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空军在抗战中有何作为
（资料一）
1937年8月13日，“淞沪战役”开始。次日，中国空军投入战斗，开始了自抗战以来中日两国空中力量的首次交锋。
8月14日，中国空军出动轰炸机对长江内的日本军舰以及位于上海的多处日本军事目标进行了轰炸，击沉日本驱逐舰一艘，还造成日军人员物资的重大损失。中午时分，日军派出战机对中国进行报复性轰炸，在杭州湾上空遭遇中国空军的拦截，双方在杭州湾上空进行了一场激烈空战。是日，中国空军击落敌机6架，取得了6∶0的战绩。
“8·14空战”的胜利来得如此突然，以至于在人们已经习惯了听到陆军方面惨败的消息之后，这才发现原来中国还存在着一支能够承担主动对日攻击，并能取得胜利的武装力量。次日，中国空军的照片和他们的事迹成为中国各大媒体的头版消息。但真正了解当时中国空军实力的人却明白，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面对数倍与己、装备精良的日本空军，年轻的中国空军接下来要面临的将是严酷的报复性打击。
在抗战刚刚开始之时，中国方面能作战的飞机仅305架，而日本陆军航空兵力为140个中队，海军常备基地航空兵力为65个飞行队，陆海军共有飞机约2700架。
果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中国空军和日军在上海、武汉、南京、杭州的上空，一场场战斗惊心动魄。处于劣势的中国空军凭借自身的果敢，予敌以重创。在“8·14空战”之后的三个多月中，日军损失飞机230架，飞行员被击毙327人。但是，中国空军同样也损失惨重，至当年12月，南京陷落时，中国空军力量几乎损失殆尽。
更为严重的是，中国本来就为数不多的飞行人员多数阵亡，一批空中名将相继陨落。被称为中国空军“四大天王”之首的空军第四大队队长高志航首开击落敌机纪录，此后更是一人击落敌机多架，被日军称为“中国空军最有价值的飞行员、指挥员”。1937年11月12日，高在河南周口机场遭日机扫射，中弹殉国。开战不到半年，中国空军“四大天王”中的另外三位，刘粹刚、乐以琴、李桂丹也悉数阵亡。
就在中国空军陷入绝境之时，苏联志愿航空队于1937年12月来华，与此同时，一批苏制战机也运到中国，中国空军由是绝处逢生。
1938年，陆地战场每况愈下，空战亦进行得相当惨烈，侵华日军的战机数量越来越多，而中国战机却越打越少。即便如此，中国空军还是集中有限力量对日军台北、武汉、上海等航空基地进行轰炸，甚至派遣飞机到日本本土进行了“宣传轰炸”，散发了上百万份传单。
自1939年到1941年期间，中国空军迎来了最为艰难的三年。这期间，中国空军几乎无力再进行大规模作战。同时，日本新式战机——“零式”战机投入使用，中国的落后机型面对这种战机时几乎没有还手之力。1941年3月，中国空军第五大队34架飞机迎战日本12架零式战机，结果被击落 13架，击伤11架，而日机则仅有少量损失。第五大队因此被撤销番号，改名“无名大队”，队员胸前要佩戴“耻”字胸章。至1941年夏，中国空军消耗到仅存65架飞机。此时，苏联志愿航空队也奉命撤回，中国空军再一次面临山穷水尽的地步。
日军利用空中优势，在重庆、昆明等中国后方军政要地如入无人之境，进行狂轰滥炸。因为日军的空袭，中国军民死伤惨重，甚至发生了因躲避空袭而造成上万人窒息死亡的“重庆大隧道惨案”。
1941年冬，美国空军教官陈纳德率领自己招募组建的美国志愿航空队到昆明参战。开战第一天，已经许久未见中国战机的日本飞机遭到重创。此后，陈纳德的机队屡创空战佳绩，因其英勇神猛而被民间称为“飞虎队”。至1942年7月，飞虎队被并入美国陆军航空队，后在滇缅公路中断的危急情况之下，开辟中印之间著名的“驼峰航线”，用空运维持中国战略物资的运输。
1942年，也是中国空军的转折点。随着新一批空军培训完毕，同时接受了大批美式轰炸机和歼击机，中国空军重新与日军展开激战，并且逐步取得制空权，1944年，完全取得主动。
1945年8月14日，中国空军第五大队飞行员沈昌德从湖南芷江机场起飞，完成了中国空军在抗战中的最后一次作战任务。次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根据统计，抗战8年中，中国空军共击落击毁敌机1226架、击伤炸伤敌机230架、炸毁炸伤敌坦克车辆8546辆，而自己则损失各种飞机2468架，6164人殉国。
（资料二）
综合各方面数字看，抗战初期，从1937年7月到1941年之间，我国军用飞机总数在1600～1950架之间。
1、战前，中国空军军用飞机约600架，其中驱逐机（即战斗机）305架，其中一半有作战能力。
2、苏联政府根据1937年8月21日签订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并应中国政府请求，分批派遣空地勤人员赴华参加抗日战争。每批留华时间一般不超过半年。志愿队历任负责人有P.F.日加列夫、P.V.雷恰戈夫、P.N.阿尼西莫夫、F.P.波雷宁等。兵力最多时达8个机队，其中包括2个SB-2、1个DB-3轰炸机队和5个I-15、I-16歼击机队，每个机队编有20～80架飞机。
从国内的统计看，1937年到1941年，苏联总共派遣3665人参加中国抗战,包括1091名飞行员。他们带来的飞机，据不完全统计，共有1250架，其中包括561架伊-15和伊-16，222架轰炸机(大部分为CB轰炸机)，以及100架教练机。而苏联著名经济史专家斯拉德科夫斯基的数字，苏联共援华飞机904架（其中中型和重型轰炸318架，歼击机542架，教练机44架）。
两者相差约350架左右，但就按苏方统计数字看，我国从苏联接收的飞机约为900架。
3、此外还有从其他渠道取得的飞机：杨杰日记1937年9月12日记载：“孔祥熙在欧接洽之飞机，英方仅有二十余架，法方四十四架（计三种），并付现款，其价格较予在苏方接洽者高一倍。”
