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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政坛常青树,开启了文官统兵的新时代,大明兵部尚书——王骥

正统二年五月,大明西北边陲的明军大营内。王骥负着双手,站在高台上,神情专注地望向北方的天际。在他身后校场内,一众边将单膝跪地显得非常紧张,不少人的冷汗已经浸湿了衣领。再往南看去,人群之后,是一具已经身首分离的尸体,鲜血还在不住地流淌,颈上的刀口处还在冒着丝丝热气。

时任兵部尚书的王骥,这次是奉旨来整顿军务的。就在不久前,蒙古骑兵几次南下甘州,凉州等处,如入无人之境,几万边军竟不能阻其片刻。所有人都知道王骥的到来,代表着朝廷的问责,却无论如何没料到王骥到的第一天,便斩杀了一位边将立威。

明军图卷

王骥收回了远眺的目光,转身看向了台下的人群。只是轻轻地一瞥,王骥心里不禁一阵叹息。因为从边军将士的眼里,王骥看到了畏惧,看到了顺从,却也同样发现了愤恨与敌意。王骥明白,大明开国至今,自己一个文官,纵然已贵为兵部尚书,署理兵务多年,也很难取代将领在军中的地位。想到这里,王骥摸了摸怀中那道皇帝赐给自己的密敕,心中又涌起万丈豪情。

被历史选择的人,亦是推动历史的人

王骥,字尚德,河北辛集人。历仕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五朝。王骥是明代著名的文臣,是明代三位凭借军功而获得爵位的文官之一,另外两个人是王越和王阳明。提起王骥,所有人都会想到“三征麓川”,的确,这是王骥仕途上最大的功绩了。但是朝史暮想今天要聊的,和“三征麓川”无关,我们试着从王骥的仕途经历,去解读明代朝堂的历史进程,去探析在表面平静的湖水下,那汹涌湍急的暗流。

王骥是永乐四年的进士,之后被授兵科给事中。相当于兵部内部的风宪官。到明仁宗继位后,王骥升到了顺天府尹,就是当时的北京市市长。明仁宗继位不到一年就驾崩了,之后就是明宣宗上台,而王骥依然在按部就班地升官,在宣德初年成为了兵部侍郎,代管都察院。之后被提名兵部尚书,代理兵部事务,一直到宣德九年,才真正成为了兵部尚书。而一年多以后,大明朝又要进入正统时代。

故宫一景

所以,根据以上的履历,我们要注意到两点。第一,王骥在宣德朝后期,已经是兵部尚书了;第二,王骥并没有统兵作战的基层工作经验,只是做了兵部侍郎后(做兵部侍郎还兼着都察院的差事),有较长一段时间协调管理整个兵部的运转,但仅仅停留在高层层面。

我们回到文章开头王骥斩杀失职边将的事情。王骥是去整顿边务的,而王骥当时是取得了明英宗朱祁镇的密令,给予他便宜行事特权。一个大明王朝的兵部尚书,到边疆去整顿兵备,居然需要皇帝特批敕令,这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当时大明的军权,还主要是掌握在武将手里的,像王骥这样的文官,即使业务对口,也很难能够完全服众。

这里就有一个明代的大话题,即“以文治武”。

我们经常说宋代,明代的“以文治武”,广义上其实是说文官集团对武将集团的压制。这种压制,从具体执行层面来说,是文官集团掌控着军队的调动,将领的任免,后勤的保障等,是通过一些制度建设来对王朝的军队进行管控的。这并不是说,一旦有战事,文官集团就能提枪上马,领军出征。

