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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一生命途偃蹇，前后历典八州，南北行程万里。“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既是他对个人仕途经历的自嘲，也是对其人生况味的另类总结。有人在比较苏轼贬谪黄州、惠州、儋州时期所表现出来的人生态度后指出：“苏轼初到贬地的喜，实际上是故意提高对贬谪生活的期望值，借以挣脱苦闷情绪的包围，颇有佯作旷达的意味；只有经过实在的贬谪之悲的浸泡和过滤，即经历人生大喜大悲的反复体验，才领悟到人生的底蕴和真相，他的旷达性格才日趋稳定和深刻，才经得住外力的任何打击。”
黄州时期的“自安”
苏轼思想通达，兼受儒、道、释，而以儒家体系为基础，故必有求仕宦而用事之追求。二十二岁高中进士之后，更是“奋厉有当世志”(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宋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遭遇新党诬陷，下御史台狱勘问，史称“乌台诗案”。获释后，苏轼被贬官，“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自宋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至黄州，到宋元丰七年（1084年）六月移汝州，历时四年两个月。在此期间，苏轼写下220余首诗作，从中不难寻绎苏轼潜藏于深层的内在心态。宋元丰三年正月，苏轼离京赴任，途经春风岭，写下《梅花二首》：幽谷涧水旁、败草荆棘间开放着梅花，给苏轼留下了深刻印象，“开自无聊落更愁”。在这里，地处幽僻、备受摧残的梅花岂非苏轼个人的恰切写照？诗人前途未卜，内心忐忑，但也不能直抒胸臆，故将一腔悲苦与无奈诉诸春风岭的梅花。翌年同一日，苏轼忆及春风岭梅花：“去年今日关山路，细雨梅花正断魂。”(《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予于女王城东禅庄院》)十四年后，苏轼再次思及春风岭梅花：“春风岭上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断魂。”(《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由屡屡提及的“断魂”梅花来看，苏轼虽然性格中具有旷达乐观的因子，但初次遭贬，心里难免悲苦失落，故其所关注者多为清冷孤傲之意象。在作于贬途中湖北浠水巴河镇的《晓至巴河口迎子由》一诗中，苏轼更是将满怀愁怨表达得更为明晰：“去年御史府，举动触四壁。幽幽百尺井，仰天无一席。隔墙闻歌呼，自恨计之失。留诗不忍写，苦泪渍纸笔。”诗人回忆“乌台诗案”中被困御史台狱的情景，深恨自己处事不当。京城朝堂成了诗人的伤心地，诗人不愿再回到那是非之地，因此在诗作最后写道：“此邦疑可老，修竹带泉石。”虽言可以于此地终老此生，但一个“疑”字，却不免流露出诗人内心的猜度与不安。黄州地处偏僻，苏轼官微禄薄，生活极其困窘，其所居“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其所食乃“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寒食雨二首》之二)。即使后来经友人求告，东坡得以自耕，但情况依然艰难，故而诗人慨叹“刮毛龟背上，何时得成毡”(《东坡八首》之八)。其生活状况之恶劣，由此可见一斑。除却生活艰难之外，精神上的压抑给诗人带来了更为深层的痛苦。鉴于“乌台诗案”牵连颇广，此时的苏轼分外谨慎，在给友人李之仪的信中，苏轼这一心态表露无遗：“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答李端叔一首》)在此情形下，苏轼认为“不如牢闭口，莫把笔”(《与人》)。