据这些不完全统计资料来看，此期间中国军用飞机总数超过1300架是没有疑问的。
抗日战争初期，中国空军的主力战斗机如美制的霍克，苏制的I-15、I-16的性能不下于日军，日本的零战服役后，日方才取得绝对制空权。战争初期，中国空军和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取得不少辉煌的战绩，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
8.14空战
1937年8月13日，“淞沪战役”开始。第二天，日军为报复中国空军出动轰炸机对长江内的日本军舰以及位于上海的多处日本军事目标的轰炸，日军战机对杭州笕桥机场进行报复性轰炸，在杭州湾上空遭遇中国空军的拦截，双方在杭州湾上空进行了一场激烈空战。是日，中国空军击落敌机6架，取得了 6∶0的战绩。在“8·14空战”之后的三个多月中，日军损失飞机230架，飞行员被击毙327人。
2.18空战
1938年2月18日，在武汉空战中击落日机12架。
4.29武汉大捷
1938年4月29日，日本天皇的生日（天长节），我国空军痛击来袭击的日本空军，击落日机20余架，为天皇献上了一份厚礼。
5.19轰炸东京
1938年5月19日，在队长徐焕升、副队长佟彦博率领下，中国空军“马丁”B-10型轰炸机双机编队，远征日本本土，投下100多万份传单，对日本侵略者发出了严正警告：“尔再不训，则百万传单将一变而为千吨炸弹。尔再戒之。”这是日本有史以来第一次被外国飞机轰炸袭击，也是世界航空作战史上绝无仅有的“纸片轰炸”。
…………
37年到41年4年间，共击落击毁多少日机？有说1049架的，也有说是986架的。
（资料三）中国空军的辉煌战绩：第一次成功轰炸日本本土
1938年5月20日清晨，日本长崎一家寿司店的老板打开店门，突然发现门前到处是传单。只见一份传单上印着英汉对照的文字：“尔国侵略中国，罪恶深重。尔再不训，则百万传单，将一变为干吨炸弹，尔再戒之。”当天，在九州岛的福岗市和北九州市也发现了大量类似传单。
本土防卫“固若金汤”的日本，怎么会有中国的传单“蛊惑人心”?日本法西斯当局如临大敌，慌忙派出大批军警、特务挨家挨户收缴传单。原来，这些传单是中国飞行员的杰作。
就在5月19日夜晚，中国飞行员驾驶装有数百万张传单的两架马丁139WC型轰炸机，对日本本土进行“人道远征”空袭，向侵略中国的日本军国主义发出严重警告。这是日本有史以来第一次遭外国飞机轰炸袭击。
可以说，在二战中，首开对日本本土实施战略轰炸先河的是中国空军。
轰炸计划一波三折
中国空军对日本的轰炸计划，早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就已在酝酿。1936年底，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制定的年度《国防作战计划》明确向空军要求，“准备全部轰炸机袭击敌之佐世保、横须贺及其空军根据地，并破坏东京、大阪等城市”。
抗战爆发后，随着战事的失利，中国空军的战机损失了大半。其中，能够飞抵日本本土的萨伏亚S-72和马丁-139WC两种远程轰炸机损耗殆尽。因而，空袭日本的战略构想成了“一枕黄粱”。
无奈之下，国民党政府将目光瞄向了海外。1937年9月，中国军事代表团赴苏联洽谈军事援华问题时，收到蒋介石密令：务必购买可以用于轰炸日本的重型远程轰炸机。10月，苏联对华军事援助协议中的6架TB-3重型轰炸机按计划飞抵兰州。11月30日，其中的5架飞机由兰州经汉口飞往南昌进行轰炸前的临战训练。
不幸的是，日方早已获悉南昌有中国重型轰炸机的情报。12月13日，日机空袭南昌机场，当场炸毁2架，炸伤3架，剩下的战机被迫飞返兰州躲避空袭。后来，由于数量有限且备件缺乏，TB-3在中国战场只作为运输机使用，再也没有担负任何轰炸任务。
正当人们为轰炸机之事一筹莫展时，美、英、法、荷等国的多名志愿飞行员来到中国参战，同时带来了4架马丁-139WC轰炸机、7架伏尔梯V-11轻型轰炸机和数架刚刚从欧美淘汰的诺斯洛普G2E轻型轰炸机。以此为基础，中国空军迅速组建了直属空军司令部的第14中队，由宋美龄的美国顾问陈纳德直接指挥；另外，撤销了隶属于空军司令部的第30中队，并将其残存的马丁轰炸机划归14中队。
第30中队是中国空军刚刚购入美国马丁轰炸机后专门组建起来的，其成员均为中央航校前三期毕业生。由于对日空战中的损耗，该中队至1937年10月只剩下5架轰炸机。外籍飞行员的参战及马丁-139WC轰炸机的到来，使中国空军又看到了希望，轰炸日本的计划重新提上日程。
1938年初，经过半年多的战争，中国东部沿海大部分地区已经沦陷于日军铁蹄之下，中国军队损失惨重。国内外有不少人认为，抗战已无胜利的希望，主张放弃抵抗，向日本投降。鉴于这种情形，为了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鼓舞中国军民的抗战斗志，显示中国抗战到底的决心，中国空军决定组织实施对日本本土的轰炸。
空军上尉主动请缨
当时，日本空战实力相当强大，其本土防卫水平更是不容小觑。况且，中国空军又缺乏远程通信、导航设施和长途飞行经验,因而对日本本土的远征之旅无疑会面临重重艰险。
对于执行轰炸任务的人选，国民党政府一时举棋不定。起初，蒋介石考虑派外籍驾驶员李尔德担此重任。李尔德答应前去，但称任务风险太大，提出了让人无法接受的天价酬金。针对此情况，国民党政府决定由中国飞行员来执行这一任务。
中国空军上尉徐焕升主动请缨，申请由他负责组建远征轰炸队的具体事宜。徐焕升是中央航校第一期毕业生，曾担任过蒋介石的专机驾驶员，是中国空军资深飞行员。航委会经慎重考虑，批准了他的申请。
徐焕升接受任务后，首先通过疏散隐蔽躲避过了日军的空袭。随后，他正式宣布接管第14中队，并通知在汉口待命、预先选拔好的飞行员立即飞抵成都报到。
