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二年五月，大明西北边陲的明军大营内。王骥负着双手，站在高台上，神情专注地望向北方的天际。在他身后校场内，一众边将单膝跪地显得非常紧张，不少人的冷汗已经浸湿了衣领。再往南看去，人群之后，是一具已经身首分离的尸体，鲜血还在不住地流淌，颈上的刀口处还在冒着丝丝热气。
时任兵部尚书的王骥，这次是奉旨来整顿军务的。就在不久前，蒙古骑兵几次南下甘州，凉州等处，如入无人之境，几万边军竟不能阻其片刻。所有人都知道王骥的到来，代表着朝廷的问责，却无论如何没料到王骥到的第一天，便斩杀了一位边将立威。
明军图卷
王骥收回了远眺的目光，转身看向了台下的人群。只是轻轻地一瞥，王骥心里不禁一阵叹息。因为从边军将士的眼里，王骥看到了畏惧，看到了顺从，却也同样发现了愤恨与敌意。王骥明白，大明开国至今，自己一个文官，纵然已贵为兵部尚书，署理兵务多年，也很难取代将领在军中的地位。想到这里，王骥摸了摸怀中那道皇帝赐给自己的密敕，心中又涌起万丈豪情。
王骥，字尚德，河北辛集人。历仕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五朝。王骥是明代著名的文臣，是明代三位凭借军功而获得爵位的文官之一，另外两个人是王越和王阳明。提起王骥，所有人都会想到“三征麓川”，的确，这是王骥仕途上最大的功绩了。但是朝史暮想今天要聊的，和“三征麓川”无关，我们试着从王骥的仕途经历，去解读明代朝堂的历史进程，去探析在表面平静的湖水下，那汹涌湍急的暗流。
王骥是永乐四年的进士，之后被授兵科给事中。相当于兵部内部的风宪官。到明仁宗继位后，王骥升到了顺天府尹，就是当时的北京市市长。明仁宗继位不到一年就驾崩了，之后就是明宣宗上台，而王骥依然在按部就班地升官，在宣德初年成为了兵部侍郎，代管都察院。之后被提名兵部尚书，代理兵部事务，一直到宣德九年，才真正成为了兵部尚书。而一年多以后，大明朝又要进入正统时代。
故宫一景
所以，根据以上的履历，我们要注意到两点。第一，王骥在宣德朝后期，已经是兵部尚书了；第二，王骥并没有统兵作战的基层工作经验，只是做了兵部侍郎后（做兵部侍郎还兼着都察院的差事），有较长一段时间协调管理整个兵部的运转，但仅仅停留在高层层面。
我们回到文章开头王骥斩杀失职边将的事情。王骥是去整顿边务的，而王骥当时是取得了明英宗朱祁镇的密令，给予他便宜行事特权。一个大明王朝的兵部尚书，到边疆去整顿兵备，居然需要皇帝特批敕令，这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当时大明的军权，还主要是掌握在武将手里的，像王骥这样的文官，即使业务对口，也很难能够完全服众。
这里就有一个明代的大话题，即“以文治武”。
我们经常说宋代，明代的“以文治武”，广义上其实是说文官集团对武将集团的压制。这种压制，从具体执行层面来说，是文官集团掌控着军队的调动，将领的任免，后勤的保障等，是通过一些制度建设来对王朝的军队进行管控的。这并不是说，一旦有战事，文官集团就能提枪上马，领军出征。
但是从王骥开始，明朝的军队出征作战，文官集团开始在终端领域，即统领军队作战层面上，真正开始占据主导地位。
明代官员
放在明朝来说，其实是文官集团执政话语权的提升，和明初勋贵集团逐渐消亡的一个过程。