即使偶有与亲友的通信和诗文唱和，苏轼也一再提及“言语之间，人情难测”(《与腾达道书》)。苏轼贬谪黄州之后，亲朋故旧多所断绝，反与僧道如参寥子、圆通、佛印等交游渐密。在与他们诗文往来时，苏轼也时时不忘罪己颂圣：“仆罪大责轻，谪居以来，杜门念咎而已。平生亲识，亦断往还，理固宜尔。”(《与参寥子二十一首》之二)从这些记载中不难看出，苏轼在黄州不仅生活困窘，心理负担亦极为沉重。唯其不安，故求自安。因此，这一时期苏轼的诗作在故作旷达和心怀惴惴之间颇有值得琢磨之处：诗之开篇自嘲一生劳碌，老景潦倒。诗人似乎很快接受了现实，既然已无“治平”的可能，那就只好效仿老庄的“随缘自适”，享受“鱼美”“笋香”的当下生活，但尾联却以“只惭”“尚费”二转语，写出了诗人的气馁羞惭：自己于公事无补，却空拿俸禄，惭愧中流露出对朝廷的感恩。如此行文，着实令人玩味，细思其间，实则蕴含着忠心为国却突遭冤狱的不平。然而为求得自安，只能心怀抱怨却不忘罪己颂圣，个中况味，实在难以名之为“旷达”。这样的情绪在《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一诗亦有充分体现：诗人月夜独出，“江云有态”“竹露无声”“弱柳万丝”“残梅一枝”，虽然万千风物并陈眼前，但依然心绪难平——“饮中真味老更浓，醉里狂言醒可怕。但当谢客对妻子，倒冠落佩从嘲骂。”诗人借酒浇愁，但醒来后又担心醉话招祸，只好闭门谢客，独对妻子。那一抹貌似超脱潇洒背后，隐藏着的是诗人的忐忑不安。此外，“早晚青山映黄发，相看万事一时休”(《今年正月十四日与子由别于陈州五月子由复至奇安未至以诗迎之》)，“万事到头都是梦，明日黄花蝶也愁”(《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小舟从此逝，江海度余生”(《临江仙·夜归临皋》)等，皆是作者谪居黄州时创作心态的反映。此时的苏轼，虽然偶有“行看花柳动，坐享无边春”(《大寒步至东坡赠巢三》)的闲适，但其心态主要是谨慎自安，距真正的“旷达”还有一定的距离。惠州时期的“自适”
宋绍圣元年（1094年），朝政重新被新党把持。六月，御史来之邵等抨击苏轼“掌内外制日，所作词命，以为讥斥先朝”(《宋史·苏轼传》)。苏轼因此再度被贬，且谪命三改，最后“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宋史·苏轼传》)。苏轼前后寓居惠州三年。惠州时期，苏轼畏祸之心犹存，这在与友人的通信中时有表露。如其与孙勰的书信中言道：“自惟无状，百无所益于故旧，惟文字庶几不与草木同腐，故决意为之，然决不敢相示也。”(《与孙勰》)苏轼历经文祸，深知书信往来对故友“百无所益”，虽无法辍笔，但为了故友安全，只能“决不敢相示也”。在与时任广东提刑程正辅的书信中，苏轼表示对于自己所作和陶诗“幸读讫，便毁之也”。在与程正辅的书信中，苏轼指点浮桥之事，且“乞密之，勿云出于老弟也”(《与程正辅信（十九）》)。针对惠州军政兵卫，苏轼稍有建言，即云“此本乞一详览，便付火”(《与程正辅信（二十）》)。但与黄州时期所不同者，虽然依旧遵循着谨言慎行的行事法则，但此时的苏轼跳出了“穷则独善其身”的限制，而强调“君子有责于斯世，力能救则救之”，“力能正则正之”(《苏氏易传》卷四)。“言为心声”，心态有所改变，诗风自然也有所变化。《临城道中作》即为实例，诗人于“连日风埃”中奔赴贬所，“未尝了了见太行”，忽遇“天气清彻”，故而驻足停留，“西望太行”，但见“草木可数，冈峦北走，崖谷秀杰”。此时，诗人言道“逐客何人著眼看，太行千里送征鞍”。与同是作于赴任途中的《梅花二首》相比，一低沉，一洒脱，较然有别。即使诗人心有顾虑，但与他人一番交谈，也会疑虑消释，而尽享惠州风物之美：此四句写来，景象清新、色彩亮丽。所选景物无论从色彩还是形态都迥异于黄州贬途。