1938年3月，中国空军重新制定了《空军对敌国内陆袭击计划》，选定日本佐世保军港和八幡市为轰炸目标。为了确保轰炸任务的顺利遂行，航委会又从飞行第8大队调来以佟彦博为首的数名优秀飞行员，与先前到达成都的飞行员会合，组建了特别轰炸中队。
徐焕升率领众飞行员，对现有的各型轰炸机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筛选，最后选定了马丁-139WC型轰炸机。接着，紧张的战前准备开始了。一方面，徐焕升对马丁战机进行了改装，将飞机炸弹舱改装为油箱，增加可携带的燃料量；加装了无线电定向仪，以确保航向准确。另一方面，他组织进行集中训练，模拟实战的长途夜航训练，摸索和适应马丁战机的性能。
在训练过程中，徐焕升发现：马丁战机虽然性能良好，威力巨大，但返航途中极可能遭到日本空军追击。而且，仅靠眼下这几架飞机投掷炸弹，难以取得震慑效果。于是，他请示航委会修改原定计划,以两架轰炸机携带传单空袭日本。这样既可显示中国拥有攻击日本的能力，宣扬我国抗战斗志，警告日本当局；又能显示我泱泱大国的慈悲胸怀，与日本的残暴形成鲜明对比。同时为了缩短航程，建议将目标改为九州岛的长崎、福冈和北九州。国民党政府同意了他的建议。
5月初，特别轰炸中队根据训练情况，确定了执行轰炸使命的机组人员。长机由徐焕升为正驾驶，苏光华为副驾驶，刘荣光为领航员，吴积冲为通讯员，飞机编号1403；僚机由佟彦博为正驾驶，蒋绍禹为副驾驶，雷天春为领航员，陈光斗为通讯员，飞机编号1404。随后，这两个机组飞往汉口王家墩机场待命出击。
5月18日，在武昌官邸，蒋介石和宋美龄接见了机组成员，以示鼓励。
东征勇士凯旋而归
5月19日15时，两架马丁-139WC型轰炸机从汉口起飞，并于17时左右降落在浙江宁波丽水机场。精选出来的场务人员飞快地为“马丁”加油，把成捆的“纸弹”装进弹舱。徐焕升和他的战友们借着黄昏的余晖，在机场上展开大地图，画着航线。他们决定由宁波出海之后，沿着舟山群岛南端，避开日军的防空警报系统，横渡东海，以日本九州的鹿儿岛为目的地。
19日晚，出征人员为表达必胜决心，由徐焕升向军事委员会拍发致敬电文：“职谨率全体出征人员向领袖蒋委员长及诸位长官行最高敬礼，以示参与此项工作之荣幸，并誓各以牺牲决心，尽最大努力完成此非常之使命。徐焕升皓”。这份电文，曾在全国各报刊载，显示了我东征勇士们的悲壮忠勇。
5月19日23时30分，经航空委员会批准，两架马丁机从宁波起飞，向东飞行。由于云层很厚，无法看清地面，全靠宁波地面电台导航。远离大陆后，就只能凭借仪表进行盲飞。
当机队飞临东海上空时，忽然，在海上游弋的5艘日舰探照灯齐明，深沉的夜空里闪烁着根根光柱。紧接着，高射炮、机枪弹流如注，直射天空。日舰听到飞机的轰鸣声，以为空军来偷袭，机械地做出了反应。
两架“马丁”不理会这些干扰，沿既定的航线沉着前行。20日零点35分，基地收到了他们发回的电报：“云太高，不见月光，完全用盲目飞行。”这是告诉后方基地，他们仍在安全飞行。由于两个多月的艰苦训练，3个多小时的编队夜航非常顺利。
5月20日凌晨2时40分，机队发现了海岸线，经与航行图对照，确定为日本九州岛。领航员透过云缝，看到了沿九州海岸的万家灯火。真是天赐良机!看来日本人毫无戒备。很快，机队越过海岸线，向日本九州本岛插入，并开始降低高度，通信员陈光斗和吴积将各自尾舱的传单搬出。
飞临长崎上空时，飞机高度降到了3500米。徐焕升和他的战友们发现大片灯光就在脚下，欣喜万分，不禁高喊起来：“到啦!看见灯光啦!”“准备投弹!”徐焕升果断下达了命令。转眼间，一份份传单像白色的炸弹一样从舱板下投出，纷纷扬扬地飘下。
尔后，双机编队以长崎为起点，向北做大圆弧飞行，于3时45分到达福岗上空，再次撒下传单。4时32分，编队飞越北九州上空，将剩余传单全部投放。之后，掉头向西南沿原路返回。
双机在飞经佐世保、佐贺、久留米、熊本等城市途中，均未遭到地面高射炮和飞机的拦截，只有在飞临福岗上空时，全城一片漆黑，显然日军已经发现有敌机突入其领空，实行了灯火管制。
5月20日拂晓，两架“马丁”飞抵我国东海岸，这时发现有日机试图拦截，并遇到日舰高射炮的轰击。徐焕升指挥两机利用云雾作掩护，以高超的飞行技术沉着应对。在此期间，两机失散。
8时48分，佟彦博驾驶的1404号机率先在江西玉山降落，9时24分，徐焕升也驾驶1403号机顺利地在南昌机场着陆。随后，两机分别在上述两机场加油起飞，11时30分在武汉上空会合，随即安全降落于汉口王家墩机场，“人道远征”的历史使命终于圆满完成。
徐焕升等人凯旋归来的喜讯，很快在武汉三镇传开，各界代表云集汉口机场。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军政部长何应钦、航空委员会主任钱大钧在机场举行了盛大欢迎仪式。汉口市民欢欣鼓舞，夹道欢迎敢于穿云渡海对日轰炸的东征勇士。
纸片炸弹响彻寰宇
中国空军此次对日轰炸，由于使用的是传单，所以史称“人道远征”或“纸片轰炸”。尽管没有给日本造成什么物质损失，但是完全收到了预期效果。此事弄得日本朝野皆惊，防空部队也慌了手脚，沉重打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它展示了中国空军实力，大大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民心士气，并得到国际上的广泛赞誉。
5月22日，周恩来、王明、吴玉章代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办事处亲自到国民党空军司令部，对凯旋的中国空军人员进行慰问，并敬献锦旗一面，上面写着八个大字：“德威并用，智勇双全”。蒋介石手订的《反攻复国战争阵中十诫》第四条：“冒险犯难，见危授命，不可贪生怕死，丧志辱节”中，将徐焕升远征日本一役，引举为范例。同时，全国各大媒体纷纷对此次远征进行报道。
