Ｏ夏浚钟
孔子与司马迁的“天命”观点是人类历史积淀的精神成果，他看似虚无却又实实在在。孔子在《论语》、《孔子家语》中留下的和司马迁在《史记》中阐述的“天命所授”思想观点是辩证的观点，并不是让世人一成不变的接受天命，而是教导、引导世人在接受天命所授的前提下适当进取，活在当下，凡是皆要有度。孔子直截了当的告知了天命的重要性，天命是可以变化的，这个变化依随着个人的仁德厚薄变化而变化。司马迁更是沿着孔子的这一观点在《史记》中利用记述五帝及夏商周秦汉历代帝王掌管社稷过程的篇幅，论证了孔子的天命观点，并冒着不惜被后人质疑摒弃的风险把“宋太丘社亡”事件用于解释周与秦的灭国天命所授的原因，这也是司马迁“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后有君子，一览观焉”的个人风范。
我们现在研究解读孔子、司马迁的“天命”观，是想通过全面解读他们的思想观点，让世界了解孔子、司马迁认知传授的“天命”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天命”，他们说的“天命”是辩证的天命，是在个人或群体乃至国家的德的厚薄程度变化下而变化的“天命”，“天命”是可变的，也是始终变化着的，他启示我们：活在当下，适度进取。
关键词：孔子、司马迁、天命、德、太丘社
一、 孔子的“天命与德并重决定事物”的思想观点
孔子主张的“仁”、“礼”是其教诲大众或自身修德的具体步骤，一个人的德的厚薄是需要通过这个人言行表现出来的“仁”的程度去评价，而“仁”的程度多数是需要通过这个人的社会活动表现出来的“礼”的程度去评价，所以孔子的天命以外的“仁”、“礼”学说都是修德过程的德的表现内容，一个人不修德无德了，也就无“仁”无“礼”了。
孔子认为事物首先由上天给予，是“天命所授”，然后在事务过程中行“仁”施“礼”促成成就事物。反之，成功成分的天命也要转变为不成功的天命。“仁”与“礼”是德的内涵的外在表现也是衡量德厚德薄的指数。
（一）
孔子认为获罪于天，无可救药。
《论语·八佾篇第三》谓: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1］卫国大夫王孙贾向孔子求教问道：卫国民众现在流行两句话，与其求媚上帝神于奥，到不如求媚于灶神饭食充足来得实惠，是什么原因呢?孔子回答说［2］：不是这样的，有罪于天神上帝，在祈祷也没有用了，没有方位能满足你的祈祷了，上帝掌管一切神灵，得罪了天神上帝，所有的神灵都不会逾越上帝接受你的祈祷给你降福。
(二)孔子认为“天命”是天神上帝天所授予，他人不能改变。
《论语·述而篇第七》谓：“子曰：‘天生德于予，恒魋（tui）其如予何？’。”，［3］孔子说：天神上帝让我生成就有品德，恒魋没有品德，恒魋厌恶我又能把我怎么样呢？这个事件来源于孔子游历到宋国时发生的一系列事，《孔子家语·曲礼子贡问第四十二》谓：“孔子在宋，见恒魋自为石椁，三年而不成，工匠皆病。夫子愀然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朽之速愈。’”，
［4］孔子在宋的芒砀山麓（现河南省永城市芒山）看到宋国的司马恒魋凿山为自己凿制椁，开工三年了没有凿成还把工匠都累病了，孔子是有感而发说到：若是像恒魋这样不顾工匠死活，动用大量人力、财力奢靡为自己打造石椁，还不如死了赶快腐朽掉的好，使用石椁延缓腐朽的速度有什么意义呢？［5］孔子旗帜鲜明的公开评价了恒魋不顾工匠死活而为了满足自己之需的行为，同时不乏贬斥之意。恒魋听到后很生气，带人砍倒孔子带弟子演习礼仪的大树恐吓孔子一行。这个行为是他个人报私怨的行为，以前我们认为的孔子周游列国在其祖籍地宋国被威胁驱赶是宋国国家的行为，是一个误解。《论语·子罕篇第九》谓：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6］孔子被拘禁于匡地。他说到：文王死了之后，传下来的礼乐教化典章制度不在我这里吗？天要使这些礼乐教化典章制度丧失不传的话，天也不会让我掌握这些礼乐教化典章制度。天如果不丧失这些礼乐教化典章制度，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有天帝授命不怕匡人的发难，孔子在这里再次肯定了天命的重要性，把“天命所授”放在第一位，其次才是个人行为,天神上帝给予个人的品德、他人干预不动。
（三）孔子认为对天帝神灵的信奉必须虔诚
