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必西厢》是“无效证据”吗？——《何必西厢》再探

笔者的文章《“曹雪芹”乃拾人牙慧一文抄公，伟大在哪儿？——<何必西厢>初探》上传后引起一些红友关注、议论；当然曹学家和曹粉不会关心的，他们是自闭症患者，有自己的世界，时时刻刻提防着自己筑成的玻璃世界被捅破，一发而不可收拾。我们作为有爱心的健康人就宽容些吧。

引起争议的主要有以下一些问题：

1，《何必西厢》最早的版本究竟是不是在雍正年间已刊行？

2，“红楼梦”三字是不是嘉庆年间的“春谷先生”篡加造伪的？

3，《何必西厢》一书内的众多《红楼梦》元素是不是因“春谷先生”篡加了“红楼梦”三字后又来了个大手术，进行系统的、有计划、有规模的造伪活动呢？

本文就以上三个问题逐一进行初步的回应：

第一，《何必西厢》最早的版本究竟是不是在雍正年间已刊行？这个问题本不存在，学界早已公认。但是为了那位可爱的“曹雪芹”，有人总是疑神疑鬼，时不时地要冒出这样的念头。现在虽然没有实物可以证明雍正版的《何必西厢》存世，但不能就此认定嘉庆版的《梅花梦》及其序文都是造伪吧？有以下三条证据链将《何必西厢》最早刊行于雍正年间的定论串了起来：

1，《何必西厢》之书名本身也能证明它产生于雍正年间，因为雍正十二年（1734）桐峰外史重印本（说明第一版还要早）是据其友人刻本刊印时将其改名为《梅花梦》的。这事不能造伪吧？也没必要造伪。

2，“桐峰外史”即康雍时期苏州文人王尧瞿，不但有王自撰的雕版序文、防伪印章（翼云）、所撰二十条“凡例”作证，“春谷先生”校定时在序文中都加以承认。这是最有力的证据链。

3，在“春谷先生”于嘉庆五年（1800）校定的五桂堂藏板版本之前四年的嘉庆元年丙辰年（1796），曾有《何必西厢》丙辰本行世（此记载请见安徽大学2012蔡艳嫣硕士论文《弹词小说<何必西厢>研究》之第三节“《何必西厢》的内容简介、版本及传播”），在这短短的四年中《何必西厢》刻本不可能在市面上湮没殆尽，“春谷先生”等一伙人怎敢欺世盗名、大肆造伪牟利？无论在逻辑和现实中都说不通。这一点同样可以反证嘉庆年间《何必西厢》被有意篡改造伪的认定是主观臆测，缺乏依据。

所以，《何必西厢》产生于雍正年间是不争的事实，不能为了适应“曹雪芹”就随意乱下结论，这不是做学问，是小孩玩“过家家”。

第二，“红楼梦”三字是不是“春谷先生”篡加的？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先要了解“春谷先生”何许人也？对于制售假货，大家一致的看法是：篡加、造伪是为了将产品卖个好价钱。“春谷先生”是何背景？缺钱花吗？经查阅，“春谷先生”实名黄承吉，生于一七七一年，卒于一八四二年，清代江苏江都人，字谦牧，号春谷。自幼聪慧，博综群籍。与同里江藩、焦循、李钟泗友善，以经义切磋相正，时有“江、焦、黄、李”之说法。嘉庆十年（1805）进士。历官广西兴安，岑溪等县知县。治经学宗汉儒，兼通历算，能辨中西异同。尤工诗古文。有《梦陔堂文集》十卷，诗集五十卷，《周官析义》二十卷，及《文说》、《读毛诗记》、《经说》等著作行世，事见《清史列传》。这样一位著作等身、治经宗儒的饱学之士、也不缺钱的知县，我们有什么理由为了一个虚无飘渺的“曹雪芹”就硬把人说成是造伪者？还串通了汪桂（实有其人，清代文人）、“幽竹山人”、“门梅居士”、“敬亭山客”（此三人暂不知详情）、章天育（实有其人，嘉庆时文人）一起题词、作伪，团伙作案。用今人的小人之心去无端猜度古人的君子之腹，这是人心不古，愧对先人。古人校书、出书不能否认有赚钱的生活动机，但也不能否认有更多的人是为了喜爱某一部著作，去推广它、宣传它、流传于后世，并不是象今天的某些出版社纯粹为了钱连灵魂都可以出卖。你说洪昇门人在他身后刻印《稗畦续集》、孔尚任生前刻印《桃花扇》都是为了赚钱吗？他们拿了多少版税？