同时，这次空袭也震惊了世界，在国外引起了巨大反响。英国《新闻记事报》社论称：“中国空军日前飞往日本散发传单，唤醒日本人民推翻军阀，此事意义重大，亦饶有趣味。”苏联《莫斯科新闻》也不吝赞美之词：“中国空军在抗战中占重要地位，在未来无疑将充当更为重要的角色。”其他世界主流媒体也认为，中国空军夜袭日本本土，彻底打破了“大日本神圣领空不可入袭”的妄言，狠狠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
此外，这次空袭使中国飞行员的良好形象得到了充分展示。尤其是指挥官徐焕升，获得了外国同行的“世界一流飞行员”的美誉。6年后，美国《生活》杂志评选刊登了二战中闻名于世的12名飞行员的照片，徐焕升位列其中。照片上标明：“徐焕升是先于美军杜立特尔将军轰炸日本本土的第一人。”后来，徐焕升也因此战而在国民党空军中青云直上，20世纪50年代出任台湾国民党“空军司令”。
（资料四）九州上空的中国轰炸机
1938年5月19日，对中国空军来说是一个难忘的日子。由徐焕升担任指挥官的“神鹰部队”，即空军第十四队，出动两架马丁B-10重型轰炸机，深夜从宁波机场起飞，东征日本。
这是自忽必烈蒙古军登陆以来，其他国家军队第一次对日本本土的远征。
在《轰炸日本本土第一人——徐焕升》一文中，作者这样描述东征的中国空军：
5月20日零时35分，徐焕升给地面人员拍发电报：“云太高，不见月光，完全在黑暗中飞行”。飞行一个多小时后，两架马丁轰炸机飞入日本近海，徐焕升再次向地面发报：“现在成队飞行，一切平安”。
凌晨2时20分，两架马丁轰炸机飞抵日本九洲西部海岸，飞机紧贴海面飞行，直达长崎港。凌晨3时，长崎市还处在无戒备状态，飞机盘旋一周，借助城市灯光，投下第一批传单。一时间传单像雪片一样纷纷扬扬，散落在长崎市区。飞机按原定计划向北作半圆形航行，飞经佐世保、佐贺、久留米、福冈、九州、熊本整个九洲岛。自飞机进入福冈以后，日方发现上空有飞机，立即发出防空警报，实行灯光管制，探照灯对空乱照一气。机组人员一面投下照明弹，一面投下传单。由于油料有限，两架马丁轰炸机在日本本土盘旋半个多小时，把带去的20万份传单全部投完后，才从容返航。
5月20日拂晓，两架马丁轰炸机飞抵我国东海岸，这时才发现有日机试图拦截，并遇到日舰高射炮的轰击，远征勇士利用云雾作掩护，以高超的飞行技术沉着应对。徐焕升清醒地意识到日机一定还在跟踪，有可能去轰炸宁波机场，便临时决定直飞南昌。8时48分，1403、1404号轰炸机分别降落于南昌和玉山机场，加油后继续西飞。上午11时30分，安全降落在汉口机场。
在这次远征中，与对中国城市村镇狂轰滥炸的日本轰炸机不同，两架中国飞机并未携带炸弹，而带的是二十万份（一说二百万份）传单，对日本实施的是“纸弹轰炸”。因为国民党自知不擅长宣传，撰写传单《告日本国民书》、《告日本工人书》、《告日本农民大众书》、《告日本工商者书》等的任务，被交给了当时担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总部在延安的反战同盟也提供了《告日本士兵书》。所以，这次“纸弹轰炸”应该算是国内左右派别的一次联合行动。
一次计划周密的冒险东征，仅仅实施“纸弹轰炸”，不免引来一些非议。尽管为了增加航程，不得不减少载重，但是每份传单重1～4克，二十万份传单换算重量，“神鹰部队”每机可换装100公斤炸弹一至四枚。若是携带炸弹轰炸，也可给敌人造成一定的损失。
但是，中国空军采取了“纸弹轰炸”的形式，也自有其理由。
据说，在讨论轰炸方式时，赞成不投炸弹投纸弹，主要是推测空袭之后日方必然封锁消息，而我方的目的则是让日本国民知晓日本并非神国，也一样可能遭到攻击。因为传单可以沿途抛撒，在其本土造成的影响范围会比少量炸弹更大；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如果用炸弹轰炸，中国空军的实力弱小，很难再次实施类似攻击，而日方则可以采取大规模的反复轰炸进行报复，利用其兵力优势获得宣传上的反向胜利。如果我方投掷传单，日方会陷入一个两难选择题——还以轰炸，会很明确地显示自己的残暴，与中国的“人道远征”形成对比；还以传单，则与正力图依靠武力征服中国的日军战略南辕北辙。
分析一下会发现，认为“纸弹轰炸”不过瘾的，大多为现代的网络人士，而当时各党各派，对这一作战都给予了很高评价。《新华日报》对这次行动的报道标题是“为唤醒日寇铁蹄下民众，我神勇空军征日创伟举”。
（资料五）轰炸鬼岛第一人
1938年5月20日，宋美龄女士召集来自各地的包括国、共、救国会、基督教青年会及知名学者、社会名流在内的49位妇女工作者来到庐山参加妇女谈话会。一整天的会议结束后，宋美龄女士举行晚宴招待各位代表，晚宴前，她高兴的宣布：告诉各位一个好消息，我们的飞机昨晚飞到了日本。
现场顿时响起一片掌声，宋美龄——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秘书长，这位中国的“空军之母”在响彻全场的“全国妇女大团结”的歌声中，思绪不禁回到了几个月之前。
1937年底南京沦陷之后，日本侵略者的气焰日益嚣张，日寇空军发动了规模越来越大的狂轰滥炸，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心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1938年2月，中国空军远征台湾，轰炸日军台北机场。3月制定《空军对敌国内陆袭击计划》，决定1938年5月下旬，以日本本土佐世保军港、八幡市为目标实施空袭。
由于当时来中国参战的外籍飞行员以“危险性太高”为由索要高额报酬，航委会决定从国军空军中挑选飞行员担当此任。最后，这项极其机密又充满危险的重任落在空军14队队长徐焕升上尉的肩上。