《论语·八佾篇第三》谓：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7］祭谁就如谁在，祭神时就如神在一样。孔子说：我不亲自参加祭祀，而以我的名义去祭祀还不如不祭祀。孔子这句话既有表明自己对神灵的虔诚观点，也有批评某些王公贵族让属下替代祭祀的对神灵不虔诚与个人懒惰的行为。孔子个人是如何信奉天地神灵的也有记载，《论语·述而篇第七》谓：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lei，为生者所作的祈祷文）》曰:‘祷尔于上下神（天神曰神）祇（qi,地神）。’子曰：“丘之祷久矣。”。［8］孔子一次病得很重，子路请求为他举行祈祷，孔子问：“有这样的事吗？”子路答曰：“有的，《诔》曰：‘为你向天神地神祈祷。’”孔子说：“我已经祈祷很久了。”，这就是孔子对神灵的虔诚态度和具体的向神灵祈祷的行为。对他人对神灵的态度孔子也有评价及折服，《论语·泰伯篇第八》：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fu）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xu）。禹，吾无间然矣。”。［9］孔子说：禹，我对他是没有什么可以批评的了，他自己的饮食粗陋，而对鬼神的祭祀却尽力致孝，平时自己穿着破旧，而祭服美丽整齐，自己的宫室住处低矮简单，而尽力建设城河、沟渠水利。对禹，我已经没有什么可批评的了。
（四）孔子认为上帝天神以降吉兆预示祥瑞，降灾祸以示惩罚
孔子肯定地认为天降凤鸟、河图世上可以出现圣王，否则不可。《论语·子罕篇第九》谓：子曰：“凤鸟不至，河图不出，吾已矣夫！”，［10］孔子说;凤鸟没有飞来，河图没有出现，这些吉兆没有出现我这一辈子是没有希望做圣王了！孔子在肯定天命的所授的先决条件下也很是对自己无望做圣王的结果颇感遗憾。孔子还认为天对有罪于天的人用降灾祸的方式去惩罚，同时这个惩罚是理性有度的,罪罚适当。《孔子家语·六本第十五》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孔子在齐，舍于外馆，景公造焉。宾主之辞既接，而左右自曰：“周使适至，言先王庙灾。”景公覆问：“灾何王之庙也？”孔子曰：“此必釐（li、xi）王庙。”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诗》云：‘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报其德，祸亦如之。夫釐王变文武之制，而作玄黄华丽之饰，宫室崇峻，舆马奢侈，而弗可振也。故天殃所宜价其庙焉。以是占之为然。”
公曰：“天何不殃其身，而加罚其庙也？”
孔子曰：“盖以文武故也。若殃其身，则文武之嗣，无乃殄（tian）乎？故当殃其庙以彰其过。”
俄顷，左右报曰：“所灾者，釐王庙也。”
景公惊起，再拜曰：“善哉！圣人之智，过人远矣。” ［11］
这个典故是孔子衡量评判品德在天命执行过程中获得善报与惩罚的典型例证，孔子认为周釐王执政时娇华奢侈，以其德，天降灾祸与其本身就是绝了周文王、武王的子嗣，就是灾祸强度太过，罪不至于此，以火灾其庙罪罚是适当的。
（五）孔子认为君子必须敬畏天命、知天命
《论语·尧曰篇第二十》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12］孔子说;不懂得天命，不能成为君子。不懂得礼，无法立身于社会。不懂得辨听他人的言语，就不能了解他人。孔子说的礼首先是事上帝的郊祀之礼，其次是祭祀祖宗神的宗庙之礼，再其次是君臣、臣臣、臣民、民民、夫妻、父子等社会关系之礼。从孔子这两段话可以更进一步确定孔子天命下的以礼行事的观点，尊礼的同时就修德、有德了，二者相辅相成。《论语·季氏篇第十六》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13］孔子时代所定义的君子可以理解为现代的有成就和品德好的人士，大人可以理解为现代的官员、领导、上级、政府，我们汲取孔圣人之言内涵，敬畏天命、活在当下、适度进取、遵纪守法不是很好吗？
（六）孔子对天、上帝的认知程度
