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又称介甫，北宋著名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回顾北宋历史，他是一位不可忽视的人物。
说到王安石，他一生最惊天动地的事应该是熙宁变法了吧，这是他经营了大半辈子的事业，他与变法紧紧的联系在一起，世人又称之为“王安石变法”，也正是因为这一场变法，上千年来，受尽了赞誉与诋毁，世人对他毁誉参半，争议颇大，历史上对他的评价也褒贬不一：
与王安石同时代稍晚一些的宋人罗大经评价他说：
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
乾隆年间的文史学家蔡上翔却说：
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数千里，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
明朝时，写“滚滚长江东逝水”的那位杨慎称王安石为“古今第一小人”；
王夫之更是认为，王安石是北宋亡国第一人，靖康之耻的肇始人。
到了近代，大家梁启超却把王安石奉为“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
悠悠千载，铅华洗尽，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关于这场变法，是非公道自在人心，似乎不用多说，而沐阳想说的，则是剥开政治外衣之后的王安石，世人都戏称他为“拗相公”，是因为他思想固执，为人执拗，而这样的人，何尝又不是真性情，王安石在生活里是一个淳朴有趣的人，在政治上与他对立的东坡在后来也与他交好，并相见恨晚，视同知己。其人格魅力，可见一斑。
作家林语堂曾说：王安石为人很有趣，即使是他政治上最凶恶的敌人，也从没有人从他的私生活上攻击过他。
公元1021年，临川军判王益府上，一位婴儿诞生，王益为孩子取名安石。
也正是这一天，在两宋诸多文人笔下被刻画的格外玄异。
《铁围山丛谈》等北宋典籍里绘声绘色描述：就是这一天，有一只修炼成妖的獾子精趁夜下凡，鬼鬼祟祟钻进大宋江南西路临川县一户官员家庭，紧接着嘹亮的婴儿啼哭声响彻，一个后来把大宋折腾得惊天动地的“妖人”呱呱坠地了。
当然，这只是后来对于王安石的一些无稽诋毁。
年少时期的王安石，受父亲的影响，不仅研读了各类史书，还跟着父亲走南闯北，接触各阶层人士，看尽世间疾苦。
彼时北宋，民困国贫，强敌压境，水深火热，危在旦夕。
然朝廷之中的大臣们大多只会纸上谈兵，没有一位实干者能振兴国邦。
也许是看尽了人世间的苦难，少年时期的王安石便有了立志从政的宏愿。
16岁那年，王安石跟随父亲入京，结识了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因其才华出众，欧阳修对他给予高度评价：
翰林岁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
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
此时的欧阳修并不知道，这位少年才俊，在日后会成为他政治上的劲敌。
有了前辈的肯定，王安石从政的心更坚定了。为了能考取功名，他经常彻夜看书，潜心苦读5年后，21岁的王安石参加了科举考试，最终金榜题名，从此走上了一条“以天下为己任”的仕宦之路。
对于功名的淡漠，贯穿了他未来二十年的仕途生涯。王安石最初被分到淮南做判官。根据宋朝的制度，地方官任满一期可以参加馆阁考试，考过了就可以去京城当官。王安石在地方上任满一期后，朝廷让他参加馆阁考试，他任性地拒绝了，继续做地方官。
再后来，欧阳修当即便要举荐王安石为谏官。然而，王安石又拒绝了，这一次他拒绝的理由是家中祖母年事已高。欧阳修也执拗，他不忍这样的人才沦落卑职，便以王安石须以俸禄养家为由，任命他为群牧判官。
公元1058年，他进京述职时，向皇帝上奏一封长达万字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在“万言书”中，王安石总结了自己多年做地方官的经历和感悟，摆出了若干高高在上的京官们不可能察觉的令人担忧的社会现实，为国家进言献策。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登飞来峰》
王安石在基层十几年，只为了发现时代的弊病，那一年，王安石在鄞县任满，回家乡临川时路过杭州，写下此篇。“浮云”历来都是“狠角色”，连李白也说：“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但是王安石却不怕，他自认为自己已然洞悉一切，只待一场风，吹散笼罩已久的浮云。
只可惜，中庸的仁宗皇帝对王安石提出的改革建议并不感兴趣，那封“万言书”也被淹没在如潮水般的奏折当中。
之后，朝廷又多次向王安石投来橄榄枝，而他还是像从前一样推辞不就。
不得不说，王安石善于分析形势，仁宗不能让他发光发热，他便等。不入朝，他只是在等那个能与他一拍即合的人。
终于，王安石46岁那年遇到了一生中的伯乐。
像秦孝公遇到商鞅、汉景帝遇到晁错一样，宋神宗在想富国强兵、洗刷国耻的时候，遇到了一心变法改变大宋积贫积弱局面的王安石。
这一年，年仅20岁宋神宗上位，面对北宋“积贫积弱”的现状，宋神宗有意推行新政，启用王安石改革，推出了影响深远的“熙宁变法”。