当时能执行此项任务的轰炸机只有美制马丁139WC型（马丁B-10出口型，最大航速376KM/H，最大航程2200KM，升限7380M，1937年中国由航空捐款购得9架，因战损仅余4架）。徐焕升接受任务后，在与佟彦博（时任空军8大队19队副队长，与徐同是当时国府空军罕见的具有盲目和夜间仪表飞行能力的飞行员）对飞机性能等方面了解摸索后认为，仅靠两架飞机所载炸弹难以取得震慑效果。航委会接受了投放传单，实施“人道东征”的建议，命时任军委会第3厅厅长的郭沫若拟就《告日本国民书》、《告日本工人书》、《告农民大众书》、《告日本工商者书》等制成传单，向日本国民揭露军国主义的本质和日寇在中国的暴行，以期唤醒日本民众认清军国主义真面目，不做侵略中国的工具。传单最后警告日本军国主义者：“尔再不驯，则百万传单一变而为万吨炸弹矣，尔其戒之”。
徐、佟与机组人员在成都凤凰山机场进行了将近两个月的战前演练，同时他们将炸弹舱改为油箱，并利用在德国所掌握的无线电技术设计了一套连锁陆空电台网。
1938年5月19日，东征队不顾梅雨季节的不稳定天气，由队长徐焕升驾驶1403号，副队长佟彦博驾驶1404号，队员苏光华、蒋绍禹、刘荣光、吴积冲、雷天春、陈光斗分别担任两机的副驾驶、领航员、无线电员，于下午3时23分飞离汉口机场，6时抵达宁波栎社机场，加油补给并装载宣传弹，晚11时，东征队接到出击命令，11时48分，两架战机起飞，由舟山南端在残云淡月下直飞日本。同时航委会接到徐焕升机组发出的第一封电报：职谨率全体出征人员，向最高领袖蒋委员长及诸位长官行最后敬礼，以示参与此项工作之荣幸，并誓以牺牲之决心，尽最大努力，完成此非常之使命。
20日凌晨2时20分，东征战机飞抵日本九州西部海岸，2时55分，解散编队，3时，第一批传单在长崎上空飘落，随后佐世保、佐贺、久留米、福冈、熊本等整个九州岛上空，中国勇士们一边扔下照明弹，一边投下传单，两架轰炸机在日本本土上空飞行了半个多小时后，投完100余万份传单，于3时32分在海上以无线电通信会合，从容返航。
拂晓时分，中国东海岸出现在机组人员眼帘，在得到地面报告日寇多架战机自上海、杭州机场起飞拦截的消息后，勇士们依靠云层的掩护，凭着高超的飞行技术，上午8时48分佟彦博1404机组降落于玉山机场，9时32分，徐焕升1403机组降落于南昌机场，两机经加油补给后西飞，在武汉上空会合，11时30分，平安返回汉口王家墩机场，东征任务圆满完成。
这次空袭行动使得“日本全国骚动，惊恐万分”，被称为“日本有史以来外国飞机进入其本土空前的奇迹”。而不流血的“人道远征”也在国际间引起巨大反响，使日本政府脸面扫地。二战结束前，美国《生活》杂志评选刊登了二战期间闻名于世的12名飞行员照片，徐焕升位列其中，并注明“徐焕升是先于杜立特轰炸日本本土的第一人”。
率机远征东瀛的徐焕升
徐焕升，江苏崇明（今属上海市）人，中央军校6期、空军军校1期毕业，曾赴德国、意大利学习深造，后任国民政府空军大队长、第一联队联队长，1949年去台，任空军总部参谋长、空军副总司令、总司令、中华航空公司董事长。
佟彦博，辽宁义县人，1911年出生，1928 年考入东北大学机械系，后投笔从戎，考入空军，1935年毕业于杭州笕桥航校轰炸系，1939年去苏联工作，回国后曾受审查，1943年任空军二大队少校大队长，负责培训B-24、B-25、B-29轰炸机驾驶员，1944年1月4日，在对队员进行盲目飞行训练时，于成都西北新繁地区失事殉难，时年33岁。
（资料六）宫崎骏：九州上空的中国空军
1938年（昭和13年）5月20日 黄昏
近东中国海海岸宁波的简陋的机场上，两架马丁式战斗机重轰悄悄地着陆了。上海和南京已经被日本占领，9架马丁也只有这两架硕果仅存了。
乘员们一声不响地吃完了有油炒蒜苗的晚饭。
在这两个月间，他们已经在内陆接受了秘密的训练，现在，体现这训练成果的时刻来到了。
马丁式两翼的油箱被注得满满的，对于用手动泵来注油的地勤来说，这是一件让人筋疲力尽的活儿。
终于到了出发的时刻。轰鸣著双引擎的马丁139W消失在黑暗的空中，它们的目的地是日本，任务是：对日本的第一次空袭！
对于大陆国中国的飞行员们来说，夜间海上飞行的确是个让人一刻放松不下来的任务。在昏暗的照明下导航员全神贯注的面容。
射手兼无线电员嘹望着空中。其实日军并没有夜间战斗机（想不到中国空军会夜间轰炸），但警备是必不可少的。无线员的座位是没有靠背的。
驾驶员需要在夜空中用目力搜索，为不妨碍视力，将仪表盘的照明开到最小。
从东中国海一路直飞日本。
事实上，和手册上的说明不同，飞到九州南部对马丁来说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为了组成编队也没有使用自动驾驶。
在窄小的机首座舱中的导航员想必很辛苦。
热水瓶，装的不是水而是茶。在中国热水瓶的普及比日本还早。
翼内的主油箱，左右各一个，它们还没使用防弹橡胶层。
正规的乘员数是4人，但是在这次出击中只有3人，应当是出于增加续航力的考虑。
出发大约3个半小时后，按预定到达九州上空。驾驶员用力张望，只见到下面是一片茫茫云海。
忽然间在云缝中出现了无数的灯光闪烁一如地上的星海，日本到了！
正在盘旋中的二机立即准备投弹，事实上身兼导航员的投弹手只要握住开启炸弹仓的扳手就够了——根本用不到瞄准器。突然响起了机长的声音：“投弹！”
夜空中飞舞著无数的纸片……马丁所载的并不是炸弹，为了控诉日军的残暴行为，唤起日本人民的良知，投下的是传单。
在前一年冬，占领南京时，日军对南京军民进行了可怕的屠杀行为，希望日本人民看过这些传单后应该多少会有些反对战争的行动吧！
完成任务的马丁立即高速返航，东中国海的朝阳已经升起。
但是，第二天的报纸上只有很不起眼的一条消息：“在九州上空出现了神秘的轰炸机……”如此而已。反对战争的人已经全部进了监狱，传单什么作用也没起到。
日军继续扩大战火，对中华民国的临时首都重庆进行了长期的无差别轰炸。
我一直想着，中国的飞行员们是以什么样的心情，寻觅著日本的万家灯火呢？
这种轰炸又进行了一次，但是这一次，飞行员们没能看到他们祖国的海岸。轰炸机的下落不明。