但是从王骥开始,明朝的军队出征作战,文官集团开始在终端领域,即统领军队作战层面上,真正开始占据主导地位。

明代官员

放在明朝来说,其实是文官集团执政话语权的提升,和明初勋贵集团逐渐消亡的一个过程。

明代是讲究子承父业的,这点在军人身上特别明显。父亲是军人,儿子一般也是军人。明初国家的军权,其实掌握在勋贵集团手里的。这帮勋贵集团,又可以分为两批人,一批是跟着朱元璋建国的,另一批是跟着朱棣“靖难”的。而到了正统年间,建国的这批人经历了朱元璋晚年的清洗,已经所剩无几,留下的人都想着如何低调,低调,再低调,而跟着朱棣混的那批,基本上都逝世了或者自身年纪已经很大了,他们的爵位也大致传承到了第二代,第三代甚至第四代,比如张辅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勋贵大佬们的逝世和衰老,意味着勋贵集团实力的下降,而在经过了明初洪武,永乐两朝的频繁军事行动后,从洪熙,宣德,正统时期,大明王朝的国家层面,开始向内部经济建设过渡。注重民生建设的主流趋势,势必造就了文官集团的崛起。

同时,在正统时期,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为,即“三杨内阁”。明英宗朱祁镇登基的时候,才九岁。这个年纪是无法处理一个帝国的政务的,而这时候,如杨士奇,杨荣,杨溥,胡濙,张辅等顾命大臣,开始承担了国家运转的责任,而这几个人里,除了张辅算是功勋集团,其他人都是科举上来的文官,且代表着内阁和六部,力量的比对一目了然。在没有强大皇权制约的情况下,文官集团壮大是一种必然的历史趋势。

明代官员

科举出身,且任兵部尚书的王骥,无疑是这一历史发展的受益者而在正统初年,王骥去边疆整顿军务,身上带着的授予便宜行事的密令,则毫无疑问是出于内阁的授意。史书里,关于这种敕令,其实出现过好几次。

阿台、朵儿只伯数寇甘、凉,边将屡失利。......二年五月命骥往,许便宜行事。......六年正月......大发东南诸道兵十五万讨之。......骥请得以便宜从事。——《明史·王骥传》

这段节选,说的是王骥两次领命主持军务,都出现了”便宜行事“。一次是上头给王骥的,一次是王骥自己要求来的,这个便宜行事,在文官制衡武将还没有出现制度性保障前,是王骥能够压制武将,于军中贯彻自己意志的重要凭借。朝史暮想摘了一份敕令的内容和大家分享。

总兵,镇守,都司官及备御都指挥,指挥有贪虐,荒淫,不理边务,寇至不能追剿者,具奏处置,......有智勇过人者,许众推举,试实,悉听委任,......凡官军有不遵卿号令,沮坏政务,漏泄事机及遇寇畏缩者,究问明白,斩之以徇。——《明英宗实录》

明军图卷

意思是说,大小将领,有过错的,王骥可以上报朝廷,性质严重,情节恶劣的,可以直接斩杀,而对于有功的,则可以直接进行提拔。

从这份敕令我们可以看出,王骥拥有生杀大权,自然地,凭借这份权力,王骥能够在一众将领之中,获得绝对的主导权。事实上,“总督军务”这个词,就是从王骥这开始频繁出现,并且在之后慢慢成为一种固定职称。而由于王骥本身兵部尚书的职务,使得明代的兵部尚书,从王骥这里开始,渐渐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全国总司令。

我们从史书里可以看出,从王骥正统二年第一次去西北边疆整顿军务,抵御蒙古南下,到正统三年领兵出塞作战,再到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征讨麓川,以至正统十四年主持平定苗乱,王骥的职权越来越大,头衔越来越多,名单排名越来越靠前。

这和当时的历史趋势有关,同样也和王骥个人能力密不可分。不管王骥本人是否意识到,在他的时代,大明王朝迈出了“以文治武”的最为关键的一步。所以,关于王骥,除了“三征麓川”的历史功绩,这一隐性的历史进程节点,也注定要刻上王骥的烙印。

是功勋卓著的重臣,亦是擅于站队的官僚

说完长篇大论,我们说点史书里的东西,相信熟悉朝史暮想风格的朋友应该都等急了。

对于王骥,朝史暮想的总体感觉就是,名副其实的政坛常青树,很懂得站队

正统元年奉诏议边事,越五日未奏。帝怒,执骥与侍郎邝埜下之狱。——《明史·王骥传》

正统元年,作为兵部尚书的王骥,要交一份关于边事的报告,但过了五天都没交上去,皇帝发怒了,把王骥下了监狱。

明英宗朱祁镇 像

有没有觉得这件事情,放在史料里很突兀?这段文字的前文,讲的是王骥在宣德九年正式成为兵部尚书,后文说的是正统二年王骥去西北整顿军务,而王骥入狱这件事情和前后文都没有什么联系。

