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钗黛形象解读史上的“阴阳界”（六）

五、跨越钗黛形象解读史上的“阴阳界”

现在我们既然已经知道整部钗黛形象解读史是以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至道光十六年（1836年）为界，断裂成迥然不同的阴、阳两段，其前是尊钗抑黛的阶段，其后是捧林诬钗的阶段，那么，我们对于《红楼梦》真相的探究，实际上也同时就是一个对当前主流的拥林派观点进行祛魅，然后跨越道光年间的“阴阳界”，追寻作者及早期读者之尊钗本意的过程，一个摈弃泛阴谋论思维，重新拥抱《红楼梦》之大色空主题的过程。因而，笔者这十年来笔耕不辍，连续撰写了《红楼梦：钗黛形象的B面》、《贾玉·甄玉·石头·神瑛》、《“入世”理想的盛大葬礼》、《用易术解红楼人物生日》、《早期读者眼中的钗黛袭晴》、《论宝钗》、《论湘云》等多部“钗学”专著，以求返本还原，重现恢复脂评本《石头记》的本貌。不过，如前所言，钗黛形象解读史的偏折实际上是从读者的口味渐渐偏离曹、脂这一精英圈的审美观开始的。随着二十世纪，脂评本的重新浮出水面，历史也就给了红学界重新走近曹雪芹、走近脂砚斋的机会。上述跨越“阴阳界”的还原工作，也本该由前人来完成才对。但由于种种主观和客观的原因，这项工作一直迁延到二十一世纪，才由笔者发起。这不能不是红学史上的一个莫大的遗憾。

首先，清末民初有正本《石头记》的影印出版，给了后世读者第一次走近《红楼梦》作者圈的机会。有正本是红学史上第一部被印刷出版的脂评本。其祖本是戚蓼生整理并作序的《石头记》，那上面的双行夹批本来是带有脂砚斋的署名的，但经过了立松轩的篡改，全部脂砚署名均被抹去，还添加上了大量立松轩自己创作的回前总评、回末总评和侧批。以后该版本被多人过录传抄。今天的戚沪本、戚宁本、蒙府本均是该本的子孙后代。约在光绪年间，桐城张开模得到了作为戚序本子孙之一的戚沪本，后归俞明震。俞明震将其赠予上海有正书局老板狄葆贤，据以照相石印，题为《国初抄本原本红楼梦》，分别于1911年和1920年两次出版，投入市场。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有正大字本和有正小字本《石头记》。在程高本印刷出版之后，脂砚斋评本的各种过录本虽然仍在民间辗转传抄，但手抄本的传播速度与范围毕竟赶不上可大规模复制的刻印本，再加上不少脂抄本在过录之后，其书主往往将其当作秘籍珍本加以收藏，不肯轻易示人。这样的话，脂评本的影响力就远远地赶不上程高本。而有正大字本的出版就使得广大普通读者第一次有机会接触到脂批，接触到同晚清、民国时期流行观念迥然不同的一套评论和阐释。譬如，有正本上已出现了关于阐明宝钗耿直之个性的评语：“末二首是应制诗……在宝卿有生不屑为此，在黛卿实不足一为。（戚序本第18回双行夹批）亦有强调宝钗愤世嫉俗之精神的评语：“宝钗诗全是自写身份，讽刺时事。只以品行为先，才技为末。”（戚序本第37回双行夹批）还有指出宝钗与宝玉的思想立场似远而实近的脂批：“奇文！写得钗、玉二人形景较诸人皆近……故二人之远，实相近之至也。……钗与玉远中近，颦与玉近中远，是要紧两大股，不可粗心看过。”（戚序本第21回双行夹批）甚至有预示后三十回佚稿中，宝钗引导宝玉出家的脂批：“历着炎凉，知著甘苦，虽离别亦能自安，故名曰冷香丸。又以谓香可冷得，天下一切无不可冷者。”（戚序本第7回双行夹批）如果读者肯于悉心研读这些评语，势必对当时的主流红学观念造成巨大的冲击。但遗憾的是，有正本出版以后，并没有引起学术界和评论界的太大反响。一是因为戚蓼生整理的原本，原来就未抄录那些足以反映脂砚斋等早期批书人同作者关系亲密的批语，而且又遭到了立松轩的篡改，被完全抹去了双行夹批中的脂砚斋署名。这样的话，世人既不知道这些双行夹批实是出自知情人之手，又眼见其与市面上的流行观念相悖，它在读者心目中的价值自然大打折扣。二是戚序本上还混有大量立松轩自己所写的回前总评、回末总评，又大多语意含混、文笔扭捏，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冲淡了脂批的鲜明个性。三是上海有正书局老板狄葆贤为了制造商业噱头，张大其词，给有正本冠以《国初抄本原本红楼梦》的书名，试图将戚序本说成是清初的抄本。这种不恰当的断代，又反过来损伤了戚序本的可信度。因而，这一时期的研究者几乎是在狐疑之中，白白地错过了机会，与脂评本原著失之交臂。