6年之后，飞到日本上空的是成群的B29。以比对重庆轰炸有过之无不及的惨烈程度，点燃了日本所有重要城市。继之而来的是两颗原子弹。
我4岁时的童年记忆，就是拉着父亲的手，在燃烧弹的火雨中四处奔逃。
（出自宫崎骏杂想簿No.6/原名，九州上空的轰炸机）
（资料七）
“八一四”空战
八月十四日是国军的空军节，由国军空军高志航第四驱逐机大队在淞沪抗战中创立的。中国空军在敌强我弱的悬殊对比下，不避战，坚决出击，抗战8年，中国空军始终出现在最激烈的重要战场，可歌可泣，浩气长存。
九月二十二日，日本海军航空队第十三航空队第二分队分队长山下七郎大尉，在掩护日军轰炸机队轰炸南京时，被国军空军第四大队大队长高志航击伤，迫降于苏州以东太仓县。日军空军英雄“四大天王”之一的山下及所驾驶的日机被国军俘获。
从八月十四日至九月底，国军在空战中击落日机八十一架，自己损失飞机四十二架，击伤、击沉日舰四十八艘，同时使日军狂妄骄横自诩天下无敌的木更津航空队队长石井大佐因所辖人、机损失惨重而剖腹自杀。
中国空军战机数量与性能处于极端劣势，经常以一机对多机战斗，竟然打出了不错的战绩，成为当时民众经常谈起话题。一直到现在，民间关于他们的传说很多，他们的英名永留后世。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抗战爆发，随后战火烧到了上海。自八月十三日起，日军陆续增兵上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紧急命令驻河南周家口的国军空军第四驱逐机大队调往杭州，以加强淞沪地区的防空力量。
八月十四日，第四驱逐机大队飞往杭州笕桥机场，飞机刚着陆，还未来得及加油，自台湾新竹基地起飞执行轰炸笕桥机场的日本木更津空军联队的18架轰炸机就来到了笕桥上空。
第四驱逐机大队大队长高志航在飞机剩油已经不多、气候条件又恶劣的情况下，毅然决定率领所属三个中队二十七架飞机紧急升空应战。
高志航驾驶驱逐机一直爬高至云上，发现了日军九六式飞机一架，随即紧紧咬住日机，经连续两次集中射击，将日机击落，首开记录。随后高志航又发现了三架日机，他迅速占据有利位置，向日机猛烈射击，又击落一架日机。
在高志航与日机大战的时候，第二十一中队中队长李桂丹等人也发现了二架日机，较量的结果，一架日机被击落，另外一架日机被击伤。
在紧张的交战中，日机为躲避我驱逐机的攻击，在云上云下来回穿梭，国军飞行员紧追不舍，并及时开火，方保证了先后歼灭日机六架，而自己却毫无损伤的杰出战绩。
此次空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极大地鼓舞了国民抗战必胜的信心。为纪念首次空战胜利，国民政府将八月十四日定为国军“空军节”，这也是中国空军成立以来扬眉吐气的日子。
淞沪及南京空战
淞沪会战之初，中日双方在上海战区投入的空军兵力是：国军方面有重轰炸机六架、轻轰炸机三十六架、驱逐攻击机九十七架、侦察机五十一架，共一百九十架，以后陆续增加到二百二十二架。日军海军航空队有轰炸机八十架、战斗攻击机三十八架、侦察机十二架、运输机一架，加上日本陆军航空队独立飞行第六中队的九架侦察机，共一百四十架，随后增加到二百五十架。
在八月十四日至十六日的三日空战中，国军空军共击落日机三十多架。我空军为配合国军地面部队的反攻，自八月十六日起每天都频繁主动出击，轰炸日军在虹口的阵地及黄埔江中的日舰，同时与日机交战。在这一段时间里，涌现出许多英勇作战，视死如归，以身报国的空军英雄。
八月十七日，第五大队第二十五分队飞行员阎海文驾驶飞机轰炸、扫射在上海罗店登陆的日军时，不幸被日军高炮击中，阎海文跳伞后不幸落在日军阵地上。日军将他团团围住，逼其投降，阎海文拔出手枪与日军进行枪战，在击毙五名日军后，将最后一粒子弹留给自己，壮烈成仁，年仅二十一岁。
八月十九日，第二大队第九分队分队长沉崇诲同轰炸员陈锡纯驾驶一架轻型轰炸机轰炸日舰，因飞机发生故障渐渐掉队，他们完全可以选择跳伞或迫降，但沉崇诲没有这样做，而是驾驶着冒着浓烟的飞机从二千米以上的高空对准一艘日舰撞去，与敌舰同归于尽，壮烈牺性。
经过两个多月战斗，国军空军的作战飞机已损失大半，到十月二十二日，原有三百零五架飞机，仅剩下八十一架能够作战。而日军飞机则随时可以补充，数量越来越多。
十月二十六日，具有相当丰富的空战经验，国军空军最高击落日机记录——十三架的保持者，第五大队第二十四中队的刘粹刚，在赶往山西前线时，由于夜暗且地形不熟，撞于高平县魁星城楼上，击毁人亡。
十一月二十一日，国军空军英雄、空军驱逐司令少将高志航从兰州接收战斗机经过周家口返南京时，被日军情报侦知，遭日机突袭，不幸殉国。蒋介石悲痛不已，追封上将军衔，亲书挽联，举国悲痛，国葬之。宋美龄听此噩耗难以抑制，泪流而出。
自八月十四日开战至年底，国军一共击落日机八十五架，击沉日舰五十一艘，作战中国军被击落飞机九十一架，其余大批飞机因为备件等原因报废、抛弃，阵亡飞行员七十五名。
武汉“二一八”空战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八日上午，日军出动十二架重型轰炸机和二十六架护航战斗机对武汉进行轰炸。
日机向武汉扑来，国军空军第四驱逐机大队代理大队长李桂丹奉命率驱逐机分别从汉口和孝感两地起飞迎战，升空后很快便与日机相遇，李桂丹命令第四大队分头迎战，分别由第二十二、二十三中队担任主攻，二十一中队负责掩护。
空战中，二十一中队的四架飞机协同作战首开记录，击落日军战斗机一架。不久，二十一中队队员柳哲生又单独作战击落一架日机。该中队其它队友又击落三架日机。与此同时二十二中队的十一架战机与日军十二架战斗机相遇，且被日机死死咬住。但他们并未惊慌失措，而是利用飞机的良好机动性巧妙地与日机周旋。一两个回合后，便摆脱了被动局面，二十二中队中队长刘志汉首先击落一架日机，其它队友也相继击落了四架日机。二十三中队的八架战机飞抵汉口上空时见二十二中队正处于劣势，中队长即命二十三中队全部飞机增援，一番混战后两架日机被击落。
