你也感受不到疼痛。

这些花场,有的装潢成剧场礼堂的模样:大舞台、闪光灯、连排椅、甚至还有二层看台;有的隐匿在破败的写字楼、市区边缘的居民房、无人问津的商业区内。有的花场大大方方地在门口挂上“XX歌厅”、“XX夜总会”的门牌;有的仅一扇防盗门,按下门铃,门一开,走进后一股旧世纪皮制沙发的味道。

第一次去的场子隐匿在居民楼内,这个场子是艾米认识的另一家花场老板推荐的。每个场子都会有一批固定的演员,如果恰巧碰上当天的客人多了,场子之间便会互相“借人”,来充个人场。

在艾米的叮嘱下,我穿了一件吊带黑裙,脚踩黑色皮靴,再穿上厚实的大衣来抵御寒风。艾米叫了辆出租开进学校来接我,“对,就是要这么穿”,她一脸满意的样子。在出租车上,她戴着耳机唱起了歌,唱的是莫文蔚的《如果没有你》,播音专业的她声音宏亮而有磁性,我把头靠在后座的垫子上,闭上眼睛,脑海里一片宁静和空白。

下车后,艾米给接应的人打了好几个电话,不一会儿,一个姑娘从楼里出来接应。楼内没有电梯,我们爬上三层,顺着一扇毫不起眼的铁门走入,在门口换上高跟鞋,存放好外套,一身清凉地去见里间的客人。一见着人我们就像切换了一种行为模式,满脸笑意冲着坐在沙发上的老板们问好。常来花场的老板都会有自己的名号,“三爷”、“二哥”、“五爷”等等。待我们这两个新人敬完酒之后,便默默坐到一旁,听着场内人的闲言碎语。

常驻这个场子的几个姑娘,很熟练地倚靠在老板们身上,有说有笑,两只手也闲不下来,一只手不停地用牙签从盘子里串起水果,送进老板们嘴里,另一只手又赶忙抽来几张面纸,擦去他们嘴边的残余。老板们翘着二郎腿,忙活着抽烟、搂肩、摸腿,跟例行公事一般。

这匆匆的一趟,倒是让我对花场有了基本的认识。

艾米

艾米对于未来有着周全的打算,至少从别人眼里看来如此,“考研是必须的啊,播音这条路我是走定了”。这样强势而特立独行的人,在一个充满嫉妒和攀比的学院,往往会招来不少恶言恶语,但她反倒是一副当局者清的样子,毫不在意。

那年的11月份,正好到了艾米的生日,她喊上我和另一个关系不错的女生,打算请我们吃饭。校园周边总会有数不清的衣服店小吃摊,经过一家蛋糕店的时候,我买了一个蛋糕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她,那是一块玫瑰花装饰的蛋糕,有12寸大,是艾米自己挑的。

跟着走进她的学校,找到一家可以正常点菜的餐厅,我们坐了下来。艾米却突然开始流泪,哭声从潺潺小溪变为汹涌瀑布,我们一时不知所措,只能无力地安抚。

“你怎么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艾米哭。

 “我从来就没有过一个正常的生日,没有人会给我买蛋糕,在学校我就只有一个朋友,是我同学院的学姐。”

“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对我?我招谁惹谁了?学院的人和宿舍的人都是,我不过是做好自己,却要被别人骂。”

抽泣了一阵后,她又缓了过来,一副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我们点了些吃的,唱了生日歌,没办法指使餐厅把灯关掉,就用双手蒙住她的眼睛,她吹了蜡烛睁开眼,一切似乎都安好。

大二结束时的那个暑假,我和艾米一起在学校附近的“付村”租房。那段时间里,她常常会提到一个男人,总是在朋友圈设置分组发一些抹去姓名的、他们两人之间的聊天截图。

艾米是在刚开始做花场时,认识的那个男人。当时艾米待在舞台型的大场子,男人常常去了就包下一个桌位,看演出,打花捧场,专捧她一个人,却从来没提过什么要求。花场歌手总会在表演结束后,挨个到打花的老板桌前敬酒,这么一来一去之后,终于在某次饭局上,他们有了深聊的机会,很快地陷入了一段恋爱关系中。

男人大她十二三岁,是个生意人。生意场上免不了牵扯一帮兄弟朋友,艾米也经常跟随出入饭局。一次在饭局上,男人的一哥们儿喝多了,硬是要灌艾米酒。在这样的场合,男人们默认不喝酒就是不给面子。他刚要替她顶下来,艾米一气之下把酒喝了个干。“我有时候真的特烦他这帮兄弟,但跟着他我也就认了。”