《孔子家语·郊问第二十九》谓：定公问孔子曰：“古之帝王必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对曰：“万物本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故以配上帝。天垂象，圣人则之，郊所以明天道也。”，［14］鲁国国君定公向孔子询问道：古之帝王郊祀皇天上帝时必然祭祀其祖以配祭，是何原因呢？孔子回答说：万物的根本来源于上天，人的根本来源于祖先。社祀郊祭就是反思来源大报皇天上帝和祖先的恩惠的行动，故祭祖以配祭上帝。上天显示征兆，圣人则取法这些征兆，郊祀就是为了显明天道。孔子对皇天上帝的作用及怎样对待上帝，态度是很明确的。《孔子家语·执辔（pei）篇第二十五》孔子曰：“······今人言五帝三王者，其盛无偶，威察若存，其故何也？其法盛，其德厚，故思其德，必称其人，朝夕祝之。升闻于天，上帝俱歆，用永厥世，而丰其年。······无德法而用刑，民必流，国必亡。治国而无德法，则民无修；民无修，则迷惑失道。如此，上帝必以其为乱天道也。······升闻于天，上帝不蠲（juan）,降之以祸罚，灾祸并生，用殄厥世。故曰德法者御民之本。”。［15］孔子明确认为五帝三王之所以被百姓世代传颂，人们怀念那个时代，是因为他们的法盛大、德厚实，百姓朝夕称颂帝王本人，天皇上帝闻之很高兴，就让他们的宗族长时间的掌管天下社稷，反之则失道、失民、失天下社稷。
综上所述，孔子首先肯定天命的存在，同时还理性的认为天命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受人的行为彰显的德厚德薄而改变的，以礼做事，以仁德待世，天命中好的部分就不会变坏，他人不能改变；如果德衰薄就会把天命好的部分变差。孔子是用了辩证的方法理性的解释了天命与德的关系，这个观点被世代帝王和百姓所认可。
二·司马迁认为五帝掌管天下社稷首要条件是“天命所授”，为帝王的条件首先是天神使者或者具有天神血统，同时具备贤仁之德，天命才有所授。天命所授、天神血统、贤仁之德三者紧密结合。司马迁还认为“天命”还包括对变化了的“天命”的所授，“天命”是动态的、变化着的，“天命”在“德”的程度变化时，天命亦随之变化。
（一）、司马迁列举的五帝的天神血统与贤德条件
《史记·五帝本纪第一》谓：“黄帝者，．．．．．生而神灵，弱而能言，．．．．．．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财物。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16］黄帝生而神灵，很幼小时即能说话，是天神的使者的特征，又具有贤德，所以符合天命所授为帝的条件。《史记·五帝本纪第一》谓：“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素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絜（jie）诚以祭祀。”，［17］颛顼是黄帝的孙子，天生的天使血统，具有贤德，虔诚的祭祀天地，所以具备为帝的所有条件。《史记·五帝本纪第一》谓：“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高辛生而神灵，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于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18］帝喾是黄帝的曾孙具有天生的天神血统，出生即能说出自己叫什么名字，天生的神灵，顺天义仁爱百姓，事上帝敬鬼神，所以完全具备天命帝王的条件。帝喾的弟弟即为帝尧，《史记·五帝本纪第一》谓：“帝尧者，放勋。其仁如天，其知如神．．．．．．百姓昭明，和合万国。乃命羲、和，敬顺昊天，”，［19］帝尧是黄帝的曾孙，具有天神的血统，仁德如天，和睦九族，与众诸侯国和合处事，敬顺昊天上帝，从本质上具备天命所授帝王的条件。《史记·五帝本纪第一》介绍帝舜是黄帝的第八世孙，舜以上五世均是庶人，因舜以仁广博，尧选才以舜，［20］《史记·五帝本纪第一》谓：“于是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遂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辩于群神。．．．．．．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荐之于天。．．．．．．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21］帝舜是黄帝的第八世孙具有天神的血统，具有贤仁之德，又经过尧向天推荐历经考验，是天同意的帝王接班人，一切都是来源于天命所授，同时具备了天神血统、具有贤德、天命所授三个条件，所以舜掌管了天下社稷。夏禹是黄帝的玄孙，帝颛顼的孙子，禹的父亲鲧和曾祖父昌意均是大臣，禹因为无私敬业，具有贤德，具有天神血统，所以被舜选中荐之于天，经天考验即位帝王，《史记·夏本纪第二》谓：“帝舜荐禹于天，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丧毕，禹辞辟舜之子商均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娰氏。”。［22］以上帝王的上位均是天命所授与德并重决定的结果，下帝王位则是荐之于天前提下的禅让制，不存在查找失去帝位的原因。