在《发广州》一诗中，诗人更是直言“此身良自如”，在“三杯软饱后，一枕黑甜余”，宁愿倒卧船头，耳听蒲涧“疏钟”，远望黄湾“落木”，看山中樵夫村妇砍柴打渔，心境平和宁静。正因如此，贬谪惠州期间，诗人始以审美眼光审视惠州风物，凡有可观，即前往游览，如道教名山罗浮山、“岭南第一汤”汤泉，且数度游览博罗香积寺等。苏轼将这可观之风物揽入眼底，诉诸笔端，于诗中一一再现，如《白水山佛迹岩》：面对险峻磅礴的景色，诗人展开奇伟想象，将山势比作大鹏舒展的垂天双翼，更想象神工煽动炉火，将山石熔化填补罗山与浮山之间的空隙。诗人将自然景致与神话传说熔铸于一体，诗意挥洒自如、高标风雅。随后直抒胸臆，表达了对白水山佛迹岩的喜爱之情：“此山吾欲老”，而佛迹岩似乎也有了灵性，对诗人的到来颇为欣喜，“溪流变春酒，与我相宾主”，盛情款待，宾主尽欢。如此恢弘的景观，如此灵动的表达，如果没有放松的心态、喜悦的情感，想必是无法做到的。不只秀丽的山川可以引发诗兴，即使平凡的田居生活，苏轼亦能发现其美，收之入诗，如《小圃五咏》《雨后行菜圃》《残腊独出》《种茶》《撷菜》等，试观其《纵笔》一诗：此诗声名甚大，流传甚广，堪称苏轼寓惠时期生活、心态的绝妙写照。此时诗人物质生活困窘，健康状况堪忧，镜中白发萧散，蜗居小阁藤床。但谪惠之后的苏轼在“行藏在我”理念的指引下，并未沉沦下去，后两句未必实写，更多的是诗人的想象，但却体现了苏轼此时平和恬适的文化性格及宁静隽永的审美情趣。寓居惠州时间愈久，诗人的心态愈加安定平静。宋绍圣二年（1095年），苏轼在与孙勰书信中说道：“某谪居已逾年，诸况粗遣。祸福苦乐，念念迁徙，无足留胸中者。”在与程正辅的书信中，苏轼言道：“某睹近事，已绝北归之望。然中心甚安之。未说妙理达观，但譬如原是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诗人直言虽北归无望，但心内甚安，其平静心态可窥一斑。苏轼的心境之所以有所改变，对佛道思想的接受和认同是一个重要原因。史载苏轼“八岁入小学，以道士张易简为师”，“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苏轼终其一生虽未皈依佛道，但能“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濯”(《答毕仲举书》)，借佛道思想平和心态，达到“随缘自适”。在这一时期，诗人交游之禅僧超过百人，对佛家思想有较深体悟。这不仅消弭了被贬黄州时的愤激之情和不遇之感，并对其心态产生了重要影响。儋州时期的“自乐”
宋绍圣四年（1097年）闰二月，苏轼再次接到谪命，“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治儋州）安置”。宋元符三年（1100年），宋徽宗即位，苏轼遇赦北归，翌年七月病逝于常州。儋州远在海岛，时人称之“蛮荒”，生活环境之困苦可想而知。苏轼自叙儋州的生活是“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书海南风土》)。在与友人的书信中，苏轼写道：“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于海外。”(《与王敏仲书》)在《到昌化军谢表》中，苏轼再次作出如下表述：“臣孤老无托，瘴疠交攻。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仰于海外，宁许生还。”虽然如此，苏轼并未悲观绝望，较之于前两个时期，苏轼此时更善于排解苦难，随遇而安。诗人刚刚踏足海岛，即赋长诗一首，且命一长题曰《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此数句》。通观全诗，除却“登高望中原，但见积水空。此生当安归，四顾真途穷”四句稍有落寞之情外，诗作从“眇观大瀛海”的海天空阔写到“茫茫太仓中”的宇宙浩瀚，继而又以“幽怀忽破散，永啸来天风。