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映红：如何正确地拒绝强势母亲干涉婚姻 | 造就

唐映红

心理学专栏作家  

PsyEyes创始人

父母习干涉子女婚事，不是家务事，而是“越界”，是分不清彼此的权利边界。父母与子女感情 是一码事，但婚事是孩子自己的事儿。

我是唐映红，一位父亲也是一个自媒体作家。

我女儿大概在半年前的时候问我一个问题，“爸爸，以后你会不会逼我找男朋友，或者逼我结婚。”说实话，这令我有些诧异。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干预孩子成年后的生活。

不过，我完全能够理解她的顾虑，因为生活中，像我这样非典型中国父母是很少的。

无论是影视剧，亲友圈的示范，以及网络上的讨论，都会给不谙世事的年轻人一个印象，他们置身在父母催婚的社会里。

腾讯《事实说》栏目组上个月发布的大型中国婚恋调查中，有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

在1万多份单身者的有效问卷中，七成受访者表示曾经被父母催婚催恋爱。

我在公号做的一次小规模调查也与此印证，接受调查的数百读者反馈，被自己父母逼婚过或认为父母以后会逼婚的占了69%，大约七成。

个人主义的社会文化，每个人与其他人的“自我”之间有着清晰的权利边界，父母与子女也不例外，哪些是子女的权利，哪些是父母的权利，彼此都尊重对方的边界内的权利。

而在集体主义的社会文化中，每个人与其他人的“自我”之间没有清晰的权利边界，彼此是互相“融合”的，越是亲密的人之间，互相“融入”得就越深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因此，不难想见，中国父母热衷于干预子女的婚事；不仅中国父母会倾向于给孩子逼婚，反过来中国的成年子女有时候也同样会干预父母的婚事。

 

不仅中国，包括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都有着与中国类似的集体主义文化倾向。

像在美国电影《我盛大的希腊婚礼》中，对于希腊家庭来说，一个女儿出嫁不是她一个人的结婚，而是代表着整个家族。

在其中一张电影海报中，很形象地展现了这一点。

在同一场婚礼中，集体主义文化的新娘，代表着身后的整个家族；而个人主义文化的新郎，代表的只是他自己。

 

如果要进一步地解释为什么中国父母热衷于催婚，除了泛泛而谈的集体主义文化与个人主义文化分野之外，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层面对它进行不同的解读。

首先，从人格心理学角度，中国父母有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将子女看作是“扩大的自我”的一部分，他们不是把子女当作是一个独立的人，而是自己生命的延续。

同时，他们不仅将自己的期望，未完成的愿望投射到子女身上，而且也会把自己的不安和恐惧加诸子女。

那么，父母对于择偶、婚姻的经验、教训，就有责任反映在子女身上。

由此观之，一对中国父母如果不干预子女婚事而令子女在婚姻问题上“走了弯路”，这将是他们作为父母的失职。

接着，从社会学的角度，一个置身在中国社会情境中的父母，干预子女的婚事根本就是他们的一种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

对大多数中国父母来说，无论是在亲友圈、同事之间、街坊之间交流，干预子女婚事不仅是一种普遍的“习俗”，而且根本就是“政治正确”的一件事。

可以想见，如果一对父母超然地表示从不干预子女的婚事，在很大程度上将使自己成为一个“另类”。

因此，本质上或许不是中国的父母想干预子女的婚事，而是自然而然地就习得了干预子女婚事的习俗。

再者，从经济学的角度，对于大多数传统的中国父母来说，“养儿防老”不仅仅是一个古训，而且是迫在眉睫的社会现实。

无论城市的工薪阶层父母，还是农村从事耕织的父母，在无法期望社会养老的情境下，子女孝顺赡养父母就成为他们唯一可以期待的晚年生活图景。

因此，催婚并干预子女的婚事，对于在前半生将大量资源投入到养育孩子上的父母来说，控制子女的婚事不过是保障自己的晚年生活质量的一种尝试。

最后，从政治学角度，许多中国父母对待自己子女的干预和控制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于体制对待自己的模仿和顺应。