（二）司马迁列举的夏、商、周、秦、汉即位帝王的条件
《史记·夏本纪第二》谓：“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23］启是黄帝神族的后代，具备天神血统，又具备贤德，所以即位天子也是天命所授。
殷商之族商汤上位帝王首先是其血缘关系来源于天之神鸟血缘，玄鸟是传说中的神鸟，《史记·殷本纪第三》谓：“殷契，母曰简狄，有娀（音song）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吞之，因孕生契。”，［24］天之神鸟玄鸟的血缘后代，天神护佑与天命授予是顺理成章的事，商汤具有仁德，《史记·夏本纪第二》谓：“汤修德，诸侯皆归汤”，［25］《史记·殷本纪第三》谓：“汤出，见野张网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汤曰：‘嘻，尽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网。’诸侯闻之，曰：‘汤德至矣，及禽兽。’”，［26］一个撤去捕鸟的三面网的故事折射出汤的仁德所在，所以，汤具备天命所授的条件。
周武王击败商纣王即位天子首先有一个天神的血统，《史记·周本纪第四》谓：“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嫄。姜嫄为帝喾元妃。姜嫄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避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嫄以为神，遂收养长之。”，［27］巨人迹，说白了就是天神迹，周后稷是巨人迹的血统，至西伯昌文王周从诸侯小国逐渐强大到诸侯盟主，这与文王的仁贤之德得到众诸侯的认可有关，所以到武王时代即一呼百应，在武王确定了天命灭商时即伐商取得王位，对周的掌管天下社稷司马迁也是列举了周的天神血统、仁贤之德、天命所授三个要件。
秦最后吞并六国统一天下，司马迁明说是天命所授“盖天所助焉。”，首先介绍秦族是天神玄鸟的血统，《史记·秦本纪第五》谓：“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28］大业生大费，大费助禹有功受舜奖励，其后代到殷商时有功被封为诸侯，从此走上了强盛之路。秦的天命所授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第三序》谓：“秦襄公始封为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见矣。．．．．．．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彊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埶利也，盖若天所助焉。”，［29］司马迁认为秦的异常崛起与其开始越位立西畤事上帝有关，接着的几百年秦又建鄜（fu）畤用三牲郊祀白帝、秦德公在鄜畤用三百牢祀白帝、秦宣公作密畤祭青帝、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秦献公在栎（yue）阳作畦畤祀白帝，这些祀天地、事上帝的活动在历届王族未得到王位之前进行的规格之高、规模之大是空前的，也是唯一的，这种积极的向天邀宠的做法，司马迁认为得到了及时的回报，司马迁总结说：“盖天所助焉。”。