在他们恋爱一段时间后,男人开始要求艾米不要再去花场工作。骨子里的大男子主义和自尊让他无法容忍她以这样的方式为生。艾米却很坚持,她说自己只是唱歌赚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心里很清楚。两人在这件事上却都十分强势,这样的拉锯战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谁也没有做出让步。

“他真的对我很好,但我不希望他总是干涉我。”离开男人后的艾米,依旧念着他的体贴与好,每次提到他,嘴里总是夸赞和惋惜,似乎这个人为她带来了不少温暖与改变。

我能感受到他们的深爱和别离,都是痛苦的。

天使歌厅

我第一个常驻的花场叫“天使歌厅”,场子的主人菲姐是个美丽的女人,30岁上下、短发、五官精致、皮肤白嫩,据说年轻时混迹多个场子,备受欢迎,很快便脱身单干,开起了自己的歌厅。

和其它场子相比,菲姐的场子显得清爽有格调,甚至可以说,更专业一些。这里有单独的化妆间,齐全的演出服装,舞台总是一尘不染,边上还有一根“稍显碍眼”的钢管。上班第一天我才知道这里还有开周会的习惯,菲姐提到歌厅的开会制度和奖金制度,会议在每周周初进行,而奖金制度则是和每周所有人的“打花”记录相关。所有人的“战绩”都会被贴在门口的墙上,每个月排名第一的可以拿到1000块奖金。

图 | 我工作过的“天使歌厅”

“打花”和“开场”都是这里的行话。说到“开场”,这意味着表演要开始了,每个姑娘的表演时间不等,一般只有半首歌的时间。结束后,老板们会从肥大的钱包中掏出几张红票子,递给场内的服务生,服务生把红票子摊开示众后,转交给台上的歌手,台下人看一眼便知道台上的姑娘能到手多少钱,这一系列行为被称为“打花”。

每一笔花,通常都会以“四六分”的方式,“四”给到姑娘们,“六”归场子老板所有。

打花的金额往往是有讲究的,被老板看上的姑娘,打花的钱是其他姑娘的3-5倍多,其他人拿到的钱则是一样多的。当然,“被看上”往往是一件有代价的事情,并不是单纯靠皮囊靠歌喉这么简单,“会来事儿”,甚至能接受被“包养”,才可能为你带来更多的金钱收益。

介绍我来“天使歌厅”的姑娘是音乐学院的,那时她已经不在场子里干了,偶尔捧她的老板光顾,菲姐便会把她喊来。对一切都驾轻就熟的姑娘往台上一站,歌唱半首,四五千块的“花”就打了过来。她满脸笑意,下台后便径直走向那个一脸慈祥、约莫四十多岁的男人,在沙发上依偎在一起,十指相扣。

奔波于场子和学校是一件很累人的事情,对于一心赚钱的我来说,半夜打车回学校是一笔不小的费用。于是我常常选择寄宿在场子的沙发上,或者在附近的KTV匆匆闪入一个空包厢,抱着背包度过剩余的夜晚。

圣诞节是个重要的日子,也不知道这套规矩是怎么定下来的,但在这一天,所有花场的老主顾们都会现身,挨个场子走上一圈,给每个姑娘打上一笔“花”,实则是给各家花场主人一个大面子。圣诞节可是个“敛财”的好日子。

“哟!四哥来啦!”歌厅里身材最丰满的姑娘喊出了声,“圣诞节刚过,就又跑来玩啦。”

“是啊,这不想看你跳钢管舞了。”这个被叫做“四哥”的男人肥头大耳的,对这里熟门熟路,就像回家似的。

丰满姑娘顺势绕到了厅里的钢管旁边,开玩笑地说,“那我就来秀一段。”

“别逗你四哥了。”菲姐笑着从化妆间走出来,淡淡的妆容,却完美地修饰着少女般的脸庞,“今天怎么有时间过来?”说着便坐到了四哥身边。

“想听你唱歌了呗。”

“真的假的,又来这一套哦。”

“当然是真的,就是想听我们菲姐唱歌了。”

“听什么?”