其二，以1927年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被发现和1932年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被发现为标志，脂评本第一次正式进入了红学研究者的视野，并引发了一场以考据派“新红学”取代索隐派“旧红学”的学术革命。后世读者有了走近《红楼梦》作者圈，了解其尊钗抑黛之思想立场的第二次机会。1927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个名叫胡星垣的人从上海向身在北京的胡适寄售了一部只剩下十六回的《红楼梦》残抄本，题名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因书中有“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一语，故被胡适命名为甲戌本。胡适当时并未在意，以为“‘重评’的《石头记》大概是没有价值的”。但到了五年后的1932年，俞平伯的亲戚徐星署于北平隆福寺书摊上又偶然购得了一部标注有“庚辰秋月定本”字样的七十八回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是为庚辰本。以后，各种带有脂批的古抄本相继被发现。胡适、俞平伯等人通过对比研究，至此方明白《红楼梦》在作者生前的定名就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即为“海内最古的红楼梦抄本”（胡适语）。清末民初之际，有正书局据以影印出版有正大字本的那个戚沪本，原来也是一种脂评本。跟有正本相比，甲戌本与庚辰本上保留了大量反映作者个人信息，以及反映批书人与作者之特殊关系的批语。譬如，有直接指明曹雪芹为《红楼梦》作者的批语：“……余谓雪芹撰此书，中亦为传诗之意。”（甲戌本第1回双行夹批）有反映曹雪芹与脂砚斋特殊亲密关系的批语：“……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何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甲戌本第1回眉批）“……玉兄若见此批，必云：老货，他处处不放松我，可恨可恨！回思将余比作钗、颦等，乃一知己，余何幸也！一笑。”（甲戌本第26回侧批）有反映批书人参与小说的创作及修订整理工作的批语：“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老朽因有魂托凤姐贾家后事二件，的是安富尊荣坐享人不能想得到处。其事虽未行，其言其意则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删去。”（甲戌本第13回回末总评）“乾隆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对清，缺中秋诗俟雪芹。”（庚辰本第75回回前总评）甚至连作者逝世的具体时间也有案可查：“……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甲戌本第1回眉批）这些评语无疑是为当时红学界对于《红楼梦》作者身份的考证及论辩，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与此同时，也第一次让读者意识到了脂砚斋等人的评语作为知情人之证词的极端重要性！在钗黛形象的解读方面，同有正本相比，甲戌本与庚辰本上还保留有更多足以冲击晚清以来之拥林派观点的正文与批语。除了前述反映宝钗之耿直个性、愤世精神的批语，以及阐明“钗、玉二人形景较诸人皆近”的批语外，甲戌本第8回标题诗——《金玉姻缘赞》还对宝钗与宝玉的金玉姻缘发出了热烈盛赞：“古鼎新烹凤髓香，那堪翠斝贮琼浆？莫言绮縠无风韵，试看金娃对玉郎！”庚辰本亦对宝钗关怀弱者，怜愍众生的品行赞不绝口：“宝钗此一戏，直抵通部黛玉之戏宝钗矣。又恳切，又真情，又平和，又雅致，又不穿凿，又不牵强。黛玉因识得宝钗之后方吐真情，宝钗亦识得黛玉后方肯戏也。此是大关节，大章目，非细心看不出。细思二人此时好看之极，真是儿女小窗中喁喁也。”（庚辰本第45回双行夹批）庚辰本甚至还以“调侃语”的三字评语（庚辰本第77回双行夹批），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宝钗对于王夫人虚荣心的当面讽刺。此外，关于钗黛合一的论述，最初亦是出于庚辰本：“钗玉名虽两个，人却一身，此幻笔也。今书至三十八回时已过三分之一有余，故写是回使二人合而为一。请看黛玉逝后宝钗之文字便知余言不谬矣。”（庚辰本第42回回前总评）至于甲戌本和庚辰本中称扬袭人的文字就更是比比皆是了。读者既然洞悉了脂砚斋作为作者“钦定”之代言人的地位，按理说也应该很快在钗黛形象的解读领域掀起一股返本还源的认知风暴才对。然而，历史又一次地跟人们开了一个玩笑：一是当时胡适、顾颉刚等人主要是忙于同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展开论战，更多地将经历集中于对作者身份及家世的考据之上，无暇对书中人物形象作出详尽的研读。二是这一时期发现的各种脂评本并未印刷出版，只放置于学者们的案头，当作考据材料使用，并未使之走向社会。普通读者实际上对脂评本和脂批知之甚少。活跃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几位评红名家，如李辰冬、王昆仑、张天翼等，均看不出受到了脂批观点的影响。有的评家甚至沿着涂瀛以来的道路，向着反脂、反曹、反原著的方向更进一步。如王昆仑宣扬袭人是家长有意安插在宝玉身边的“眼线”和“特务”，即是一例。三是当考据派中的部分学者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人物形象的研究时，又不幸遭遇了1954年声势浩大的红学大批判，重新阐释钗黛形象的一点微弱的努力，被强行拦腰切断。众所周知，俞平伯早在三十年代就据脂批提出了著名的钗黛合一论：“……悲悼犹我们说惋惜，既曰惋惜，当然与痛骂有些不同罢。这是雪芹不肯痛骂宝钗的一个铁证。且书中钗黛每每并提，若两峰对峙双水份流，各极其妙莫能相下，必如此方极情场之盛，必如此方尽文章之妙。若宝钗为三家村妇，或黄毛丫头，那黛玉又岂有身分之可言。与事实既不符，与文情亦不合，雪芹何所取而非如此做不可呢？”（见俞平伯《红楼梦辨·中卷》）只是当时他未能再作进一步的阐述。到五十年代，俞平伯试图旧话重提，再次阐述钗黛合一的命题，却不幸遭遇了李希凡、蓝翎这两个所谓的“小人物”的激烈批判。由于后者得到了官方的支持，对俞平伯红学观点，尤其是钗黛合一论的大批判，很快变成了一场千人一面、万口一词的学术大围剿。在此后的几十年间，任何带有尊钗倾向的言论，都会被贴上“保守”、“反动”的标签而遭到口诛笔伐，而涂瀛以来捧林诬钗之论却因为切合此时“反封建”论、“阶级斗争”论、“路线斗争”论的需要而大行其道。正如郭豫适在《红楼研究小史稿》中所自我标榜的那样：“一般地讲，比较能够领会小说鲜明的思想政治倾向，或者本人思想上对封建礼教、封建制度有所不满的读者和评论家，就爱护林黛玉、批判薛宝钗；反之，另一些读者和评论家，就喜欢薛宝钗而贬斥林黛玉。”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八、九十年代，被贴上了“反封建”标签的“左派”林黛玉是容不得有半点不敬的，而被贴上了“封建”、“反动”标签的薛宝钗则成为了人人都需要表态痛骂的女“右派”。在这几十年间，尽管红学研究者在作者生平及家世考据、《红楼梦》版本考辨、《红楼梦》成书过程等方面的研究无不依赖于脂评本。但毫无疑问，脂评本原著对于钗黛形象的观点和立场却遭到了官方红学会的刻意“雪藏”。