汉高祖刘邦的不可思议的迅速取得帝王之位，首先来源于刘邦的天神使者蛟龙的血统，《史记·高祖本纪第八》谓：“高祖，沛丰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长从王媪、武负贳（音shi，意为赊欠）酒，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怪之。．．．．．．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骊山，．．．．．．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击斩蛇。蛇遂分为两，径开。行数里，醉，因卧。后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妪夜哭。人问何哭，妪曰：‘人杀吾子，故哭之。’人曰:‘妪子何为见杀？’妪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故哭。’．．．．．．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因东游以厌之。高祖即自疑，亡匿，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吕后与人具求，常得之，高祖怪问之。吕后曰：‘季所居处常有云气，故从往常得季。’．．．．．．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30］《史记·封禅书第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1月第一版卷二十八第1127页）谓：“高祖初起，祷丰枌榆社。”，［31］司马迁对汉高祖刘邦的始祖不知未记，刘邦之母梦与神遇和与蛟龙交媾的故事给刘邦理顺为天神使者蛟龙的后代，是直接的血缘关系，为了更进一步让世人认可刘邦的天神使者血统，司马迁有举证了一个刘邦斩蛇带来老妪亲口说出刘邦是赤帝之子的话，更进一步明确了刘邦的身份。刘邦又为人好施乐善、仁义修德，起事时又祷丰枌榆社求得天命所授，所以刘邦一族获得天下社稷完全符合了三个条件。
（二） 司马迁认为当权的帝王失去社稷的首要原因是有罪于天，然后天命授于德衰、天降灾祸惩罚，逐步作局使之失去社稷，且灾祸惩罚程度适当。
《史记·夏本纪第二》谓：“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天降龙二，有雌雄，．．．．．．龙一雌死，以食夏后。．．．．．．帝桀之时，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畔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乃召汤而囚之夏台，已而释之。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奔走鸣条，遂放而死。”，［31］夏桀失去社稷的原因首先是其曾祖父一族人误食雌龙肉，不是故意对天神犯罪，即使是这样也导致诸侯与夏疏远和天命授予夏桀不修德，最后形成失去社稷，流放而死。夏桀族人食龙肉不是有意的，但这也犯了天条有罪于天，天命剥夺帝王之位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其后人被封于杞以事宗祠是适度的，也是很被人性化了的一个结局。
《史记·殷本纪第三》谓:“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僇（lu）辱之。为革囊，盛血，卬（音ang,通昂）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猎于河渭之间，暴雷，武乙震死。．．．．．．帝纣．．．．．．慢于鬼神．．．．．．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纣。酒侯女不好淫，纣怒，杀之，而醢（hai）九侯。鄂侯争之强，辩之疾，并脯鄂侯。．．．．．．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甲子日，纣兵败。纣走，入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周武王遂斩纣头，悬之白旗。杀妲己。．．．．．．周武王崩，武庚与管叔、蔡叔作乱，成王命周公诛之，而立微子于宋，以续殷后焉。”。［32］司马迁首先列举了商纣王的曾祖父武乙不遵道，极尽能之侮辱天神大罪于天，被天雷爆震而死，从此殷全面衰落，导致天命授予商纣王腐化透顶、残暴无比，对百姓乃至诸侯使用及其残忍的炮烙之刑，即使是重臣三公也惨无人道的对待，九侯之女不配合其淫乐，即将九侯剁成肉酱，鄂侯与其争辩事理时不忍让、语气犀利，就把鄂侯杀死并将其肉做成肉干，忠臣比干劝谏直爽就把比干开膛挖心。总之，《史记》所记载的王族中无论是对天帝不敬还是对人臣残暴，商纣及武乙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司马迁几乎是声讨的态度数列商纣的种种罪行，所以商纣的下场也是最悲惨的，不但无奈赴火活活烧死经历痛苦，死后还被悬首示众，其罪孽更是累及其子武庚作乱被杀。其有重罪于天，有极罪于民，故天命授其丢掉王位、悲惨至极，也是罪祸相当，灾罚适当从重的典型。《史记·周本纪第四》中借周武王的官职为筴祝叫尹佚的之口对商纣作了总结，尹佚筴祝曰:“殷之末孙季纣，殄废先王明德，污蔑神祗不祀，昏暴商裔百姓，其章显闻于天皇上帝。”［33］