话虽这么说，就是因为有个“曹雪芹”，因为《何必西厢》里赫然出现了“红楼梦”三字，人们可以不顾史实和相关记载硬是认定“红楼梦”三字是后人篡加，甚至有个别不懂装懂的人妄自断定《何必西厢》是“无效证据”。我们暂且搁置这些外部争议，运用土默热红学独特而更合理的方法来研读作品本身，它到底写了些什么？迎合了一些什么文化和思想？与乾隆时期的文风和潮流是否合拍？与《红楼梦》又有多少相似和趋同性？如果真的无关《红楼梦》或有个别相同点，那么《何必西厢》书上所出现的“红楼梦”三字就要打上大大的问号，它的造伪性就大大增加了。而从文本入手，以作品的内容和思想作为切入点，正是土默热红学区别于主流红学和其它红学主张的最关键之处。笔者试举一例：《杜拉拉升职记》一书，几百年后突然热起来，但作者失落无考，只从相应记载中看到是共产党领导后六十年之中的作品，那它是解放初期老舍这一代人所写的吗？还是文革结束后张贤亮这一代人所写？还是改革开放后一批作者的作品？几百年后的人与今天的红学家一样围绕着所谓文字记载和时间节点争论不休，甚至将三中全会以后才会产生的思想全放到“龙须沟”里去了（朋友们不要以为这是玩笑话，现在的红学家就是最会玩穿越的，硬是将明末清初才会出现的人物和思想全拉到清中期去了），而完全忽视作品写了什么？反映了什么思想？什么文化背景才会催生这种思想？土默热红学的研究方法就是从作品的文化背景入手，分析它产生的温床和时代特征，放置到真正符合这些特征的时间段中去，最终从这一时间段内来寻找真正的作者。这才是文学研究这一特殊领域区别于其它学科的更为科学、合理的研究方法。同样，我们在认定《何必西厢》里出现的“红楼梦”三字时也运用这一方法，从文本入手，比较两部作品的相同性，如果达到一定的数量，从量变到质变，就可以作出相应的结论。笔者的《<何必西厢>初探》一文已经初步做了这方面的对比和统计，人们普遍认为的“曹雪芹”首创的诸多词意和概念皆被打破，比如：

炼石补天、三生石、离恨天、无稽、历劫、卿卿、参商、痴情、情根、情种、钟情、孽障、呆念、金马玉堂、淫词艳曲、也未可知、何以克当、一僧一道、十二金钗、金陵十二（楼）

我们再来读一读以下这些句子：

纵然生得好皮囊（《红》）；几时另换好皮囊（《西》）

幻来亲就臭皮囊（《红》）；任意抛臭皮囊（《西》）

教个癞头鼋（《红》）；个格（这个——笔者注）癞头龟（《西》）

堪怜咏絮才（《红》）；可怜才才咏絮（《西》）

两两出婵娟（《红》）；双身化出两婵娟（《西》）

回风舞雪（《红》）；舞雪盘风（《西》）

《红楼梦》里的那块顽石是能开口说话的，《何必西厢》先是：要想顽石点头，可惜石不能言；后是：顽石闻声也有灵

《红楼梦》开篇就是“甄士隐梦幻识通灵”，《何必西厢》就有“圆天方地性通灵”

另外，作者将《何必西厢》主人公张灵、秦钟描写成情痴情种，也常有“呆念头”，连说话也刻意摹仿贾宝玉，试举一例：

夫人道：“只怕你说谎。”秦钟道：“甥儿在舅娘前，再不敢说谎的。”

读一读描写宝玉说话的腔调，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贾宝玉与秦钟是堂叔侄兼好朋友关系；张灵与秦钟是表兄弟兼好朋友关系。