其三，进入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官方红学会对于钗黛的认识较以前的几十年并无本质变化。但随着印刷技术的进步，以及出版行业的市场化，各出版社相继推出脂评本的各类影印本、校排本，以吸引读者。这一时期，脂评本和脂批终于不再只是官学垄断的秘籍珍本，而渐渐地开始走向市场，走近广大普通读者的案头。按理说，这应是又一次让世人走近走近《红楼梦》作者圈，了解其尊钗抑黛之思想立场的机会。但二十世纪末的读者毕竟受过几十年的“反封建”论的影响，许多人头脑中关于《红楼梦》褒林贬薛的印象已经固化。对他们来说，脂评本和脂批过去只存在于传说之中。而现在传说中被红学界奉为至宝的脂评本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细细翻阅，竟然发现那上面脂批的观点、立场，竟然跟几十年以来官方红学会一直宣扬的捧林诬钗之论截然对立。这种自打耳光的效果，当然只会让读者顿时疑窦丛生，把怀疑的目光集中在刚刚到手的脂评本上。恰在此时，以欧阳健为代表的一批学人提出了所谓“程前脂后”的观点，声称脂评本系民国时书贾“伪造”，其正文“抄袭”自程甲本，其批语是狄葆贤从社会上征集来的晚清时的《红楼梦》评语。一石激起千层浪，立即将红学界关注的焦点由人物形象的评判，转移到了版本真伪的辨别上。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脂伪”论的观点当然是站不住脚的。譬如，“脂伪”论者偏爱以庚辰本相对于程甲本有同词脱文的现象，来指责庚辰本是据程甲本而“抄袭”。但程甲本相对于庚辰本、有正本亦存在同词脱文的现象，依同样的标准，又岂非程甲本据庚辰本、有正本而抄袭的铁证？脂批中的一些词汇，如“造化主”等，被“脂伪”论者认作晚清民国以后才有的词汇。但我们却从十六国后秦时期的汉译佛经，以及宋代僧人的佛学著作中找到了“造化主”一词。此外，程甲本、程乙本屡屡将三脂本及蒙戚三本中的特有批语混入其正文，更是足能证明脂前程后、脂父程子的决定性证据！至于对顽石神话的叙述，甲戌本的写法与程高本的写法更是高下立判、先后立辨！因而，争辩到后期，欧阳健等人只能一再修改其论点，将凡是不利于其观点的材料一律打成“伪书”，将其臆想中的某个“作伪者”扩充为一个人数庞大、前后经历了三代人的“作伪”集团，显露出左支右绌、疲于奔命的窘态。然而，“脂伪”论的出现又是具有某种必然性的。它实际上正是红学界主流观点在逻辑上无以自洽的产物。官方红学会一面将脂批当作知情人的见证，来从事作者、版本、成书等方面的研究，一面在钗黛形象解读的问题上又拒不承认脂砚斋对作者立场的见证。这种选择性失明的态度，当然最容易引起读者的不满。只不过，欧阳健等“脂伪”论者怀疑错了方向，当疑者不疑，不当疑者反斥其“伪”，正如兰良永（顺德笨鸟）所言：“脂批是封建的，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本来就属于封建社会，不可避免会有时代的局限性。而红学界多认为，曹公是反封建的，如此对立，岂能合作愉快？可脂批明明说：‘缺中秋诗，俟雪芹。’竟然合作无间啊！欧阳健紧紧揪住这个矛盾，用来指证脂批作伪。欧阳健之谬，原因很简单：有从众心理，故不加辨析，就接受了反封建红学，再以谬证谬，臆想出曹脂不容的谬论。最想突破红学心理定势的人，反而有极厚重的心理定势，这真是莫大的讽刺啊。”（见兰良永《另磨新墨话宝钗》）无论如何，这种疑错方向的“辨伪”，在客观上所起到的作用只能是阻碍和延迟人们对于脂评本原著的进一步探究和认知。