明代是讲究子承父业的，这点在军人身上特别明显。父亲是军人，儿子一般也是军人。明初国家的军权，其实掌握在勋贵集团手里的。这帮勋贵集团，又可以分为两批人，一批是跟着朱元璋建国的，另一批是跟着朱棣“靖难”的。而到了正统年间，建国的这批人经历了朱元璋晚年的清洗，已经所剩无几，留下的人都想着如何低调，低调，再低调，而跟着朱棣混的那批，基本上都逝世了或者自身年纪已经很大了，他们的爵位也大致传承到了第二代，第三代甚至第四代，比如张辅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勋贵大佬们的逝世和衰老，意味着勋贵集团实力的下降，而在经过了明初洪武，永乐两朝的频繁军事行动后，从洪熙，宣德，正统时期，大明王朝的国家层面，开始向内部经济建设过渡。注重民生建设的主流趋势，势必造就了文官集团的崛起。
同时，在正统时期，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为，即“三杨内阁”。明英宗朱祁镇登基的时候，才九岁。这个年纪是无法处理一个帝国的政务的，而这时候，如杨士奇，杨荣，杨溥，胡濙，张辅等顾命大臣，开始承担了国家运转的责任，而这几个人里，除了张辅算是功勋集团，其他人都是科举上来的文官，且代表着内阁和六部，力量的比对一目了然。在没有强大皇权制约的情况下，文官集团壮大是一种必然的历史趋势。
明代官员
科举出身，且任兵部尚书的王骥，无疑是这一历史发展的受益者。而在正统初年，王骥去边疆整顿军务，身上带着的授予便宜行事的密令，则毫无疑问是出于内阁的授意。史书里，关于这种敕令，其实出现过好几次。
阿台、朵儿只伯数寇甘、凉，边将屡失利。......二年五月命骥往，许便宜行事。......六年正月......大发东南诸道兵十五万讨之。......骥请得以便宜从事。——《明史·王骥传》
这段节选，说的是王骥两次领命主持军务，都出现了”便宜行事“。一次是上头给王骥的，一次是王骥自己要求来的，这个便宜行事，在文官制衡武将还没有出现制度性保障前，是王骥能够压制武将，于军中贯彻自己意志的重要凭借。朝史暮想摘了一份敕令的内容和大家分享。
总兵，镇守，都司官及备御都指挥，指挥有贪虐，荒淫，不理边务，寇至不能追剿者，具奏处置，......有智勇过人者，许众推举，试实，悉听委任，......凡官军有不遵卿号令，沮坏政务，漏泄事机及遇寇畏缩者，究问明白，斩之以徇。——《明英宗实录》
明军图卷
意思是说，大小将领，有过错的，王骥可以上报朝廷，性质严重，情节恶劣的，可以直接斩杀，而对于有功的，则可以直接进行提拔。
从这份敕令我们可以看出，王骥拥有生杀大权，自然地，凭借这份权力，王骥能够在一众将领之中，获得绝对的主导权。事实上，“总督军务”这个词，就是从王骥这开始频繁出现，并且在之后慢慢成为一种固定职称。而由于王骥本身兵部尚书的职务，使得明代的兵部尚书，从王骥这里开始，渐渐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全国总司令。
我们从史书里可以看出，从王骥正统二年第一次去西北边疆整顿军务，抵御蒙古南下，到正统三年领兵出塞作战，再到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征讨麓川，以至正统十四年主持平定苗乱，王骥的职权越来越大，头衔越来越多，名单排名越来越靠前。
这和当时的历史趋势有关，同样也和王骥个人能力密不可分。不管王骥本人是否意识到，在他的时代，大明王朝迈出了“以文治武”的最为关键的一步。所以，关于王骥，除了“三征麓川”的历史功绩，这一隐性的历史进程节点，也注定要刻上王骥的烙印。
说完长篇大论，我们说点史书里的东西，相信熟悉朝史暮想风格的朋友应该都等急了。
对于王骥，朝史暮想的总体感觉就是，名副其实的政坛常青树，很懂得站队。