这场以机群对机群的大规模空战，只进行了十二分钟，但收获颇丰。国军空军共击落日机十二架，其中包括十架战斗机及两架轰炸机，这是国军空战史上十分辉煌的一页。但国军空军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损失了五架飞机，其中大队长李桂丹、中队长吕基淳、飞行员巴清正、王怡、李鹏翔共五人，壮烈殉国。
远征日本的轰炸
一九三八年三月，国军空军修订了《空军对敌国内陆袭击计划》，准备以宁波、诸暨两机场为出发根据地，选定日佐世保军港和八幡市为目标，进行空袭日本的远征。
经过在成都凤凰山基地一个多月的秘密训练，最后敲定，由徐焕升一四零三号机组和佟彦博一四零四号机组执行任务。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九日半夜二十三点半，远征队徐焕升队长下达了出发命令，两个机组登上早已准备好传单的一四零三、一四零四号马丁轰炸机，秘密起飞了。
为了不走漏风声，地面上一个送行的人都没有。为了避免被舟山群岛日军防空警戒哨发现，飞机起飞后，各机迅速熄灭了机内灯光，飞机自宁波出海后，先向南一阵，然后才照准日本九州岛方向飞行。
当云层高度逐渐降低时，两架飞机拉起机头穿过云层，在云上飞，真有点飘飘然的感觉。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日凌晨两点二十分，地平线出现了，空勤人员经查证航图，认出那就是日本的九州岛。
马丁轰炸机飞到陆地上空时，立刻清晰地显现出一座城市，据空勤人员推算，这座城市应该是熊本市，于是两架马丁轰炸机上的通信员立刻将各自尾舱内的麻袋搬了出来，从舱板下的方形射击孔投了出去，一份份传单就像白色的炸弹一样，纷纷向日本飞去。随后两架飞机迅速返航。
四点左右，两架马丁轰炸机先后从长崎附近脱离了日本领空出海。接近大陆时，云层逐渐开始加厚，气流恶劣，颠簸得厉害，让两架飞机上的人员担心不已。
由于气候条件恶劣，两机开始单独飞行。
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日八点四十分，一四零四号马丁轰炸机先行经宁波在江西玉山机场降落。九点二十四分，一四零三号马丁轰炸机也经临海在南昌机场着陆。两机远征队员都得到通知前往汉口汇合，并相互取得了联系。
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日十一点三十分，两架马丁轰炸机在空中编队后，降落在汉口的王家墩机场。地面上真是人山人海，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军政部长何应钦都亲自到机场迎接。八位国军空军英雄落地后，被欢呼的人群抬到了机场总站前，接受大家的热烈欢迎。会上，孔祥熙兴奋的致辞曰：“诸位实为中华民族空军历史上创一新记录！”
国军空军夜袭日本本土，投下了大量“白色炸弹”，彻底打破了“大日本神圣领空不可入袭”的狂言，这是日本领空有史以来第一次遭到外国飞机的入袭，此举真是大灭日军之嚣张气焰，鼓舞了国民坚持持久抗战的斗志和决心。
中原空战
一九四四年四月十八日至八月中旬，中美空军与日本空军在河南进行了一次较大的空中战役，称中原空战。
战役中，日军投入的空军兵力为豫中地区4个航空队一百五十六架飞机、晋南三个航空队一百一十四架飞机。国军空军和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各型飞机一百五十六架相互协同，共同对日作战。
四个月的空战，中美空军共出动驱逐机一千四百多架次、轰炸机二百七十多架次，与日机进行了数次激烈的空战，并轰炸日军控制的重要桥梁、渡口，袭击日军机场。与日军交战中，共击落日机三十二架，炸毁日机十一架。国军空军损失惨重，阵亡飞行员二十四人。
长衡空战
一九四四年五月至八月，在长衡保卫战中，国军空军与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队在湖南省长沙、衡阳地区跟日军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空中战役，称长衡空战。
战役中，日军投入的空中力量有第五航空队的第一、二飞行团，共有战斗机一百一十三架、轰炸机三十九架、侦察机四十七架，以及第八飞行团的两个轰炸机中队。中方参战的空中力量为国军空军第四、十一大队和中美空军混合团及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队。
四个月的空战，国军空军共出动飞机三百四十九批，美国空军出动飞机二百零二批。中美共出动驱逐机三千九百七十四架次、轰炸机五百五十四架次，共击落日机七十架，炸毁日机五十二架，炸毁日军各种车辆一千八百余辆，炸死炸伤日军近七千人。
（资料八）世界第一个轰炸日本的是中国……
1938年5月19日，中国飞行员驾驶装有100多万张传单的两架马丁B—10B型轰炸机，飞越东海远征日本本土进行“人道远征”空袭，对侵略中国的日本军国主义发出警告。日本有史以来第一次被外国飞机轰炸袭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用于侵略中国的海军航空队和陆军航空队的各式飞机有800多架，且拥有生产飞机的工业基础。而中国空军能用于作战的飞机不过300架，空军装备及补充要依赖美国等海外援助。因此，日本空军不但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占有优势，而且还拥有作战消耗后能立即补充的优势。尽管敌强我弱，中国空军仍以劣势装备与敌机拼搏，在著名的淞沪会战中就取得了辉煌战果。
