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 陈寅恪〈审查报告一〉，载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北京：中华书局重印本，1984)下册，附录，2页。
[112] 《大义觉迷录》卷一“上谕”(附录于《“大义觉迷”谈》一书中，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135页。后来的乾隆皇帝也同样有很多这类“去华夷”、“致大同”、“尊孔孟”的说法，这是清王朝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
[113] 章太炎曾经说，康有为对南北美洲华商说“中国只可立宪，不能革命”的话，不是说给华商听的，而是说给满人听的，只是一方面“尊称圣人，自谓教主”，一方面“为满洲谋其帝王万世，祈天永命之计”。这话当然说得太偏，但是，可以用来说明康有为有关“改制”、“大同”等等言论，背后有一个大清帝国的情节。见《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太炎文录初编》卷二，《康有为全集》本，176-178页。
[114] 其实，梁启超在致康有为书信中，就已经直言不讳地说道，“大同之说，在中国固由先生精思独辟，而在泰西实已久为陈言”。《梁启超致康有为》(1902年5月)，载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往来书信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591页。
[115] 这是唐文明的意见。当然，在同样立场的学者中也有不同意见，如甘阳认为张之洞才是现代中国的立法者，而姚中秋认为曾国藩才是“让中国做好了现代化的道德和政治准备”的先行者，而康有为的国教受基督教影响很大，是比附基督教，因此是自降教格，应当提倡儒教为“文教”，超越各种宗教之上。见《康有为与制度化儒学》中的专题讨论，载《开放时代》(广州)2014年5期;16页以下;秋风〈儒家作为现代中国之构建者〉，载《文化纵横》(北京)2014年2月号，68-73页。
[116] 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第二章《生平》，15页。
[117] 直到民国六年(1917)重印《新学伪经考》的时候，康有为才称赞了刘逢禄、龚自珍和魏源一下，但仍不提及廖平，更没有提到庄存与。
[118] 1928年，陈柱撰《公羊家哲学》(上海：中华书局聚珍版，1929)一书，在其讨论公羊学源流的《撰述考》那一章中，只是提及孔广森，对于庄存与、庄述祖、刘逢禄、宋翔凤、陈立，只说了“均以公羊学名家”七个字，而说到廖平和康有为，则说“尤奇诡。公羊学之流派，至是益失其本真”。页十五至十六。
[119] 蒋庆《公羊学引论》(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梁治平序，2页。
[120] 蒋庆《公羊学引论》，自序，1页。
[121] 艾尔曼《经学、政治与宗族——中华帝国晚起常州今文学派研究》(赵刚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122] 蒋庆《公羊学引论》第一章，47页。蒋庆认为，乱世中，“应内外有别，详内略外，即应把负有治理责任乱世使命的国家，即代表王道王化的国家(鲁)与其他衰乱的国家(诸夏)区别开来，先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在升平世，推行王道之国(鲁)与其他国家(诸夏)之间，不再有区别，王化已经普及到周围许多国家，只是未开化的边远民族(夷狄)还没有被王化，与鲁和诸夏有区别”，太平世“天下不再有大国小国的区别，也不再有文明落后的区别，即消除了国界与种界，天下一家，中国一人”，253-257页。
[123] 蒋庆《公羊学引论》第四章，231页。
[124] 盛洪与蒋庆2002年曾经就天下主义等等问题有长篇对话，以《以善致善》(上海：三联书店，2004)为名编辑成书出版。其序言《在儒学中发现永久和平之道》，载《读书》2004年第4期，又收入盛洪《为万世开太平》(增订版)280-286页。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