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天下”：想象和诠释出来的乌托邦
从先秦诸子对于上古黄金时代的想象，到秦汉之后儒家面对现实提出的理想，从清代公羊学家抵抗干嘉时代考据学和历史学的经典诠释，康有为面对变局时想象出来的大同世界构想，一直到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的政治儒学以及“天下体系”和“天下主义”。一种试图作为现行世界秩序替代方案的“天下”，在“大国崛起”要重新安排世界的心情，和欧美有关“新帝国”的批判理论刺激和鼓舞下，以重新诠释中国古典的方式，出现在当代中国思想舞台上。尽管，我有时也尽可能同情地理解这一有关“天下”论说的背后心情，但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实在不能赞同这种一步一步旁行斜出的过度诠释，也不能赞同这种将概念抽离历史语境的想象。
现在一些学者是这样想的。他们把古代中国想象的“天下”改造成针对现代世界秩序的“天下主义”，觉得这个“天下主义”能够使世界从乱世、升平世到太平世(三世说)，并且认为它已经设计了一个“不再有大国小国的区别，也不再有文明落后的区别，即消除了国界与种界”的世界制度(远近小大若一)，因而它不仅为现代中国奠定基础，而且为世界的未来立法。这些想法无论其动机如何，从学术角度看，都是构造了一个非历史的历史。正如我一开始所说，如果它还没有进入实际的政治领域和制度层面，而只是学者再翻阅古典时的想象或者憧憬，只是书斋中的学术和思想，也许它并不会造成很大的麻烦。但问题是，这种天下主义论说总是试图“成为政府的、政治的和政策的依据”，那么就不能不让人担心，古代中国“天下”秩序中原本就隐含的华夷之分、内外之别、尊卑之异等因素，以及通过血与火达成“天下归王”的策略，是否会在“清洗百年屈辱”的情感和“弘扬中华文明”的名义下，把“天下主义”伪装成世界主义旗号下的民族主义，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做一个“当中国统治世界”的“大梦”？我不知道。但可以看到的是，“天下主义”的讨论已经开始越过历史、文献和思想，进入中国政治、外交甚至军事战略领域，一些非历史学者开始接过“天下主义”的口号，积极地向官方提出了“从空想到现实”的战略路线图，这就是中国要从中心主义、孤立主义，走到开放主义和天下主义，为什么？据说，这是因为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中的“世界主义是迥然不同的”，西方的世界主义是以扩张为主要特征的，中国的天下主义是以和平和守成为取向的，所以，他们这样建议“新天下主义”要成为“中国独有的外交资产，以取代当代世界民族国家体系”[134]。
我没有能力对未来成为政治制度的“天下主义”作善恶是非的判断，我只是从历史角度分析这一观念背后的政治、思想与学术。现在，提倡“天下主义”或“天下体系”的学者，对这个叫做“天下”的古代概念表现了异乎寻常的热情，总在宣称它可以拯救世界的未来。可是，真的是这样吗？历史也好，文献也好，现实也好，似乎都并不能给这种说法作证。在我即将写完这篇论文的时候，我看到一部还算新出的著作，叫《重回王道：儒家与世界秩序》[135]，也在讨论“何为天下”、“天下与王道”和“王者无外”和“万物一体”。坦率地说，这部书的书名很好，如果真的能够依靠一种“王道”给这个不太好的世界提供新秩序，那么自然非常好，但必要的前提是，为什么现代西方思想提供的是“霸道”，古代中国儒家提供的是“王道”？凭什么你提供的方案是“王道”，而别人的却是“霸道”[136]？这使我们不得不一再地回到问题的起点：谁是世界制度的制定者?谁来判断这个制度的合理性？
这才是需要讨论的真问题。
2015年2月2日初稿于上海
注释：
（1）这类论著相当多，兹举几个重要的例子：盛洪《为万世开太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增订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0)；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姚中秋《华夏秩序治理史》卷一(海口：海南出版社，2012)；李扬帆《涌动的天下：中国世界观变迁史论(1500-1911)》(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等等。
（2） 2012年12月，在北京召开了一次讨论会，会议的讨论记录发表在《开放时代》(广州)2013年2期，题目就是“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这个说法大概非常被发明者珍爱，因此，《文化纵横》(北京)2013年6月号也发表了参与者大体相同的学者题为“世界秩序的中国想象” 的笔谈(这里恰好用了“中国想象”这个词)，而其中第一篇就是署名“秋风”，即发起者姚中秋的文章，题目就是“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顺便可以提及的是，这一期中，另两篇文章题目颇耸人听闻，一篇即欧树军的“重回世界权力中心的中国”，另一篇是施展的“超越民族主义”，其副标题为“世界领导性国家的历史经验”。
（3）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第四章，196页。
（4）郭沂〈天下主义：世界秩序重建的儒家方案〉，载《人民日报·学术前沿》(北京)2013年3月(下)，35页。
（5）邢义田“天下一家——中国人的天下观”，载《中国文化的源与流》(《中国文化新论》之一，原为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版，此处用大陆版：合肥：黄山书社，2012年新版)；罗志田：“先秦的五服制与古代的天下中国观”，载其《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1-34页。此外，可参看葛兆光：“天下、中国与四夷”，载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第十六卷。
（6）前引邢义田《天下一家——中国人的天下观》， 289页。
（7）陈立《白虎通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94)卷二，47页。
（8）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徐冲中译本，北京：中华书局，2008)引韩国学者金翰奎说。13页。
（9）前引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在讨论围绕“天下”的学说史时，就说在日韩学者里面，一种意见是“天下”乃是超越了民族、地域并呈同心圆状扩展的世界，或将其理解为世界秩序、帝国概念之类(如田崎仁义、平冈武夫、金翰奎)，一种意见是“天下就是中国-九州岛，将其理解为处于强力统治权下的国民国家概念”(如山田统、安部健夫)。9-15页。
[10] 《战国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卷五《秦三》，190页。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