周的灭亡有些曲折，首先周没有太大的有罪于天的事实，只是在周厉王时，厉王不遵守祖训打开了从夏流传下来的一个盛有龙涎的盒子，盒子的龙涎流出沾染了宫中一个幼女，后来导致这个幼女无夫生女，出生的女子叫褒姒，就是后来引起周幽王烽火戏诸侯故事的女子，最后导致周幽王被杀周一分为二实力锐减，到周显王三十三年（公元前336年）天降灾祸预警，发生了“宋太丘社亡” 信仰危机事件，“太丘社”是当时的中心，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孝武本纪》中把“太丘社”与周德、九鼎列为同等重要的位置，太丘社不只护佑诸侯国宋国，还兼顾护佑天下社稷，原因就是她的曾经为殷商王社的缘故，因它的显赫身世和灵验的神圣被长期广泛的传颂，所以太丘社“亡“”去也预示着东西周也将亡去，“宋太丘社亡”后八十二年时西周被秦吞灭，六年后秦取东周，从此周全部退出历史舞台，《史记·周本纪第四》云：“周君、王赧（nan）卒，周民遂东亡。秦取九鼎宝器，而迁西周公于惮（代用字，相通，音dan）狐。后七岁，秦庄王灭东（西）周。东西周皆入秦，周既不祀。”，［34］周无大罪于天，又无残暴之举，退出社稷舞台时亦无杀戮凄惨场面，也算是善始善终、罪罚适中。
秦的快速覆灭与异常崛起一样不被一般人所理解，按司马迁的思路考秦，秦并没有直接对天帝不敬，司马迁对秦失去社稷给出三个隐式的理由，一是天的意志发生了“宋太丘社亡”事件，天帝放弃保护本届社稷事主，天不保周，周亡，“宋太丘社亡”事件在《史记·六国年表》中司马迁不以通例记于齐，而是强硬的记于秦，秦必亡。二是秦族是外戚之族（颛顼帝的苗裔孙女所生）天命所授为诸侯王，为天下王则不可，越位祀天绑架天命所授，强求福禄过盛即衰。三是几百年的崛起历史杀戮过重（一次斩首6万、坑杀10万等等）犯天条，用现代的语言说就是犯下反人类罪，皇天上帝的本意是让人类繁衍盛大，以使天有多祀，灭绝人口有大罪于天。所以，秦，二世而亡，即使是秦始皇也是在正当中年意外病亡，其子互残，其孙子婴自降为秦王缚缨称臣也未逃脱被项羽灭六族的悲惨命运，秦始皇一族血统从此覆灭不留一男，天之所以导演秦始皇绝嗣，可能是因为该族有大肆杀戮的恶习，为了避免重新出现大肆杀戮的恶行，所以天命授予秦始皇一族灭绝，这个结局是前数朝仅有的一例,可以说是悲惨至极，宗族最大的悲剧莫过于宗族的灭绝，秦的杀戮积累超重，主族灭绝也是罪罚适当。
综上所述，司马迁在《史记》中认为天命与德同时作用于人事，天命在时间与空间之中运作并适时调整，天命是随着德行的变化而变化着的，无论是个人、群体或是国家概莫如此，天命变化时均有预示，天命往吉祥方向转变时降祥瑞之事，天命往差坏方向转变时降灾祸预警，特别是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第三》周显王三十三年、秦惠文王二年名下记载：宋太丘社亡。［35］这个事件在司马迁列举周灭秦亡的重大原因时起到了顶梁柱的作用，是任何事件都无法替代的，这个事件恰恰是直接与天神上帝发生联系的宗教信仰事件，最能解释天命所授的问题，没有“宋太丘社亡”事件去解释周秦的灭亡原因，司马迁的“天命与德并重决定社稷归属”思想体系就不完善，就存在短板。司马迁事实上用“太丘社”完善了他的思想观点，却没有直接说出是用太丘社去完善的，而是让后世去解读，这也是司马迁几次所说“后有君子，以览观焉”的主要原因吧。
司马迁在《史记》中不遗余力的完成了“天命与德并重决定社稷归属”思想体系，是对孔子“天命与德并重决定事物”思想观点的继承和完善，科学的研究前人的思想观点不是要摈弃前人不科学的元素，而是要用科学的方法，要实事求是的探讨研究他的全部思想，不能片面或选择性的解读他的思想，这个原则对孔子、司马迁思想观点的探讨研究尤其重要。
探讨研究孔子、司马迁的思想观点的现实意义在于吸收他的天命所授观点的应世方法，过好当下，适度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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