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浓墨重彩地描绘了海岛万物的强劲冲击，境界为之一变。对于此诗，后世多有评断。汪师韩云：“行荒原僻陋之地，作骑龙弄凤之思。一气浩歌而出，天风浪浪，海山苍苍，足当司空图豪放二字。”而王文诰则谓：“高唱入云，有叫阖排阍之响，声彻九天九地矣。”上述评鉴，皆从诗作不同凡响之气象着眼，确有识见。谪居儋州的苏轼，潇洒坦然，镇定超脱，真正做到了不为世俗祸福拘牵，不为得失生死烦扰，处处显示出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此一时期大量和陶诗的出现即为明证。苏轼现存“和陶诗”一百二十四首，创作时间前后延续近十年，主要在扬州、惠州和儋州三地完成，而在儋州创作五十六首，约占半数。苏轼之所以追和陶诗，乃在于“渊明临终疏告俨等：‘……（吾）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渊明此语，盖实录也。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苏辙《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苏轼与陶渊明在思想性格和政治遭遇上有极似之处，而反观苏轼一生困顿坎坷，远不如陶渊明之见势而返，保其志节。苏轼在经历了两上两下的仕途坎坷后，又经过对佛道思想的深刻思考，对陶渊明的人生态度更为认同：“莫从老君言，亦莫用佛语。仙山与佛国，终恐无是处。甚欲随陶翁，移家酒中住。”(《和陶神释》)今观苏轼儋州和陶诗诸作中，表现诗人随遇而安、悠然恬适生活状态的篇章俯拾皆是：“守静极以自作，时爵跃而鲵桓”(《和归去来兮辞》)，“一饱便终日，高眠忘百须”(《和陶和刘柴桑》)，“手栽兰与菊，侑我请宴终”(《和陶戴主簿》)等等。日子清苦，但远离官场，蔬食尚可果腹，高眠足以忘忧，又有亲手种下的兰菊为伴，生活自有一份恬淡畅快。而其《和陶潜游斜川，时正月五日与儿子过出游作》更是经典之作，在“谪居澹无事”之时，不妨出游：眼前春光明媚，江水澄静，船随水流，人卧船中，自有一番悠然趣味。诗人此时已心无挂碍，无物汲汲，鸥鹭啼鸣入耳，更添自在情韵。江水阻遏，无法前行，索性弃舟登岸，攀上小丘，一览明丽风光。酒兴不期而至，独酌即可，不必满座宾朋，觥筹交错。有了如此心境，儋州的山川风物、村野生活也妙趣横生起来。此时的苏轼不再像谪居黄州、惠州时遍寻名山胜景，而是全身心融入底层人民生活，体味节奏舒缓的宁静中的快乐，并写下了大量描写海南风土人情的小诗，情趣怡然。如其“斗酒与只鸡，酣歌饯华颠”，“呼我钓其池，人鱼两忘返”，“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此情此景中，“天涯万里”何必为意，“溪边舞雩”的古朴民风才足以畅怀。而最能印证苏轼儋州心态的诗作莫过于同题之作《纵笔》：“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哪知是酒红。”与惠州之作相比，前者是文人的潇洒气度，是萧散的适；而后者则是畅快淳朴的乡居风情，是豁达的乐。经由谪居黄州时期的心怀惴惴，但求“自安”，到惠州时期的渐至淡泊，“自适”为乐，再至儋州时期的心无挂碍，旷达“自乐”，苏轼终归具有了一种异于他人的精神特质：在回味咀嚼痛苦之时重新思考生命的真谛，在儒家舍生取义的终极追求和佛道乐天知命的人生态度之中吸收了与现实处境相适应的成分，不停地调整着人生方向，最终达到了心灵宁静，乐观待物。这种精神特质不是缘于单纯的抽象思辨，而是与坎坷的人生经历紧密联系，因而更具典型性和吸引力，而苏轼所表现出的独特人格魅力也成为后世文人竞相追慕的对象。◎本文原载于《文学遗产》，图源网络，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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