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为什么当不了丞相？

魏建宽

（范曾画作《苏东坡》||图片来源：雅昌拍卖网）

嘉祐年间，京城汴梁刮起了一股旋风——“三苏风”。来自四川眉山的父子三人——苏洵和他的两个儿子苏轼、苏辙同时进京，苏轼、苏辙兄弟同时进士及第。文坛的领军人物欧阳修和政界显要韩琦、富弼对“三苏”的才华都激赏不已。

就这样，二十二岁的苏东坡一时成了焦点人物，连仁宗皇帝也以一睹“三苏”的文章为快。读毕苏东坡兄弟的“应试作文”，仁宗大喜过望，感慨地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事实呢，东坡一生经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他遭遇的只有贬谪、贬谪再贬谪，更不用说封爵拜相了。仁宗无子嗣，他四叔的孙儿赵曙承继大统，这便是英宗。英宗在位只四年，姑且不论。英宗的儿子神宗皇帝的确欣赏苏东坡的文章，读东坡的文章常常读到“膳进忘食”的份上，称东坡为“天下奇才”，可为什么就是不起用苏东坡为丞相呢？

其实，仁宗皇帝从苏东坡的“应试作文”——《刑赏忠厚之至论》中，读到的其实只是苏东坡的安邦定国的才华，并没有读到苏东坡的人格。

中国人的人生思考的核心问题是“怎么活”，或者说怎样“处世做人”，应当用什么态度与别人相处。寻求的是妥善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而苏东坡在这方面恰恰是一个智商十分低的人，他常常以赤子之心、以天真单纯的眼光去感知世界和人生，常常不受习惯和成见约束。

苏东坡他第一关注的是“为什么活”。关注“为什么活”的人，就是一个“头脑认真”的人和“灵魂认真”的人。而中国封建时代的朝堂中恰恰又最不能容忍头脑认真与灵魂认真的人。

头脑认真的人、灵魂认真的人宁可失去官位与爵禄，也不会出卖自已的尊严、良知与正义，他会将人的尊严看得高于个人的得失宠辱，即个人的幸福。

哲宗继位，司马光执掌权柄，苏东坡也得以回到京城。司马光尽废王安石的“新政”，围绕“免役”与“差役”的废行问题，苏东坡在政事堂痛陈已见，认为司马光是以人废法。这让司马光觉得很丢面子，以至于在群僚面前怒形于色。

很有意思的是，此时，苏东坡说了一番耐人寻味的话：“昔韩魏公刺陕西义勇，公为谏官，争之甚力，韩公不乐，公亦不顾。轼昔闻公道其详，岂今日作相，不许轼尽言邪？”东坡的眼里，你是丞相，我是要尊敬你，但我更尊重事实和真理，这是头脑的认真。东坡的心中，哪怕你有一千个理由说我不对，但我有一千零一个理由来捍卫自己对公正和正义的表白。在强权面前，个人的灵魂、个人的自由、个人的尊严决不应该妥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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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官场向来不能容忍持不同政见者，世界的色彩有赤橙黄绿青蓝紫，但朝堂上只有黑白二色，非黑却白。真理不会存在于对方，更不会存在于第三种人那里。在司马光看来，你苏东坡因反对王安石的“熙宁变法”被逐出朝庭，今日得以重返京城，理应无条件无任何理由地同我站在一起。可苏东坡你偏偏要做一个第三种人，以超脱的心态去评判眼前的一切，岂有此理？从这个角度上看，他不见容于“旧党”也便在情理之中了。

附：

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轼，而轼卒不得大用。欧阳修先识之，其名遂与之齐，岂非轼之所长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呜呼！轼不得相，又岂非幸欤？或谓：“轼稍自韬戢，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虽然，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                             （《宋史·苏轼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