正统元年,明英宗朱祁镇继位,我们说过,当时的朱祁镇才九岁。九岁的皇帝,要看一份边事军务报告?很显然,不是朱祁镇看,他也看不懂,那么只有一个可能,是当时理政的内阁要看,是“三杨”要看。所以,王骥的入狱,不是皇帝的意思,而是内阁的意思,因为当时的朱祁镇说他是“三杨”的傀儡也不过分。

只有一个解释,内阁要给王骥一个下马威。作为当时大明的国防部长,王骥不是第一天上任,他已经在兵部很多年了,正式成为兵部尚书之前,也一直在署理兵部大小事务,一份边务的报告文件,王骥怎么可能会在五天内都写不出来?那么王骥也是在给内阁扔白眼。皇帝年幼,文官集团主体政治地位上升,但依旧无法避免内部的矛盾重重。

六部看内阁不服气,内阁看六部不顺眼,双方都憋着一股火,要在主少国疑的时候,尽力为自己的团体争取最大的收益。这种存在于内阁与六部之间矛盾,其实明代制度上的先天矛盾,因为内阁有票拟的权力,即政务的建议权,而六部只是作为执行机构,只有行政权。而事实上,整个明代,六部官员都一直在试图加强自己的话语权,增加对皇帝的影响力,甚至想要裁撤内阁,直接同皇帝建立决策关系。

明代官员

很显然,王骥败了,因为正统时期的内阁,那几个姓杨的阁臣,几乎可以视为在代行部分皇权。不过,这场交锋只是双方的一次试探,也达不到交战的程度,双方在明白力量对比之后,内阁权势得到了六部的基本认同,于是王骥很快就出狱,在正统二年便被派去公干,以及在此后几次大型军事行动中,王骥都得到了内阁的支持。这算是不打不相识?

还有一个例子。

正统十三年,王骥第三次征讨麓川归来,便迎来了朝中的一次弹劾。有说他未竟全功的,有说他劳民伤财的,还有说他欺辱百姓的,严重的把他比作唐代的杨国忠,说他欺君罔上。事情闹得很大,但却忽然被压下来了。谁压的?王振

王骥和王振的关系好,这不是秘密。当初对于麓川之乱,是战是和有过一场争论,王振和王骥都属于主战派。后来王骥能够主导征讨麓川的军事行动,据说是得到了王振的全力支持。正统十三年的王振,已经是权倾一时的权阉了。

而朝史暮想说过,王振的权势熏天,其实不过是明英宗朱祁镇皇权的延伸,所以我们又可以推论,王骥和明英宗的关系不会差。如果说在正统初年,王骥得到“便宜行事”的特权,是内阁以皇帝名义给的,那么从王骥第一次领兵出征麓川开始,王骥统兵权的再次提升,则是皇帝的亲自授意。

明代权监 剧照

但很不幸,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发生,明英宗被蒙古人俘虏,明代宗朱祁钰登基。

正统十四年这场改变大明王朝国运的剧变发生时,兵部尚书王骥正在湖广,贵州等地区平定苗乱。王骥当时收到消息的时候,肯定是懵的,紧接着就会各种不安,因为朝堂变天了,王骥知道朱祁镇被俘,王振被杀,代表着王振一党的彻底覆灭。果然,很快北京就传来了王振一派被清算的消息。王骥和王振实在走的太近了,王骥这时候不得不开始考虑自己的处境。

会英宗北狩,群臣劾王振并及骥。以骥方在军,且倚之平苗,置弗问。......平越被围半岁,巡按御史黄镐死守,粮尽掘草根食之,而骥顿军辰、沅不进。——《明史·王骥传》