“《浏阳河》吧。”

菲姐似笑非笑地瞪了他一眼,转身拿起话筒,一边喊话“小贺,帮我点一首”,一边等待着前奏的开始。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菲姐开嗓,把我深深惊艳到了。本来对菲姐的印象只停留在“一个皮相很不错的女人”上,却从未想过她的歌声这么动听。

我一动不动地盯着她,在这2、3分钟时间里,她就像身处于空无一人的地下道或热带森林,变得异常沉静。我猛地想起了菲姐曾跟我们说过的一句话,“我这个人很不会讲话的,不会来事,你们要多学学,别像我一样。”

曲终,一片掌声,大家你一言我一嘴:

“菲姐太牛逼了!我都没脸上台唱歌了。”

“菲姐就是深藏不露,你们这些没见过世面的哈哈哈哈哈哈。”

菲姐就像个小女人一样,靠到了四哥身上。

“开场了啊,小贺,你帮着点下歌。”

小贺是这里的服务生,花场里一般会配备一个服务生,通常都是男性服务生。

菲姐开始像场子里的普通女孩们一样,剥着水果,送入四哥的嘴里,四哥搂着她的肩,整个人很放松的样子。

“诶我最近看椰子冻特别火买了好多,拿一个给你尝尝。”说着菲姐便站起身来去取。

四哥懒散地摊在沙发上,突然看到了桌上放着一根夜光棒棒糖,缓缓坐了起来,“这玩意儿有意思啊”,他看了好几眼,“我要带回去给我女儿玩玩”,说着就把棒棒糖揣进了口袋。菲姐刚转过来的脸顿时僵了一下,又很快充满笑意,撒娇般地说,“你快尝尝这个椰子冻啦。

男老板的“夜总会”

在圣诞节过后不久,我又换了一家工作时间更灵活的场子,也认识了隔壁学校的笑笑和明明。

每个在花场工作的姑娘都有自己的艺名,我一开始选择了“小兰”这个名字,到了新地方后却被告知跟其他姑娘重名了,我便改成了“小环”。

同处一个年级的我,跟笑笑和明明很聊得来。在我刚来新场子的时候,她们俩已经在这里干了一段时间。

李哥是花场这一行少见的男性老板,这也注定了他在刚开起场子的前一两个月,总是回不了本儿。

男性老板总是不如女性老板吃香。女老板多为30岁上下,年轻时在各个场子颇有名气,受到不少老板的追捧,等时机成熟,她们便开起了自家的花场,养着自己的一批姑娘。

这些都是从笑笑和明明那里听来的。“李哥净请老板们喝酒,能不亏么?不过也没办法,他也只能靠酒水和称兄道弟来留住客人了。”

这天晚上,李哥和老板们高谈阔论着,“现在成都、深圳也有不少场子呢。什么时候出个差还能去玩玩。”尽管演艺歌厅随处可见,但这种隐蔽性极强的小型花场,竟然也确确实实存在于全国各地。

每个花场里的摆设似乎都大同小异,皮制沙发有着一道道的褶皱,玻璃茶几上永远摆放着满当当的果盘,西瓜是永远少不了的角色,正前方的小舞台有三个拳头高,边上杵着一台被磨得发亮的KTV点歌台,吧台在靠角落的位置,架子上摆满廉价啤酒和空空的洋酒瓶。房间里总有一股“地下室”的霉味儿,暗淡的红色绒布窗帘,遮住了深夜窗外的灯火,楼层的那一边,正是入睡时刻,而这一边,演出才刚刚开始。

明明背后有个固定的金主“张哥”。张哥是一个内敛少言的人,但他常常来场子里看明明,给她打花的时候“毫不手软”,一晚上我们只能拿到六七百块钱,但明明总是可以入账两三千。

那阵子,明明正计划着和同班一个暧昧对象一起去香港,她翻开手机相册跟我分享男生的照片。

“他知道你晚上出来兼职的事情吗?”

“知道啊,我朋友都知道我在这里唱歌。”

“他们不会觉得奇怪吗?”我一脸疑惑。

“他们上回还来这儿接我呢!没事的。”明明似乎一点也不介意。

我来到这家花场工作是因为先认识了明明。每回加了新的微信好友后,我都会习惯性地去翻翻他的朋友圈,当时明明的朋友圈充斥着瘦高腿长的照片,以及各种吃喝与自拍。

三爷

在我来到新场子的隔周,一个被称作“三爷”的人出现了。这个男人梳着油头,披着貂毛外套,夹着略鼓起的黑色皮制钱夹,个子不算高,但有一股说不出来的、不同于其他男人的特别气质。

“哎呀三爷,难得来一趟啊!”李哥一见到三爷就激动地迎了上去,满脸堆笑,嘘寒问暖起来。

“这阵子刚忙完不就来了,别一惊一乍的。”三爷倒是稳稳当当地吐出几句话,坐了下来,从包里掏出一盒雪茄。

开场前,三爷和大家有一句没一句地聊起来。

“最近儿子出国留学,清闲多了。”

“您这忙得还能顾上孩子吗?”