时间进入到二十一世纪，随着社会价值观的进一步多元化，官方红学会宣扬了几十年的“反封建”论，已经越来越没有吸引力。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喧嚣一时的“脂伪”论、“程前脂后”论，也被证明是学术泡沫。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与普及，广大普通读者有了接触到脂评本原著以及其它红学资料的更为便利的条件。以往价值不菲的古籍善本，如今只要轻点鼠标，就能尽收眼底。红学真正到了打破官学，跨越钗黛形象解读史上的阴阳界，回归曹、脂尊钗抑黛之立场的新时代。正如本章开头所言，最近十年来，本人笔耕不辍，连续撰写了《红楼梦：钗黛形象的B面》、《贾玉·甄玉·石头·神瑛》、《“入世”理想的盛大葬礼》、《用易术解红楼人物生日》、《早期读者眼中的钗黛袭晴》、《论宝钗》、《论湘云》等多部“钗学”专著，试图从性格品质、人际关系、才敢能力、思想意志、宗教信仰、爱情婚姻、结局归宿等多个方面重新探究曹雪芹笔下的薛宝钗，并以此为切入点，全面阐释整部小说的“大色空”主题。上述专论自出版或网上发表以来，得到了不少红友的支持，也收获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笔者相信，随着对脂评本的探究越来越深，我们对《红楼梦》，对书中的钗、黛、袭人等人物形象的认识也会越来越接近于作者的本意。最后，为说明脂评本原著对于正确认知《红楼梦》及钗、黛形象的重要性，我们引用民国时一位学者的日记来结束本文。1934年1月13日，董康在阅读了己卯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以后，写下了如下日记：
 
若红楼一书，评者皆扬林抑薛，且指薛为柔奸。余尝阅脂砚斋主人第四次定本，注中言林薛属一人。脂砚斋主人即雪芹之号，实怡红公子之代名。卷中写薛之美如天仙化人，令人不忍狎视，写其情不脱闺娃态度，纯用虚笔出之。设置二人于此，吾知倾倒宝儿者必多于颦卿也。（见《书舶庸谭》卷七）
 
尽管董康对脂砚斋的认识并不完全正确，但在脂批的启发下，他却能看出“卷中写薛之美如天仙化人，令人不忍狎视”、“设置二人于此，吾知倾倒宝儿者必多于颦卿也”，远比当时及后来甚嚣尘上的拥林派观点，更能准确地理解到曹雪芹的本意。这无疑是一个佐证，证明了脂批实乃打开曹雪芹心房大门的一把不可或缺的金钥匙！

2013年8月11日于成都