正统元年奉诏议边事，越五日未奏。帝怒，执骥与侍郎邝埜下之狱。——《明史·王骥传》
正统元年，作为兵部尚书的王骥，要交一份关于边事的报告，但过了五天都没交上去，皇帝发怒了，把王骥下了监狱。
明英宗朱祁镇 像
有没有觉得这件事情，放在史料里很突兀？这段文字的前文，讲的是王骥在宣德九年正式成为兵部尚书，后文说的是正统二年王骥去西北整顿军务，而王骥入狱这件事情和前后文都没有什么联系。
正统元年，明英宗朱祁镇继位，我们说过，当时的朱祁镇才九岁。九岁的皇帝，要看一份边事军务报告？很显然，不是朱祁镇看，他也看不懂，那么只有一个可能，是当时理政的内阁要看，是“三杨”要看。所以，王骥的入狱，不是皇帝的意思，而是内阁的意思，因为当时的朱祁镇说他是“三杨”的傀儡也不过分。
只有一个解释，内阁要给王骥一个下马威。作为当时大明的国防部长，王骥不是第一天上任，他已经在兵部很多年了，正式成为兵部尚书之前，也一直在署理兵部大小事务，一份边务的报告文件，王骥怎么可能会在五天内都写不出来？那么王骥也是在给内阁扔白眼。皇帝年幼，文官集团主体政治地位上升，但依旧无法避免内部的矛盾重重。
六部看内阁不服气，内阁看六部不顺眼，双方都憋着一股火，要在主少国疑的时候，尽力为自己的团体争取最大的收益。这种存在于内阁与六部之间矛盾，其实明代制度上的先天矛盾，因为内阁有票拟的权力，即政务的建议权，而六部只是作为执行机构，只有行政权。而事实上，整个明代，六部官员都一直在试图加强自己的话语权，增加对皇帝的影响力，甚至想要裁撤内阁，直接同皇帝建立决策关系。
明代官员
很显然，王骥败了，因为正统时期的内阁，那几个姓杨的阁臣，几乎可以视为在代行部分皇权。不过，这场交锋只是双方的一次试探，也达不到交战的程度，双方在明白力量对比之后，内阁权势得到了六部的基本认同，于是王骥很快就出狱，在正统二年便被派去公干，以及在此后几次大型军事行动中，王骥都得到了内阁的支持。这算是不打不相识？
还有一个例子。
正统十三年，王骥第三次征讨麓川归来，便迎来了朝中的一次弹劾。有说他未竟全功的，有说他劳民伤财的，还有说他欺辱百姓的，严重的把他比作唐代的杨国忠，说他欺君罔上。事情闹得很大，但却忽然被压下来了。谁压的？王振。
王骥和王振的关系好，这不是秘密。当初对于麓川之乱，是战是和有过一场争论，王振和王骥都属于主战派。后来王骥能够主导征讨麓川的军事行动，据说是得到了王振的全力支持。正统十三年的王振，已经是权倾一时的权阉了。
而朝史暮想说过，王振的权势熏天，其实不过是明英宗朱祁镇皇权的延伸，所以我们又可以推论，王骥和明英宗的关系不会差。如果说在正统初年，王骥得到“便宜行事”的特权，是内阁以皇帝名义给的，那么从王骥第一次领兵出征麓川开始，王骥统兵权的再次提升，则是皇帝的亲自授意。
明代权监 剧照
但很不幸，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发生，明英宗被蒙古人俘虏，明代宗朱祁钰登基。
正统十四年这场改变大明王朝国运的剧变发生时，兵部尚书王骥正在湖广，贵州等地区平定苗乱。王骥当时收到消息的时候，肯定是懵的，紧接着就会各种不安，因为朝堂变天了，王骥知道朱祁镇被俘，王振被杀，代表着王振一党的彻底覆灭。果然，很快北京就传来了王振一派被清算的消息。王骥和王振实在走的太近了，王骥这时候不得不开始考虑自己的处境。
会英宗北狩，群臣劾王振并及骥。以骥方在军，且倚之平苗，置弗问。......平越被围半岁，巡按御史黄镐死守，粮尽掘草根食之，而骥顿军辰、沅不进。——《明史·王骥传》