“土木之变”后,王骥也被当做了王振的党羽遭到弹劾,但因为王骥还在主持平苗事宜,京城里的政敌暂时没动他。当时有平越城被苗兵围困了半年,明军苦苦坚守,而王骥故意不去救援。

明白了吧,王骥的操作就是,拖延平苗战事。一方面,拖延时间,静观京城局势走向;另一方面,只要自己还握着兵权,在主持平苗军务,这些就是自己的护身符,朝廷要投鼠忌器。

明军图卷

王骥这招从一个官员操守和国家稳定的层面来说,是很不值得提倡的,但是从他自身处境来考量,的确是个高招。果然,王骥硬生生地托了半年,等到京城里折腾得差不多了,朝廷对苗乱也忍无可忍的时候,果断解决了事情,带着胜利回京。

一开始明代宗对王骥是不信任的,回京后的王骥被派到南京去整顿军备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王骥这算是被变相发配了。但事情马上又来了转机。

骥还,命总督南京机务。其冬,乞世券,与之。——《明史·王骥传》

景泰元年,就是王骥回京后,被调到南京。而在这年冬天,王骥忽然向明代宗祈求赏赐,要到了“世劵”。什么是世劵?你可以理解为丹书铁券,也可以理解为王骥家族在大明王朝的终身饭票。

有人说,明代宗给王骥世劵,是为了肯定其军功,并不表示信任王骥,那么朝史暮想告诉你,还是在景泰元年,王骥被皇帝派去守备南宫。知道那时候南宫住着什么人吗?刚刚从蒙古被放回来的明英宗朱祁镇,此刻正被明代宗软禁在南宫。王骥就是被派去监视明英宗的

一转眼,王骥就从明英宗的兵部尚书,王振党羽,成为了被明代宗给予足够信任的“自己人”了。

明代宗朱祁钰 像

还有更夸张的。

久之,石亨、徐有贞等奉英宗复辟,骥与谋。赏稍后,上章自讼,言:“臣子祥入南城,为诸将所挤,堕地几死。今论功不及,疑有蔽之者。”帝乃官祥指挥佥事。而命骥仍兵部尚书,理部事,加号奉天翊卫推诚宣力守正文臣、光禄大夫,余如故。——《明史·王骥传》

夺门之变”后,明英宗朱祁镇重新复辟登基,王骥参与了“夺门之变”,并且王骥在事后主动上书明英宗,说自己还有个儿子在帮助陛下您复辟的时候,也出过力,但是没得到赏赐。明英宗就赏了王骥这个儿子做指挥佥事,并且又让王骥做了兵部尚书,还加了封号。

很多历史的细节已经无法通过史书的只言片语得到彻底的还原,对于王骥,在这对兄弟皇帝中间各种灵活的手腕,朝史暮想也不打算脑洞大开地去推测了,只能说对着王骥竖起一个大拇指,送上一个大大的“服”字。

谁说伴君如伴虎,谁说一入朝堂深似海?对于王骥来讲,政治斗争根本就是小孩子过家家的把戏,完全是就是王骥在玩皇帝。

故宫太和殿

“夺门之变”之后,官复原职的王骥就提出辞职,致仕回乡了。朝史暮想不知道这次辞职,是王骥心满意足的荣归故里,还是满怀不甘的被逼无奈,但王骥又完美地躲过了之后对“夺门之变”中,功勋三人组的政治清洗。天顺四年,王骥平静地在家中逝世,享年八十有三。

王骥,字尚德,历仕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五朝,历任兵科给事中,山西按察副使,顺天府尹,兵部侍郎,兵部尚书等职,加奉天翊卫推诚宣力守正文臣,光禄大夫。王骥抗击蒙古,征讨麓川,平定苗乱,是明代以文官统领军务征伐的第一人,也由此开启了大明“以文治武”的全新时代。

对于王骥为人,后人评价不一,褒贬各异,但朝史暮想只想说一句,因为王骥坚持对麓川的用兵,和其三次主导的麓川之战,才有我们西南领土的完整,希望诸位明白这句话的份量

朝史暮想,总有些干货可以在历史中挖掘。

参考资料:《明史》,《明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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