从公元1067年到公元1069年，短短三年，王安石从江宁知府到“越次入对”再到登上宰相职位，一切都来得那么自然。变法开始了，王安石的脸上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激动和希望。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元日》
这首诗写在1069年的春节。“春风”似乎是个很懒的家伙，在王之涣笔下，它从未度过玉门关；在欧阳修笔下，它也未曾到过天涯。但在王安石笔下，它却带着融融的暖意来到汴京城。对于“春风”开启的这个美好的季节，总需要一个仪式来纪念一下，这个仪式便是“新桃换旧符”。其中的“新”与“旧”，不用说也很明了。
然而王安石还是高兴得太早了。
变法轰轰烈烈，但也被骂骂咧咧，一朝的文武百官半朝人反对，幸好有神宗撑腰，王安石才能苦心经营，然而时人却把他看作异端、疯子。
终于，1073年，也是变法的第四年。
一副《流民图》出现在皇宫里，图上是宫里人从未见过的惨象：有骨瘦如柴的老者，伤心哭泣的大汉，蓬头垢面的村姑，吞吃垃圾的儿童……人人形如饿鬼。
两宫太后看后直接泪流满面，指责王安石乱天下，皇帝有负社稷。
宋神宗无言以对。
很快，消息传到了宰相府，王安石听后一声长叹。
他知道，神宗动摇了，他也知道，自己数年的坚持可能功亏一篑。
最后，神宗迫于压力，王安石被罢相，又回到了江宁知府的位子上。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泊船瓜洲》
很多人都说王安石是个孤注一掷的人，其实不然。京口与瓜洲之间仅隔一水，却又显得那么远，钟山与他只隔着山，但又有“数重山”之远。春风又吹绿江南水岸，似乎还有希望，可是他又要因此离开家乡。短短的二十八个字，有对政治前途的期待，有对自由生活的不舍，这是王安石鲜有的犹豫和徘徊。
他从无害人之心，却让更多人流离失所。至此，好像昔日一心如铁的王安石也有些动摇了。
一年后，王安石复相，但变法的层层受阻，新旧政敌内外夹击，再加上儿子的突然病逝，终是让他筋疲力竭，两年不到便再次辞去相位。
白发人送黑发人之痛，让他久久不能释怀，不禁感慨：人活一世，终不过大梦一场。王安石累了，他不想再追名逐利，开始向往一种“数间茅屋闲临水，窄衫短帽垂杨里”的生活。
可惜，王安石还不能如愿以偿。一直到宋神宗去世后，他的政治生涯才算走到了尽头。为了感谢宋神宗的知遇之恩，他写下《浪淘沙令》：
伊吕两衰翁，历遍穷通。一为钓叟一耕佣。
若使当时身不遇，老了英雄。
汤武偶相逢，风虎云龙。兴亡只在笑谈中。
直至如今千载后，谁与争功！
成，则是社稷之功，败，便以身作祭。
哲宗即位，新法彻底被废除，王安石背上所有的罪名，一言不发，黯然离场。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
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
归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
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
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
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
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桂枝香》
这爱恨交织，功败而身退的复杂情绪可见一斑。
最后的几年，王安石隐居金陵，过上了一段轻松的晚年生活。
朝堂之上再无据理力争寸步不让的“拗相公”，钟山上多了一位骑驴看花的老者：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梅花》
这一年，苏东坡出狱，被贬黄州，不日便顺江东下，去金陵找王安石。
两人结伴共游，谈禅谈诗谈学术，也谈政治得失。
两个从前站在对立面的人，如今却情同知己，就好像苏轼的一路坎坷，从未与新法与王安石有关；就好像王安石的隐退，也只是时运不济，与苏轼归属的旧党也无关。
苏轼记得，乌台诗案连旧党都在观望时，是远离朝堂的王安石上书皇帝“岂有盛世而杀才士乎”。
王安石懂得，旧党上位对新法全盘否定时，觉得新法也有可取之处的苏轼，冒着仕途再添坎坷的风险，又没有选择主流意见。
一个月后，苏轼临走之前，他送给王安石一首诗：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苏轼很遗憾，他与王安石还是相识太晚。
两年后，王安石去世，享年66岁。
纵观王安石的一生，难免让人唏嘘，他本也可潇洒快乐地活着，却依然选择了做实践信仰的牺牲者，关于那场浩浩荡荡的变法，我们实在很难以成败论之。
纵被春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这是王安石坚守一生的信仰。
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这是王安石了然无悔的人生。
世人总喜欢唯结果论，如今，我们说起王安石，或褒或贬，终究是逃不过“固执”二字。
我们只知他“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执拗底色。
却很少人记得，正是这位固执的王安石，也曾作风流语：
无奈被些名利缚，无奈被他情担阁，可惜风流总闲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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