特别地，城市中，出生于50后甚至60后的大多数父母，在他们年轻时不仅结婚需要开具单位介绍信，离婚时也不是夫妇两个人的事情，必须先行接受组织上出面调解。

不仅如此，体制会强制性地干预他们生育，生几个孩子，什么时候生以及如何避孕都成为夫妇对国家的义务和责任。

因此，中国父母如何对待子女，不过是他们习惯了的国家体制如何对待他们的翻版，二者有着极为相似的心理权力结构。

在上海的人民公园，有一个名闻遐迩的相亲角，我昨天专门去体验了一下。

在相亲角里头，不是年轻人在那儿结识结婚的对象，而是他们各自的父母，年老的父母在那儿，代替他们子女相亲。

这不是上海特有的一种现象，其实在全国其他城市都有，中国父母不仅是干预子女婚事，根本就是下场比赛。

 

那么，什么样的中国父母更可能“下场比赛”，积极地干预子女婚事呢？毕竟，并不是每一对中国父母都会这么做。

在我看来，中国式对子女进行催婚甚至逼婚的父母，往往都具有相似的原生家庭结构：强势的、支配型的母亲＋弱势的、退缩型的父亲。

 

中国传统社会与西方一样，社会规范对女性的要求都大体一致，女性应该被动、顺从、温柔；而男性则应当阳刚、勇敢、主动。

但是中国近几十年的社会变迁要求和鼓励所有的人，不分男女都要被动、顺从、温和；相对地压制所有人的勇敢、反抗和大部分积极主张。

换言之，中国社会因为国情的不同，传统社会规范的男性特质被普遍性地压制。

那么，“慈母严父”中的“严父”角色被压制掉了，剩下的“慈母”角色就会自然而然地表现为“严母”。

 

从生物学角度，女性有着与生俱来的强势的护犊的本能，而不是社会文化所强加给女性的弱势特质。

像在许多哺乳动物中，哺乳期的母兽远比觅食的公兽更具有攻击性，也更危险。人类女性也有着同样的护犊本能。

当男性担当不起“严父”的角色时，女性的护犊本能就会促使他们担当起“严母”的角色。

像现时流行的电视剧，《虎妈猫爸》，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在一个家庭中，强势、支配型的母亲＋弱势、退缩型的父亲这样的家庭结构，如果养育的是一个女儿，那么女儿将更容易习得母亲强势的特质；如果养育的是一个儿子，那么在支配型母亲的控制下，儿子将很容易成为“妈宝”，成年后也是传说中的“巨婴”。

像在我女儿的班上，女生比男生强势几乎是一种普遍的常态。

这样家庭养育的女儿，与相似的家庭养育的儿子婚配，仍然会反映为支配型母亲＋退缩型父亲的家庭结构。

我们如何摆脱被逼婚呢？

我从心理学角度提供一些建议。

先介绍下PAC的沟通分析理论，这个理论不仅用于家庭内部的沟通，也能广泛地应用于职场和日常的人际沟通。

 

这种分析理论认为，个体的个性是由三种比重不同的心理状态构成，这就是Parent（父母）、Adult（成人）、Child（儿童）三种状态。

“P-A-C” 理论把个人的“自我”划分为“父母”、“成人”、“儿童”三种状态，这三种状态在每个人身上都交互存在，也就是说这三者是构成人类多重天性的三部份。

 

“父母”状态以权威和优越感为标志，通常表现为统治、训斥、责骂等家长制作风。

当一个人的人格结构中P成分占优势时，这种人讲起话来总是“你应该……”、“你不能……”，“ 你必须……”。

“儿童”状态象婴幼儿的冲动，表现为服从和任人摆布。这种人讲起话来总是“我猜想……”，“我不知道……”。

“成人”是比较成熟的一种沟通模式，它特点是:我认为应该怎么样，但是我会考虑到对方的处境和诉求、权利，留有余地。

父母或子女，必须有一方首先得学会用A（成人）的方式来沟通，才能化解矛盾。那么谁更可能用A的方式来沟通呢，显然不是父母。

因为父母在几十年的这种成长过程，已经习惯了用P（父母）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子女。

只有子女率先的改变自己的角色，让自己成为一个成熟的成年人，让自己成长起来，才有可能去影响到父母。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要改变中国这种逼婚文化，钥匙在子女手里，在我们年轻的朋友的手里。

只有你们致力于自己的积极成长，致力于用成年人的方式和父母，才有可能帮助自己和父母共同成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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