以上这些只是在遣词造句、情节描写、人物塑造等方面两部作品有众多相因袭的痕迹，这是比较文学的一个侧面。我们再来看比较文学的另一个侧重点，就是两部作品的文化背景和创作思想有没有趋同性或相承袭的地方呢？换句话说，即是不是一个文化与时代背景下的产物？用一个直观的比喻：《艳阳天》不可能与《丁庄梦》是同一文化与时代背下的产物，它们各自有截然不同的文化和时代特征。我们再来看整个乾隆时期及其以后的文化氛围和思潮，除了主流红学家将“乾隆时代作品”这顶帽子强加于的《红楼梦》之外，在文化特征上几乎找不出另一部与《红楼梦》平行相携的作品来，这个文化特征土默热教授将其总结为“晚明气脉”，在文字的表达上即“情本文化”，谁能指出乾隆时期及其之后任何一部作品属于“情本文化”的产物？这是土默热红学的精髓，是对红学的最大贡献之一。不同的文化背景就会产生不同文化气脉的作品，这是文学的铁律，也是研究这一学课时区别与其它学课的最基本特点和规律，违背这一规律所得出的任何结论都会与事实相悖，甚至南辕北辙。红学研究领域至今走不出死胡同这就是根本原因。在整个正统、死板的文化氛围下的乾隆时代是不可能产生大肆宣扬“情本文化”的《红楼梦》来的。《何必西厢》的情况又是怎样呢？学界及研究者是将《何必西厢》放置在清初这个大背景、大概念时期来考察的（可参见《弹词小说<何必西厢>研究》之第二节 “《何必西厢》的创作背景”），因为王尧瞿刻印时已是“重印”，说明它产生的年代还要早，很可能在康熙末期和雍正初期，承袭“情本文化”显得更加自然和可能。《何必西厢》一书的主旨是“彰善瘅恶”，讲因果报应，这是作者的一大花招，他在首回里明确写道：

这部书以情字为纲，以忠孝节义为目。（笔者注：什么叫“纲”？过去有句名言叫“纲举目张”，“纲”是主，“目”是次也。）

天下本是钟情世界也。

于是乎，书中从头至尾大写“情种”、“情根”、“钟情”、“情痴”，张灵对秦钟更是大笑说：“因你这个情字就生出多少情来。你我总是情字中人，......算不尽新旧浓情多少数，明是我一生情字不能离。”作者此时乘兴议论道：

才见得钟情正在我辈世人无情不生无情，不死那里离得了这个情字哟！

圣贤仙佛皆情种，我辈情深不是痴。

作者所崇尚的“情本文化”暴露无遗。作者不但是这样说的，故事内容也是围绕着“情”字展开的。《何必西厢》与《红楼梦》之间的文化传承关系是显而易见的，是同一种文化哺育下的产物，而乾隆时代是断断不可能产生这样的文化产品的。

另外，“梅花梦”三字所孕含的意义与“红楼梦”有异曲同工之妙，作者在末回总结道：

自然就做这一个大彻大悟的梅花梦。连这个情字都看成镜花水月，不觉一笑而醒。别人是快乐正在入梦，他是快乐时已经出梦。知道他快乐光阴是假，便晓他凄凉觉悟是真，才算得天下第一个会醒梦的人。

所以，古文学研究有它自身的规律，无须也无法借助碳14等现代技术手段来测定它的行世年代。有些研究者热衷用数学推算、时间节点等貌似科学的方法来推断古典文学的作者和诞生时代，看上去随意就把《何必西厢》里的“红楼梦”三字等类似情形抹倒了，但文化的背景和流溢的时代它能将其演算掉吗？《何必西厢》这样一部书，有“红楼梦”三字能造假，从文字到内容、思想，都能来个大换血、大造假吗？符合生活常规和事实真相吗？《红楼梦》无疑是中华文化史上的光辉巨作，创造了许多的第一，面对雍正年代就已刻行的《何必西厢》，《红楼梦》能是乾隆年代的作品吗？那些文化史上的人物形象、生动语言、神话系统还能称得上首创吗？无论从文字到内容，《何必西厢》都无法与《红楼梦》相提并论，前者必定是从《红楼梦》一书中汲取营养、获得灵感，只有将《红楼梦》的行世放置于康熙时期才是顺理成章的。令人奇怪的是，个别“读死书、死读书”的人将笔者的文章转载到一些红学论坛上去“示众”，声称《何必西厢》是“无效证据”。笔者怎么也捉摸不透这“无效证据”的结论是如何得出的。当然，笔者根本没兴趣与这些缺乏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相结合的人去争论，因为我们的着眼点不同、方法不同，鸡同鸭讲，不会有任何结果。笔者一再强调，我们欢迎质疑、反诘、批驳，但首先要拿出合理、有效的证据来。比如你说《何必西厢》是“无效证据”，不要光喊口号，要亮出它不是行世于雍正期的证据来，然后将《何必西厢》与《红楼梦》之间从文化到内容的诸多相同点一一驳倒。这才叫争鸣、争论，否则叫争吵、聒噪。

科学两字是严肃的、神圣的，我们不要轻意拉来加在自己的头上标榜一番。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我们要常常对科学两字怀有敬畏之心。这才是做人做事的态度。红学界尤要如此，因为这里有一批自闭症患者把守着大门，讳疾忌医，阻挠着红学研究的发展。我们应一起努力，让患者早日正常就医才是我们迫切要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