伙食团

   

伙食团，官名叫做农村公共食堂，据说是伟人信口的一句话——“办公共食堂好”引出来的非常创举。

1958年秋，“上级”命令各个公社把几个生产队合并到一起，把各家各户的粮食农具集中，取消了各家各户的小锅小灶，大家在一起开伙，这就是名震一时的大伙食团。

开始的时候，伙食团实行“吃饭不要钱，按月领工资”，虽然每月只有几块钱，但农民们大喜过望，大家情不自禁地高呼：“公共食堂万岁！”

那年，红苕也空前地丰收。当时引进的种子叫南瑞苕，黄皮、红心、高产。到收获的时候，一窝一大串。人挖不赢，就牵牛来犁，边犁边拣，抛撒的不计其数。遍山遍野都是红苕，我们伙食团的几间空房子硬是堆得满满当当。

上级要“考察”人民公社的优越性，特别派出了“检查团”。为了迎接“检查团”，管区干部们和伙食团长一道，使出了浑身解数。

我当时被龙市公社石板田管区借调去搞诗配画的宣传，画那搭梯子才能掰到的玉米，画一辆汽车只能装一条的红苕，画象大山一样的肥猪，画伸手可摘星辰的粮囤……写顺口溜，诠释“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万众一心跟党走,幸福生活万年长”！

那儿的管区干部对我特别欢迎，把我的住宿安排在管区干部厨房的楼上。那是一间土木结构的房屋，从横梁的空隙可以俯瞰厨房，炊事员的一举一动，做的一菜一饭，我居高临下，可以一览无余。

我吃饭是同管区干部一起，既可以放开肚皮，又可以品尝美味。我心里喜滋滋的，有一种非常的幸福之感。

没过几天，干部们从镇上请来了几位开馆子的名厨，他们要精心地准备一餐别开生面的“红苕大宴”。

晚上，电灯明亮，我对厨师们的高超技术和精美制作有了大饱眼福的机会，然而,我这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家伙，在那美味佳肴的强烈刺激之下，却馋涎直冒，彻夜难眠！

几天来，社员们也忙碌异常，他们把伙食团的周围彻底地打扫了一番，把自己家里原先抗拒不交的泡菜和腌菜的坛坛罐罐借了出来，摆在最为显眼的地方；又在集体猪圈里挑肥剔瘦，把身段苗条的猪支吆去别处藏拙。干部们则买好了名烟、香茶、美酒，请好了镇上著名的照相师（当时还没兴录相），并在大院坝周围把我历时半月搞出来的宣传画挂了出来。

宽大的院坝里整齐地排开了五行桌子，每行12桌，干部们在九点钟就把社员召集起来调教、演习了一番。11点钟刚过，检查团一行姗姗而来（那时那里还没有公路）。伙食团虽没有张灯结彩，大放鞭炮，但厨房里飘出的香味和宴席的恢宏气势就足以令人陡长精神。我搞出来的那些红红绿绿的纸张也让人赏心悦目。而且，老天爷似乎也来凑兴；丽日高悬，风轻云淡。检查团的十几个人在管区书记、社长的引领下，轻移玉趾，高挺胸膛，四处走马观花地浏览了一番之后，立即切入正题——依次地坐进了正厅里为他们特设的席位。

管区书记致了欢迎词，然后公社书记讲话，内容无非是主席英明，决策正确；公社优越，领导有方，社员幸福……不待烦言。

一阵噼噼叭叭的响声过后，宴会开始，几个自来红的女孩子立即手捧碗碟穿梭于宴席之间，她们一个个面目虽不算十分姣好，但笑靥如花，浑身散发着“兴旺时期”的气息。照相师端了一张板凳，站在高处，镁光灯频频闪亮，镜头装到的全是一朵朵盛开的向日葵。

红苕炸、红苕酥、红苕糕、红苕饼、红苕肘子、红苕丸子……名厨们的杰作陆续端出来堆满了桌面，据说花样共有四十多种。咀嚼声、舔嘴咂舌声、嘻笑声……交汇成了盛世的交响乐。筵终席散，检查团的成员们腆着肚子就要离开，公社管区的干部们立即起身相送，那种毕恭毕敬的样子和依依惜别之情，难描难画，叫我感动万分。