1937年8月13日凌晨3时左右，一阵刺耳的枪声划破了还沉浸在睡梦之中的上海。日本海军陆战队在虹口区向中国守军发动了攻击，这是侵略者向中国进攻的枪声。中华民族奋起抗击日寇的第一个大会战——淞沪会战拉开了序幕。
在这场历时3个月、中日双方近百万军队进行的激烈搏杀中，中国军队地面防御与空中防御相结合、海军与陆军相配合，是第一次海陆空立体协同作战。作为第一次参加抗击侵华日军的中国空军，在8月14日的首战中就击落敌机6架、击伤1架，中国飞机没有一架受损，日军梗津航空队队长因此自杀。整个会战中国空军取得了击落敌机60架的辉煌战绩。
中国空军的胜利，鼓舞了民族的抗战热情。中共延安的刊物发表了《英勇的中国空军万岁》的文章。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为后来牺牲的空军烈士敬献了挽联。当时的国民政府为了纪念首次空战的胜利，把8月14日定为“空军节”。
然而，在战争这架天平中，局部战斗的胜利并不能弥补失误的战略战术。当侵华日军改变进攻方向，从杭州湾登陆后，在淞沪会战的关键时刻，蒋介石错误地采纳了白崇禧的建议，将一线部队撤回到二线，之后又出尔反尔地收回命令，下令死守，贻误了战机，使战争陷入被动。
11月12日，上海沦陷，日军威逼南京。一个月后的12月13日，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30万军民遇难。而到1937年底，中国空军随着战争的失利，战机也损失了大半，残损和不能参加战斗的飞机也调离第一线转到大后方。
面对气焰嚣张的日本侵略者，中国空军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决定飞越东海远征日本本土，散发传单，实施宣传、示威性的“人道主义”空袭，以此来警告日本当局——他们的“三岛神州”并不是不可袭击的安乐窝，从而希望他们结束对中国的野蛮侵略。这就是世界航空作战史上绝无仅有的“纸片轰炸”的历史背景。
两架马丁B—10B型轰炸机秘密起飞，两个小时在日本长崎、福冈、九州抛撒传单100多万张，警告日本军国主义：“尔再不训，则百万传单，将一变为千吨炸弹，尔再戒之。”
日本有史以来第一次被外国飞机轰炸袭击。
在这场航空作战史上奇特的空袭中，接受重任的是当时中国空军第十四队队长徐焕升和第八大队第十九队副队长佟彦博。
为了保证这次“人道远征”空袭的成功，徐焕升和担任僚机的佟彦博先从汉口飞往重庆，在那里进行了两个多月的模拟空袭训练。他们训练时驾驶的两架飞机都是马丁B—10B型战斗机。这种飞机是一种双发动机单翼轰炸机，每台发动机的功率为775马力，机长13.63米，翼展21.49米，起飞重量达7430公斤，最大时速为343公里，最高飞行高度为7300米，航程仅达900公里。飞机上还装备有机枪3挺，可携带炸弹1025公斤，乘坐4人。为了这次远征，他们对飞机又专门进行了改装，增大了油箱以保证飞行燃料。训练结束后，国军空军司令部决定把宁波作为远征空袭的前进基地。
1938年5月19日，在装满各种宣传传单后，两架飞机于下午3时23分从汉口秘密起飞。同时徐光斗、雷天春、蒋绍禹、刘荣光、吴积冲、苏光华等六人也分成两个小组分别乘坐在这两架飞机上。经过两个小时的飞行，两架飞机分别经过南昌和玉山机场后，平安抵达宁波的栎社机场待命。
当晚23时48分，在稍微歇息、添加燃料和作好战斗前的各种准备之后，徐焕升和佟彦博驾驶两架飞机从宁波起飞，并于5月20日凌晨2时25分，以3500米高度飞临日本长崎上空，撒下了第一批传单。3时45分，双机编队到达福冈上空，在撒下传单的同时并投下了照明弹。4时32分，编队飞越九州上空，第三次撒下传单。
飞机在日本长崎、福冈、久留米、左贺及九州各城市总共投下传单100多万张。这些传单警告日本军国主义说：“尔再不训，则百万传单，将一变为千吨炸弹，尔再戒之。”之后，飞机掉头向西沿原路返航。5时23分，双机编队完成任务后顺利飞到公海。8时48分，僚机佟彦博在玉山机场降落，长机徐焕升于9时24分在南昌降落。两架飞机在机场加油后再次起飞，于11时13分在武汉上空会合后，安全降落汉口机场。至此，第一次远征袭击胜利完成，这也是日本有史以来第一次被外国飞机袭击。
徐焕升是先于美军杜立德轰炸日本本土的第一人。
尽管这次被人们称作“纸片轰炸”和“人道远征”的空袭，并没有改变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法西斯行径，贪婪凶恶的东洋铁蹄仍继续蹂躏着中国人民，坚持它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的黄粱梦，但这次成功的空袭震惊了世界，对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和增强中国人抗日的志气起到了巨大作用，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
5月22日，周恩来、王明、吴玉章代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办事处亲自到国民空军司令部，对凯旋的中国空军人员进行慰问，并敬献锦旗一面，上面写着八个大字：德威并用，智勇双全。周恩来还发表了讲话，赞扬他们的成绩和英勇行为，并与徐焕升和佟彦博合影留念。
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著名的《生活》杂志评选刊登了“二战”中闻名于世的12名飞行员的照片，其中就有担任这次“人道远征”日本实施“纸片轰炸”袭击的长机——中国飞行员徐焕升。同时，该杂志在文章中明确指出，徐焕升是先于美军杜立德轰炸日本本土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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