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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我与黄州成就了彼此?

2016.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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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秋雨先生在《苏东坡突围》中这样写道:“苏东坡成全了黄州,黄州也成全了苏东坡。苏东坡写于黄州的那些杰作,既宣告着黄州进入了一个新的美学等级,也宣告着苏东坡进入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引导千古杰作的前奏已经鸣响,一道神秘的天光射向黄州。”那么,在黄州时苏轼的思想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我们透过他在黄州时写的《定风波》来做进一步的探析。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此词作于元丰五年(1082)三月,是苏轼被贬黄州的第三年。据《东坡志林》记载:“黄州东南三十里为沙湖,亦曰螺师店,予买田其间,因往相田。”途中遇雨,有感而作此词。那么,淋这场雨时作者的心情是如何的呢?我们先从苏轼与自然的关系开始探索。

  苏轼与自然

  

  元丰五年的三月七日,苏轼前往沙湖买田,不料骤雨突降,你听,大雨“穿林打叶”,可见雨之猛、雨之急。下雨避雨是人之常情,更何况“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纷纷逃窜避雨。苏轼拄着竹杖,穿着芒鞋,可见条件之艰苦。农历三月的黄州正是春寒料峭的时节,一阵冷雨浇过来非淋个透心凉不可。再加上料峭的春风吹来,顿觉寒意阵阵,酒意早就醒了。此刻,周围的自然环境其实是蛮恶劣的。那么,此时,苏轼的心情是如何的呢?

  雨下得很大,但正在淋雨的苏轼不但自己不管风吹雨打,还劝人“莫听”,更有甚者还边走边“吟啸徐行”,这哪是在淋雨?这明明是在与大自然热情拥抱!竹杖芒鞋又有何怕?在苏轼看来,比骑马还觉轻快!苏轼也非神仙,雨后吹风也觉寒冷,但刚刚有点凉意,便看到了雨后升起的斜阳,也许还有美丽的彩虹呢!沉浸其中的苏轼哪还记得什么叫做寒冷啊!

  

  由此可见,尽管天气风云变化,但此时此刻的苏轼与周围的环境水乳交融、物我合一,共同构成了一幅和谐的“雨中行吟图”。苏轼热爱自然,崇尚自然,在《赤壁赋》中曾写过“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大自然是苏轼永恒的精神慰藉。因此,沉浸于大自然中的苏轼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和谐的。

  透过这首词的字句,我们明显感觉到在这场自然风雨的背后拥有深刻的社会涵义,下面我们来探索一下此时的苏轼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苏轼与社会

  

  要探索此时的苏轼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必须从苏轼被贬黄州的遭遇谈起。遥想苏公当年,年仅19岁便一门三父子同时中进士,名震京师,尤其是苏轼更是差一点成为状元。据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铭》中记载:“嘉祐二年,欧阳文忠公考试礼部进士,疾时文之诡异,思有以救之。梅圣俞时与其事,得公《论刑赏》以示文忠。文忠惊喜,以为异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为,子固,文忠门下士也,乃置公第二。”此时的苏东坡,太后垂青,官场得意,文名日盛。正待施展青云志之时,却遇到了乌台诗案,群小从其诗词中断章取义寻求罪证,从而让他锒铛下狱。东坡到底犯了什么罪?苏辙有句话说得好:“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在狱中,审讯者常对他通宵辱骂,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他给苏辙写下了“与君世世为兄弟,再结来生未了因”的绝命诗句。所幸他没死,但这次濒临死亡的体验,使苏轼深深体味了仕途的多舛和人生的忧患。900多年前的大年初一,苏东坡从死刑牢狱中被押出来,带着官场和文坛泼给他的浑身脏水,来到一个很荒凉的小镇——黄州。这样的人生厄运,苏东坡是如何面对的呢?带着这样的背景,我们来重新阅读本词。

  这样看来,《定风波》中的这些恶劣的自然环境便有了深刻的社会涵义。“穿林打叶”的风雨很轻易便被联想到社会之风雨,也许是群小的构陷,也许是衙役的侮辱,也许是人情的冷暖,也许是爱妻的早逝,也许是友人的疏离。可见,“一蓑烟雨”同样也蕴含着人生的风风雨雨。总而言之,周围的种种让正处壮年、期待建功立业却被闲置起来的苏轼感觉前途渺渺。面对这些社会上的凄风苦雨,苏轼又是以怎样的心态来面对的呢?