“这不能不管呢是吧,哈哈哈哈哈哈。”

“还记得那会儿在南开读书的时候,就是学习读书,没别的。”

“啊三爷是南开毕业的呀!”几个姑娘露出了兴奋和欣赏的目光,继续听着他的滔滔不绝。

后来不知聊到了什么,三爷开始谈论起“梦境”。

“梦其实就是一种潜意识,越是荒谬的越带着一种现实的痛苦和情感冲动。当然也很难说啦,可能你家养的猫一下子跳到身上,梦里的你还以为是地震了。”

“那本书叫什么来着,关于梦境的?”三爷边说着话,烟灰从那根手指一般粗的雪茄上落下。

“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我脱口说了出来。

显然,三爷展露出来的些许学识和谈吐,勾起了所有人心中的一股崇拜,那一瞬间,我似乎也掉入了这个迷魂阵:“他似乎和其他男人不一样”,“他很聪明”,“他的经历迷人极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思绪涌了进来。

但这样的人为什么要来到这种地方呢?

长期以来,我都试图理解着这些光顾花场的老板们的动机,但同时也“厌恶”着这样一群人的存在,这是一种莫名的属于我自己的“洁癖”感,但相比其他人的乌烟瘴气,三爷似乎显得“高雅”了一些。

隔天,三爷又来了。

尽管这里没有“天使歌厅”那么讲究,但换衣间里却有近百件的、不知从哪里淘来的二手礼服。我匆匆换上选好的裙装,准备到舞台前的沙发上坐会儿。还没待我坐下,三爷便冲我招招手,示意我过去。

我穿着一件白色露肩礼服,疑惑地走过去,“三爷好。”

他抬手帮我把礼服侧面的拉链往上一拽,顺势搂了一把腰,让我坐到他身边。一瞬间,那股“厌恶”的情绪又从心底冒了出来。就像煮沸的开水一样,温度不断超出临界点。

“我去一下厕所啊三爷。”假借这个名义,我匆忙地逃离了他身边。

这天我们很快地开场表演,打花,结束后大家开始闲聊起来。聊到学校和专业,一个叫“小兰”的在校姑娘很快接上了话匣。

“我去年假期在老家还办了补习班,赚了不少钱呢,而且我现在在学校是学生会的副部长。”

三爷笑了笑,“那你最后不还是在这里唱歌?那些东西都没什么用。”

小兰愣了个神,没有反应,李哥又接连挑起了其他话题。

我似乎看到了一种“阶级优越”和“身份默认”,包括我在内的,在花场干过的在校姑娘们一波又一波,我们就像一种“消费品”或“可用金钱置换的服务者”,无论我们的社会身份如何,那些在校的姑娘们有多么优越的成绩,那些白天坐班的白领姑娘们工作有多么拼命,来到这个地方,所有人便被绑上一种无可辩驳的身份,这让我感到痛苦。

图 | 大学毕业后顺路回到第一家歌厅,满眼破败

姚姐

在这个行业,年轻就是优势。如果你到了岁数(步入30大关),还没有混出点名堂,还没有几个捧你场的金主,可能就危险了。

姚姐是场子里年纪最大的,约莫28上下。她肤色黝黑,身材纤细,歌喉略显沙哑。她常常是独来独往,我不知道她白天是否还干着份正经工作,或是只靠晚上这份工过活,我们很少有机会能跟她说上话。

姚姐非常的瘦,本来骨架就小的她,穿上露胳膊露腿的黑色礼服短裙就更显得单薄了。她常常踩着时间点来场子,面无表情地在换衣间里挑选礼服,收拾完毕后便一个人坐到沙发正中间,一手狂按着手机,一手抽着一支烤烟。

和场子里的老板们混得最熟络的就属她,但她拿到的打花钱从来都是最少的。

这天来了个被称作“张总”的人,说起话来毫不顾忌。“小姚你这穿的齐逼小短裤都要看到屁股了”,说着顺势抬起手来比了个准备拍打的动作。

“诶张总别开我玩笑啦,快说说想听什么歌?”姚姐脸上露出些许的尴尬,疲乏地一笑,眼周的细纹堆积在一起。

姚姐很少会露出这样的表情,她常常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任何的闲言碎语和玩笑话都影响不到她的状态。

“哈哈等会着,现在不着急。”