“土木之变”后，王骥也被当做了王振的党羽遭到弹劾，但因为王骥还在主持平苗事宜，京城里的政敌暂时没动他。当时有平越城被苗兵围困了半年，明军苦苦坚守，而王骥故意不去救援。
明白了吧，王骥的操作就是，拖延平苗战事。一方面，拖延时间，静观京城局势走向；另一方面，只要自己还握着兵权，在主持平苗军务，这些就是自己的护身符，朝廷要投鼠忌器。
明军图卷
王骥这招从一个官员操守和国家稳定的层面来说，是很不值得提倡的，但是从他自身处境来考量，的确是个高招。果然，王骥硬生生地托了半年，等到京城里折腾得差不多了，朝廷对苗乱也忍无可忍的时候，果断解决了事情，带着胜利回京。
一开始明代宗对王骥是不信任的，回京后的王骥被派到南京去整顿军备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王骥这算是被变相发配了。但事情马上又来了转机。
骥还，命总督南京机务。其冬，乞世券，与之。——《明史·王骥传》
景泰元年，就是王骥回京后，被调到南京。而在这年冬天，王骥忽然向明代宗祈求赏赐，要到了“世劵”。什么是世劵？你可以理解为丹书铁券，也可以理解为王骥家族在大明王朝的终身饭票。
有人说，明代宗给王骥世劵，是为了肯定其军功，并不表示信任王骥，那么朝史暮想告诉你，还是在景泰元年，王骥被皇帝派去守备南宫。知道那时候南宫住着什么人吗？刚刚从蒙古被放回来的明英宗朱祁镇，此刻正被明代宗软禁在南宫。王骥就是被派去监视明英宗的。
一转眼，王骥就从明英宗的兵部尚书，王振党羽，成为了被明代宗给予足够信任的“自己人”了。
明代宗朱祁钰 像
还有更夸张的。
久之，石亨、徐有贞等奉英宗复辟，骥与谋。赏稍后，上章自讼，言：“臣子祥入南城，为诸将所挤，堕地几死。今论功不及，疑有蔽之者。”帝乃官祥指挥佥事。而命骥仍兵部尚书，理部事，加号奉天翊卫推诚宣力守正文臣、光禄大夫，余如故。——《明史·王骥传》
“夺门之变”后，明英宗朱祁镇重新复辟登基，王骥参与了“夺门之变”，并且王骥在事后主动上书明英宗，说自己还有个儿子在帮助陛下您复辟的时候，也出过力，但是没得到赏赐。明英宗就赏了王骥这个儿子做指挥佥事，并且又让王骥做了兵部尚书，还加了封号。
很多历史的细节已经无法通过史书的只言片语得到彻底的还原，对于王骥，在这对兄弟皇帝中间各种灵活的手腕，朝史暮想也不打算脑洞大开地去推测了，只能说对着王骥竖起一个大拇指，送上一个大大的“服”字。
谁说伴君如伴虎，谁说一入朝堂深似海？对于王骥来讲，政治斗争根本就是小孩子过家家的把戏，完全是就是王骥在玩皇帝。
故宫太和殿
“夺门之变”之后，官复原职的王骥就提出辞职，致仕回乡了。朝史暮想不知道这次辞职，是王骥心满意足的荣归故里，还是满怀不甘的被逼无奈，但王骥又完美地躲过了之后对“夺门之变”中，功勋三人组的政治清洗。天顺四年，王骥平静地在家中逝世，享年八十有三。
王骥，字尚德，历仕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五朝，历任兵科给事中，山西按察副使，顺天府尹，兵部侍郎，兵部尚书等职，加奉天翊卫推诚宣力守正文臣，光禄大夫。王骥抗击蒙古，征讨麓川，平定苗乱，是明代以文官统领军务征伐的第一人，也由此开启了大明“以文治武”的全新时代。
对于王骥为人，后人评价不一，褒贬各异，但朝史暮想只想说一句，因为王骥坚持对麓川的用兵，和其三次主导的麓川之战，才有我们西南领土的完整，希望诸位明白这句话的份量。
朝史暮想，总有些干货可以在历史中挖掘。
参考资料：《明史》，《明实录》。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