  

  苏轼就是苏轼,面对风风雨雨,呵呵!“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一个“任”字傲骨全出,一个藐视祸难、风吹雨打都不怕的东坡形象便跃然纸上。“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里更是富有哲理韵味,颇有“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豁达与超脱。诚如刘乃昌先生所说:“这是他回味人生昨梦前尘而获得人生觉醒的哲言。”这些所谓风雨、料峭,所谓竹杖芒鞋、萧瑟,既是眼前景,也是作者人生经历与体验的物化,东坡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虽然在社会上遇到了种种不如意,但是却能以一种乐观的精神找到了与社会风雨的和谐相处之道。

  苏轼真的能与周围的社会环境和谐相处吗?凡了解苏轼的人都会打上大大的问号。苏轼曾发问自己腹中是何物?众说纷纭,苏轼不以为然。唯有侍妾朝云曰:“学士满肚子的不合时宜。”苏轼大笑曰:“知我者,朝云也。”苏轼的确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在王安石变法时,他反对,遭新党打击;在司马光废除新法时,他又反对,遭旧党打击。那么,如此不合时宜的一个人,他是怎么能做到与社会和谐相处的呢?这就要从苏轼与自我的关系中来探求答案了。

  苏轼与自我

  

  黄州时期的苏轼在思想上进行了怎样的自我调试呢?我们可以由词下片的“归”字探索开来。苏轼到底要归向何处?

  贬居黄州的苏轼过着这样的生活:“某现在东坡种稻,劳苦之中亦自有其乐,有屋五间,果菜十数畦,桑百余木,身耕妻蚕,聊以卒岁也。”这与归园田居、安享田园之乐的陶渊明甚为相像,更何况在此期间他写了大量的贺陶诗、评陶诗,与陶渊明神交已久。他会学陶潜归隐么?某一天苏轼作《临江仙》一首,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太守看到后,大惊,难道苏轼要逃走归隐?!因为苏轼在黄州虽挂名团练副使,实则有名无实,当地长官要担负起监管的责任。忙寻东坡,等到了苏家之后,竟发现东坡睡得正香呢!那么,面对这样失意的人生,他为何从未归隐呢?

  到了黄州之后的苏东坡,在寂寞中反省自我,反省自己的才华外露,反省自己缺少自知之明,名义上是反省悔过,实际上却是痛定思痛,追求个性自由的理念越加执着坚定。他一层层地剖析自己,剥除身上的每一点异己的成分,躬耕生活也让他体味着自然和生命的原始意味。在反省中,他经历了一次完整的脱胎换骨,他对儒释道三家思想精华空前地实行融会贯通和梳理批判。在黄州,他真正地成熟了,他回归到自己的内心深处,他找到了真正的自我!他要获取真正的个性自由。同时,他把对个性自由的追求加以升华,使之沉淀为社会理性,发展成为他对整个人生目的和意义的探求,从而确立起他处世人格的标准。

  苏轼的自由人格并不是对现实、社会、人际关系的回避,而是在执着现实、上下求索、顽强斗争的艰苦境遇中抽绎出来的哲学精华。因此他能在日常生活情境中感悟人生真相,拈花一笑,心境一片澄澈。一次小小的淋雨事件,也能让我们看到一个豁达的东坡形象。此后无论得意也好,失意也罢,他都能很好地调试自我,在黄州,苏轼与自我的关系到了水乳交融的地步,从此他便活得自在,活得潇洒!

  

  总而言之,苏轼在黄州,在雨中一声长啸,引得文坛激荡,千载以来,犹令人追慕不已。一个旷达的苏东坡也从这里开始诞生,成熟,走向了完美。愿我们都能像东坡那样虔诚地守望着自己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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