检查团将怎样向他们的上级汇报，我是小民，不得而知。但从以后的报刊杂志上，老百姓们看到的无不是激动人心的照片，无不是对于领袖和三面红旗的衷心赞颂、溢美之辞！

可惜的是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伙食团很快地就停发了工资，很快地就听到了干部们的牢骚和伙食团的苦恼：

“妈卖X,你们只晓得张起嘴巴吃现成，晓不晓得伙食团的难处，苦处？几百个人，天天爬起来要烧、要煮、要开支......不看看有啥子东西变得成钱！上头又不拿钱来，一个二个还想要工资，还嫌七嫌八，真他妈不晓得天高地厚！”

确实，办伙食团要靠自力更生。有的伙食团办得好是因为领导有公心，有办法，能得到大家的拥护；社员们齐心协力，副业又搞得好。而有些伙食团却不是这样，首先领导就有问题，私心严重，以致人心涣散。农民们又不像机关干部工人和学生，有组织观念和时间观念。他们的家有远有近，人口包括了老弱病残幼，伙食团不能分别照顾。团长火气又大，稍不顺眼就骂骂咧咧，后来发展到动辄扣饭和挥起秤杆和瓢儿把打人。社员们一腔怨气，不敢开腔，只暗暗咒诅伙食团早些垮杆，偏偏上级又在尽力维持，不过，根据实际，大家一齐在伙食团开饭的规矩还是作了些许改变。

干部们通过慎重研究，决定以照顾一些社员的实际困难为名，伙食团照常煮饭，但允许大家把饭分回家里，于是就出现了以下颇为耐人寻味的现象：

每天早晨，男社员按规定出一趟早工，女社员则端着磁盆、瓦缽或提着桶儿，蓬着头、花着脸，拖儿带崽，叮叮铛铛，，骂骂咧咧地赶到伙食团排队，分到饭后，又喊喊叫叫地回到家里，一顿早饭开完，硬是要搞大半天。本来，开办伙食团的初衷是要把妇女同志从厨房里，从锅瓢碗盏中解放出来，可是从实际效果看来，完全是脱了裤子放屁！并且，按社员的话说，还多出了一大群吃“冤枉”的人！

再说出工。人群本来就有勤和懒，老实和奸猾之分。可是在伙食团里却大家一样，不管干没干活，干活多少，到了时候就可以端着缽儿分饭，说不定奸猾的人凭借着一定的条件还会受到优待。团长虽然经常宣布扣饭，但那并不是罚懒的措施。社员心有不平，唯一的办法就是消极怠工。所谓“出工象拉纤，收工象射箭”说得半点也不夸张。出工的时候，一些人慢慢地走，干活硬要等到人齐，人齐之后，干起活来又慢慢地磨，找借口耽搁。中午开饭的锣声一响，大家会齐刷刷地撂下手中的工具，停止劳动。有的人甚至连挖进泥土的锄头都舍不得拔起来，立即撒开两腿向着伙食团发起冲锋。

后来，伙食团越来越困难，粮食越来越难以为继。我们的伙食团曾靠着上级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平调政策，到盛产红苕的高星公社去挑了两回红苕。可是再后一些，英明的上级又发现这种做法会助长懒惰，宣布停止。于是，伙食团的伙食危机就越来越重，分煮红苕都数起了根头。

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不能抹煞，伙食团要继续维持。根据上级的新指示，干部们经过商议，决定化整为零，那就是把规模缩小，以生产队为单位，一个生产队一个伙食团，生产队长摇身一变而成为伙食团长。

我们的伙食团长就是当初的队长肖同扬。他走社会主义道路，热爱集体的一颗红心是不变的。哪怕是搞瓜菜代，分配医治肿病人的花生枯、菜子枯粑粑，他仍然坚持掌握着分配大权，甚至到了每天只熬一个人二两米的牛皮菜稀饭的时刻，他也不肯丝毫懈怠，兢兢业业地谱写着可歌可泣的中国农村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