花场的歌手们上台唱歌,往往都会挑些流行曲目,或是老板们偏好的歌。姚姐的嗓音很适合莫文蔚的歌,她常常唱《阴天》,“也许像谁说过的贪得无厌,活该应了谁说过的……”这句还没终了,“花”就打了上来,音乐停了,姚姐从服务生手中接过钱,鞠了一躬,缓缓走下台,面无表情。

直到走近在沙发上坐着的老板身旁,端起酒杯准备敬酒的那一刻,你又能看到她很努力地调动着脸部肌肉,挤出大大的笑容,“多谢张总啦”。

二哥

“二哥”也是经常来场子的老板之一,他和自己的老婆开着一家早餐铺。

“二哥太他妈小气了,每次来不是不给钱,就是掏个最低消费,有这么寒酸的老板么?”这里的姑娘们经常吐槽他。

他常常提着13寸电脑大小的黑色公文包,微醺醺地来,醉醺醺地走。一次,他喝了个酩酊大醉,在散场后硬拉着我、笑笑和明明陪他回家。

李哥赶忙凑过来跟我们交待,“他经常这样,上次他就带着其他几个姑娘回他的早餐铺,说是请她们喝几碗粥,到头来打电话跟我结账说吃了五六百块钱,你们多注意点。”

我们三人相视无言,跟着二哥走入直梯。场子隐藏在商圈的七层(顶层)拐角处,旁边还有一家仅白天营业的,破败不堪的保龄球场。直梯缓缓从七层降到六层、五层……一层,唱完K的人们涌了进来,吃完海底捞的人们也涌了进来,最后我们顺着人群,走出了直梯,拦下一辆的士,往早餐铺开去。

上了车,二哥便开始在的士上胡言乱语起来,在离目的地不到1公里的地方,经过一家他常常光顾的煎饼果子摊,他开始叫嚷着要下车,“给我买100份煎饼果子!100份!”

明明已经靠在后座上睡着了,我和笑笑无奈对视,欲言又止。

“我要100份煎饼果子!让我下车!”

“这……咱们继续开吗?”师傅的车子开始放慢了速度。

“麻烦您了师傅,我们在这儿停一会,马上就回来。”笑笑赶忙应道。

车一停,二哥便拽开车门,一个踉跄下了车。我们担心出什么岔子,紧跟着他走近煎饼果子摊。

“老板!来个100份!多加点儿鸡蛋啊!”说完便开始不断重复着这几句话。

笑笑悄悄走到摊位老板旁边,跟他耳语几句,“老板,两份就行。”付了钱,拿上吃的,我们哄着二哥回到的士上。

到了店,看到二哥的早餐铺前蒸汽腾腾,我们进了门,看到一个系着白色围裙在忙碌的女人。

“你你你……给我们来个几份啊?那个……四份早餐!”二哥的身子摇摇晃晃,结巴地吐出几句话,指了指远处的一个大圆桌,“你们去那儿坐着!”

女人抬头看了一眼二哥,看不出她脸上的任何情绪,紧接着跟身边系着白色围裙的服务生嘀咕了几句,继续忙活手头的擀面杖。

二哥自作主张地给我们点了粥、油条和葱油大饼。自己像前来视察的官员一样,在店里转来转去,似乎在确保一切都按部就班。

凌晨5点30,我们默默地吃完了早餐,找店员结了早餐钱便离开。桌上留下了两份凉掉的、完整的煎饼果子。

“只要一想到回家,内心就充满了空洞和绝望感。”当家失去了疗愈的功效,日光之下的压抑与痛苦,转变为深夜之时的逃离。灯光亮起,欲望与热情在黑夜中被点燃,又在凌晨1、2点的某一刻像匆忙脱掉水晶鞋的公主殿下一样,回归到冰冷的人类社会和家庭生活。

对于猫在漆黑角落的女孩们,欲望变为一种源源不断的诱惑,被包养,补贴经济,混学费,她们以为走向了一条独立自主的通路,理想与自尊却被烧得体无完肤。

两年半之后,因为处理一些毕业事务,我再一次回到天津。在这个城市生活了4年,却依旧情感淡薄。买好了回北京的动车票后,一股突然涌起的执念,催促着我去曾经的“花场”看看。

白日里的商业区不再有夜晚那般空洞,我辗转于周边几栋写字楼,试图找到曾经“工作的地方”。推开熟悉的玻璃门,走入电梯间来到顶层,曾经的保龄球馆变成了溜冰场,藏匿在阴暗角落里的“夜总会”,如今也只剩一片废墟。

 

作者易轰,现为互联网公司职员   

编辑 | 杨艳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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