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远行人来说，阐述远行的意义是多余的。更多的远行人是像我一样悄无声息地上路的，丝毫没有把自己的行旅变成宣言书、宣传队和播种机的企图。相对于大地而言，我们是微不足道的，我们什么也改变不了，除了我们自己。
无论我们是否承认，一个人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改变自身的历史。变化随时随地都在发生，在我们身体的某一个局部中出现。机敏的人能够觉察到它，并且把握它，而更多的人则对此一无所知——他们通常将一切归结为命运，而忽略了自己身体的发言权。命运潜伏于身体之中，并且通过身体来表达自己的意志。只有借助于身体的参与，命运才能完成它的使命。所以说，身体是重要的，包括身体的某一个具体动作，比如：行走。
在我看来，行走是那么富于神秘性。在这由双脚的交替运动构成的动作中，暗含着诸多不确定因素。大地上道路繁密，纵横交织，没有规则，并且，拒绝透露它们未来的走向。所以，每一次对道路的抉择都无异于一次冒险。而行走，正是由一系列不大不小的冒险组成的。作为一种动作，行走没有秘密可言，但行走的结果却神秘莫测。我们只看得到开始，却永远看不到结局。
很多年中，我对行走充满迷恋。行走为我提供了更多的道路，使无趣的人生变得更加尖锐、复杂和诡秘。每一个路口都埋伏着一个不容躲闪的问题，向我逼近。我发觉我的生命被越来越多的悬念所控制。那些悬念雇用了我的身体，使它愈发机敏和不知疲倦。
对于许多人来说，屁股正日益取代双脚成为身体的权威部门。这刚好与屁股在身体上的醒目位置相吻合。屁股的事业方兴未艾。在屁股的主使下，各种型号的沙发、座椅成为安顿身体的最佳场所。即使在旅途中，人们仍然习惯于坐姿——他们把跨越空间的任务交给了汽车、火车和飞机，身体则对空间的转换毫无反应。车站与机场把世界连在一起，使整个世界构成一个超大的城市，人们从摩天大楼、立交桥和和机场出发，抵达摩天大楼、立交桥和和机场。所有的命运都写在机票上，精准无误，像工厂的流水线，没有意外，也没有奇遇。身体的使命变得日益单一。旅行的速度越快，意味着他们离大地的距离越远；交通工具越是便利，人们越是臣服于某种既定的生活，不再对别样的生活抱有幻想。于是，交通工具迅猛发展反而取消了旅行的意义。屁股唆使人们彻底地告别道路，双脚的功能也因此被废除。舒适的座椅，使身体呈现出一种向下沉落的姿态，在慵懒、安静与适度的沉迷中，人沦为机器的附庸。
与此同时，道路正以各种扑朔迷离的神奇意象诱惑着我们的双脚。它用各种不可重复的体验犒赏我们，使我们有勇气对既定的生活发出质疑甚至挑战。它否定界限的存在，使我们的生命随时处于出发状态。
“在远方，在我们的视域之外，一条木桥正轻盈跨过永泰明澈的溪流，吊脚楼头，桃花源的雨洗净如鳞的屋瓦，清晨新鲜的阳光悄然漫过楠溪江畔的一扇花窗，马头墙投下层层叠叠的阴影，白发老人在阴影中追忆，徽州的繁华已成依稀旧梦……”这是敬泽对道路的描述。
道路把许多不可思议的事物呈现在我们面前，对我而言，它最大的贡献，就是让我得以从粗糙的现实中突围，直抵细致斑斓的古代。生命的奇迹孕育于道路中，对它的美意，我全部笑纳。我的视觉、听觉、触觉、记忆、想象、情欲，我所有的身体功能，都在行走中得以恢复和强化。我从现实的粗暴干预中解脱出来，我的脚重新与大地衔接，这让我觉得安妥，因为我的身体又成为自然和历史的一部分。在大地上，既使死亡也是荣耀的。而城市里那些玻璃幕墙的高大建筑，正在抽干人们身体里的水分，使他们成为无足轻重的干瘪标本。
物质主义的现代迫使我们在同质的生活中奔波，而与异质生活隔绝开来。连我们的历史记忆、那些古老而精美绝伦的生活方式，都被宣布为非法，它们遭到通缉，全副武装的堆土机随时准备铲除它们。但道路把其中的幸存者隐藏起来，在山路逶迤的远方，它们完好地保持着原有的样貌。四处蔓延的高速公路实际上是一条断路，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所以电影天才大卫？林奇炮制了一部喻意深刻的电影——《迷失高速公路》（Lost Highway），而那些乡土间的原始道路则是完整的，不仅保持着与已逝岁月的神秘联系，而且暗藏着有关未来命运的若干隐喻。
（祝勇，第十届全国青联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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